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恢复之后，我开始在汉普斯顿的皇家免费医院----我曾接受过治疗的地方做一名临时秘书。起初我只是做给X光卡归档的简单工作，后来我学会了X 光摄影法，并成为一位内分泌学专家的得力医学秘书。这时我开始感到自己惟一名受挫的医生，尤其是当时我广泛地阅读了有关人体经络对人的影响的资料，了解到复杂的经络系统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的生理和精神健康。但是我并没有认真考虑投人到正规的医学训练中去，因为那时我已非常倾向于选择性疗法，这要归因于我和雷切尔的经历以及一个好朋友的影响。七八年过去了，尽管雷切尔在短时记忆上有些问题，而且这种问题可能在以后的岁月里中还要困扰她，但我已经亲眼目睹她较之前的绝大好转。我确定自己默默的祝福她康复的意愿起了作用。并试着充分相信自己的力量为朋友们提供一些私下的建议。
命运多舛，1990年，我在一个超市被洒在地上的牛奶滑倒，摔伤了尾骨。神秘而又深刻的转变不常发生，一次却成为了事实。历经长期的疼痛和令人头脑麻木的文牍工作、法律求助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我获得了一些经济赔偿，然而与此同时，我也被迫辞去了所从事的全职工作。恰巧关于我有治疗能力的话被传开来，这样我可以通过在家为人看病来维持生活。

我去那儿为的是打开局面，我提醒自己事情不可能立即好转，更不能奢求完美。后来几年中，随着戴安娜和我关系的密切，会诊的初衷也逐渐改变了。戴安娜的惊人之处在于她非常容易接受别人可能已经抛弃的思想。
这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就表现了出来。一段时间之后，她或许感觉到自己体内的一些情绪毒素已被驱走，于是问我是否也可以同样驱走楼里的毒素，并建议我将来可以消除肯辛顿宫里的幽灵。我对此还没有准备，其实她也没有准备。这样，在我们建立了深深的信任之后，我才第一次拜访了她宫中的家。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时，我向她询问她的住址，她难以置信地大笑起来，说我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惟一不知道她住哪儿的人。
1996年我父亲去世后的几个月，我极度悲伤，根本无法工作。在我悲伤时给予我帮助的人中就有戴安娜。她本人刚刚于一年之中经历了失去深爱的父亲的痛苦和与查尔斯王子分居的创伤。与父亲以往不快的经历并没有遏制她悲痛的程度。实际上，如果过去的伤害和误解不能在父母去世前得以化解、止于平息，相反却随父母之灵柩长埋于地下，这会加倍增加儿女的痛苦。可是在 1996年情形却大为不同，那时有戴安娜，支持我，拥抱我，陪我一起哭泣。不论她在何处，白天或黑夜，她都愿与我在电话里谈心并尽其所能帮助我。她有着医疗师的本能，这一点我现在才明白。有一段时期，我不得不问戴安娜。这儿到底谁是治疗师？因为我经常跟她谈起我很少同他人谈及的我自己生活中的烦恼。她非常支持我，真心地关注我的恐惧与担心，正如她在家庭中所做到的。举例来说，当我初见她时，我正面临体重方面的问题。两年前，由于一场认真的感情关系破裂，使我体重增加并很难从这件事的阴影中解脱出来。

我向戴安娜谈及此事，得到了她的理解和有益的建议。她分析说，这场关系的破裂在感情上给我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为了自我保护，也为了身体上证明两人的关系曾稳固且真实，我把注意力转向了体重。她曾经把我的体重描绘成盔甲，既可以保护我免受更深的伤害，又可以排斥别的男人的追求，从而避开潜在的有可能造成伤害的感情关系。也许是巧合，我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的这一生理问题，并逐渐减去了多余的体重。到那时我们的关系已稍有改变，因为我们已成为朋友，她也开始信任我并在需要时听取我的建议。我尽自己所能，全心全意地帮助她，而且我永不会忘记正是戴安娜，用她所有的耐心和慷慨，帮我捡起疯狂破碎的自我，重新生活和工作。仅是这一份给予支持和力量之礼，都值得以最深的情意，感激和尊敬并永远记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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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