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曾经有很多理想,比如看戏的时候想做丫鬟,因为手里总是拿着托盘,里面不是点心就是水果。又比如想做电影院卖票的,或者放电影的,这样可以从早到晚看电影。又曾经想做售货员,因为可以站在神秘的柜台里,又卖东西又收钱。
这些理想统统被老保姆呵斥为犯贱。而且到现在没有一项是实现了的。
不过,售货员倒也做了差不多两星期。业余的。不拿钱,犯错了还得老板自己替我兜着。
住在旧金山的那一年,禁不住天天刮大风晚上雾水浓,经常犯头疼。于是有一天去了朋友推荐的一家中医馆。医生原来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的主治医生。我称他为J 医生。
J 懂针灸和临床医学,在旧金山的某条街上开了一家中医馆。我那段时间常去他那儿看病聊天,替他擦擦室内植物叶子的灰尘,在他忙着针灸的时候帮他招呼病人填表,也帮着按方子称药材分包,一来二去很快就熟络起来了。
店里还有一个女雇员,之前是上海某医院的医生,来美国后在J医生这儿做帮手,主管针灸室。她总是黑着脸,冷冰冰地和J医生打招呼,然后一言不发走进针灸室做消毒和辅助工作。
不久,这个女医生就辞职了。J医生忙里忙外,一时间请不到人补上空缺。我于是自告奋勇,说可以替他站柜台招呼顾客和病人。不拿钱,就当是义工。
J医生同意了,他交给我一叠空白挂号表,又细细教我收款,特意交代收款机里的每一项程序,最重要的是别按错了收税的那个键。我一边听一边点头,直到他说完了,我的头也点酸了。接着在J医生的监督下实习了半天,买卖也算是顺当。就这样无证上岗了。
中医馆的这条街属于墨西哥人居住最多的区域,所以 顾客最多的是墨西哥人,而且多数是男人。进来十个里面起码八个是要买壮,阳药的,还厚着脸皮笑嘻嘻地看着我。这时候,J 医生就会从里面出来,把他们骂走。当然,他们临走前还是买东西的,多数是花旗参冲剂。我没问他们怎么知道花旗参的,估计是华人传播的效应。
这天又来了几个墨西哥人,都是买花旗参茶的,几个人合着一张支票付款,我看支票没毛病,就收了,做成了一单买卖。第二天,J 医生说,那伙墨西哥人昨天给我的是一张“嘣票”。
嘣票就是收不到钱的支票,空头支票。账户里没钱的。我大吃一惊,说要赔钱给J 医生。J 不答应,说我没经验,吃亏上当不意外。我过意不去,忙没帮着多少,倒叫医生亏了钱。
下一天,来了个亚洲女人,干瘦干瘦,年纪五十岁开外。她进门一边咳嗽一边递给我病历。我一看上面写中文“阮春英“,不就是越南人吗?于是我用英语说,J 医生在里面做针灸,很抱歉要你等一下,大概二十分钟。她瞪了我一眼,忽然用明显带广西口音的粤语对我说:”我是熟客啦,你是新来的?不要看见人来就说英语,我懂广东话啦。”
我指着阮春英的名字说:“你不是越南人吗?”
“鬼啦!越南人也很多人懂广东广西话啦!”
我无语了,笑笑,然后她坐在沙发上,呻吟着活动着脖子,咳嗽着。
外面起风了,黄昏的风和白雾,飘过来飘过去,显得有几分凄凉。
我瞟了一眼阮春英的病历,高血压,腰椎间盘突出症,类风湿关节炎,,,我把她的病历放在候诊台上,回头整理药柜子里的中药碎渣渣,把残渣清走,把新的放进去。看了看针灸室,J 医生还没出来。
忽然,阮春英大声说:“你这么年轻,没去找个赚钱的工作啊?”
我说,我这段时间来看病的,顺便帮J 医生看看柜子而已。她哼了一声,又在捏自己的脖子,看着我摇摇头。
室内的气氛很沉闷,针灸室的门紧闭着,没一点动静。里面的患者是一个意大利大胖子要针灸加推拿,我估计J医生对他那身肥肉是捏得筋疲力尽昏死过去了。
冷不防,好不容易咳嗽声少了的阮春英又大声喊起来了:“美国来了就要赚钱,五六年了还赚不到十万美金,你就不要来了,也不要做人了!”
我吓了一跳,算了一下,我来美国刚好一年。她说的不要做人了,跟我暂时没关系。我继续干活,看着窗外的暮色,心想着等J 医生出来,我就回家。
大胖子终于哼啊唧啊地走出来了,坐在阮春英旁边吃力地绑鞋带。J医生带着一身浓重的活络油味儿走到柜台前,看着阮春英的病历。
“来吧。”他对阮春英点点头,疲惫地走向针灸室。
我抓紧时间对J医生的背影喊:“我回家了。”
这时跟在J 医生身后的阮春英又高喊起来:“真的,五六年还赚不到十万美金,就不要做人了。”
J医生好像没听见似的,他转过身,脸上的表情因为疲劳而麻木了。他对我点点头,沙哑着嗓子说:“明天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