《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

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将话题扯远点，以示对巴弗尔先生的评论的抗议。因为我们认为，在中国，那种如“上古的奴隶”、“诡辩的老手”等尖酸的词语，从不用来评论一部哲学著作，更不用说用来评判那些圣贤了。

此外，我们研究一个国家的政府与政治制度，即我们所说的研究者最后研究的工作，也应建立在对他们哲学原则和历史知识的理解基础之上。

孔子曾说：“力行近乎仁，好学近乎智，知耻近乎勇。”

由于缺乏积极的军事活动的刺激，满洲贵族的高尚品格不免会出现退化、萎缩；至于中国的儒生们，他们为了在各级科举考试脱颖而出，还必须苦心孤诣，在这一过程中其知识能力仍然可以得到磨炼。不过，这也是有限的：清朝开国时伴随着满洲贵族入关而带来的那种激人奋发的精神及其影响，到眼下这个时候几乎已经荡然无存了。相应地，儒生们的智识也大大衰退，尽管读书人为数不少，但是他们失去了“魂”。

如果说某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的品德达到一定的高度，他们除了高雅的生活情趣和优美的生活环境之外别无所求，就不再会把民众的生产力量浪费在修建这些东西上面了——他们绝不会去建造庞大、丑陋的楼宇，也不会去修筑冗长、无用的公路。

歌德说：“每一种天赋之物都有自身的价值，都应该得到发展，有人只鼓励生产‘美’的东西，也有人只鼓励生产‘有用’的东西，实际上，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建设好一个国家。‘有用’的东西不必主动追求，因为这些东西是人人不可或缺的，大众自然会生产它们；而‘美’的东西则必须被追求，因为很少有人能够主动展示它——但许多人又确实需要它。”

事实上，可耻的浪费性消费不仅浪费了人民的生产力量，而且使他们的劳动果实也难以得到公平的分配。长此以往，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也就顺理成章了。

即如何对付现代欧洲工业文明的破坏力量，曾国藩侯爵——那个伟大的汉族儒生则完全失败了。一时间，中国的儒生们在欧洲现代工业文明及功利主义的破坏力量面前一筹莫展。这一现象，让人想起当年在英国，新兴的中产阶级面对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派所提出的思想和理论，也是同样的哑口无言。
　　总而言之，要有效地对付现代欧洲工业文明及功利主义的破坏力量，中国的儒生们需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但是，旧式的儒生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开放”观念，因为他们自幼在狭隘的宋代儒家清教主义（理学）教导下成长，他们不可能对另一种文明真正抱学习、交流的态度。鉴于现代欧洲工业文明的东来，他们所想到的“开放”，至多就是中国人必须拥有现代的枪炮和战舰，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