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后秦军的战略指导相比，东晋则表现得计高一筹。首先它在战争时机的选择上，选在了后秦政局不稳，人心动荡，统治集团争立仇杀，且外有西秦、大夏交侵之际；其二它水陆并进，主次配合，使振武将军沈田子和建威将军傅弘之兵出武关的牵制之师，起了吸引和消灭后秦战略机动力量的重大作用；其三它巧妙处理了借道北魏，阻止了其南下援秦的行动，即使自己摆脱了两面作战的危机，又置后秦于孤立无援的困境。在当时那种诸国纷争、斗争形势变幻无常的恶劣战略环境中，东晋悬军远征，筹划得心应手，挥洒相当自如，实属难能可贵。这使其占尽了主观指导的优势，争得了战争全程的主动地位，成为战胜后秦的重大因素。

就在灭亡后秦的同年，留在朝廷坐镇的尚书左仆射刘穆之病故，刘裕怕政权旁落他人之手，便于十二月留王镇恶、沈田子等辅其子刘义真镇守长安，自己率大军仓促东归。其后留守的东晋军队内讧，王镇恶被杀，赫连勃勃乘机取长安，关中遂为夏有，但潼关以东、直到青州，黄河以南的地区仍为东晋控制。

为了更清楚地看出刘裕北伐后秦之战的历史影响，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刘裕北伐与祖逖、桓温北伐的获胜程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虽然它们最后均因其他势力的牵制或因寡不敌众而告失败，但刘裕北伐后秦的成功及其历史影响无疑最为显著。祖逖虽然是南北对峙时期杰出的民族英雄、爱国名将，他经过数年艰苦卓绝的北伐，为东晋收复了淮水以北、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但祖逖死后，后赵连连南下进犯，攻城略地，上述地区再次易手。桓温北伐，第一次亲率大军直抵灞上（今陕西西安东），第二次击败羌族贵族姚襄，收复洛阳，但后来桓温返回江南，洛阳及其它收复的地盘又相继失守。

刘裕北伐后秦之战，虽然关中很快就得而复失，但这次北伐有三方面重要的历史影响。首先，这次北伐将潼关以东、黄河以南的大片地区收归东晋版图，使东晋及以后的宋与北魏之间出现了广大的缓冲区，以后宋、魏之间的战争大都在这一缓冲区进行，保证了南方长江流域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

其次，刘裕前后两次北伐，消灭了北方的两个政权，“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都”，为东晋以致其后南朝的生存，消除了肘腋之患；同时，又可以说刘裕北伐消灭南燕和后秦，间接地为北魏统一北方扫清了道路。
第三，刘裕北伐后秦之战还有一层更深刻的意义，就是他不断举兵北伐，实际上是王导、桓温、谢安奉行的“镇之以静”、以攻为守的军事策略的继续。这一点，对东晋和后来的南朝都很重要，正是因为刘裕及其后继者奉行“镇之以静”的方针，才有了南朝初年“元嘉之治”的出现。

因此可以说，刘裕所策动的北伐，尤其是北伐后秦之战，是东晋北伐历史上最成功的，也是影响最深远的。虽然刘裕北伐，还抱有个人或集团的目的，但它并不能影响我们对其历史作用进行客观的评价。
司马光叙述刘裕北伐成功后匆忙东归，关中复失时，大发感叹：“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艰难，失之造次，使丰、鄗之都复输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坚凝之难。’信哉！”。不像司马光只是大发感叹，王夫之一言点破了长安得而复失的原因：“刘裕灭姚秦，欲留长安经略西北，不果而归，而中原遂终于沦没。史称将佐思归，裕之饰说也。……夫裕欲归而急于篡，固其情已”。
但王夫之仍然肯定了“裕之北伐,非徒示威以逼主攘夺，而无志于中原者，青泥既败，长安失守，登高北望，慨然流涕，志欲再举”；他还将刘裕与曹操相比较，称其用人虽有不足，而“为功于天下，烈于曹操”，显然也包括了对刘裕北伐成功的肯定。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关中的得而复失，根本的原因还是刘裕受限于东晋的实力以及北魏对东晋的牵制，因此他不可能坚守长安，更不可能统一北方。换句话讲，不是刘裕不想成就统一的大业，而是当时南北统一的条件还未具备，时机尚不成熟。其后，北魏统一了北方，再后隋统一了全国，才真正实现了南北统一的局面。从这一点来看，刘裕北伐后秦的成功，可以算作一支插曲，它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这一轮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从而大统一的进程中，把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了一步。

不错不错，道长辛苦了

姚恢这货智商上线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