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礼是古代重要礼仪制度之一，属“五礼”(吉、凶、军、宾、嘉)中的嘉礼，它是给即将步入成年人行列的男子加冠的礼仪。冠礼起源于早期社会的“成丁礼”。西周至春秋战国间，天子、士绅和百姓之家，率皆行冠礼。唐、宋时，行汉家礼仪，天子、皇太子、亲王、品官等，都有等级悬殊的冠礼。元、清二朝，蒙古贵族和满族贵族入主中原，皇室权贵不行冠礼，仅民间略有遗风。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尽复华夏之制，冠礼也得以复兴。洪武元年(1368)，太祖下诏制定冠礼，从皇帝、皇太子、皇子、品官，以及庶人，都有各自的仪式，冠礼遂成为明朝典章制度的一部分。
　　冠礼的程序，由西周至明朝，大体遵循《仪礼·士冠礼》中的仪式，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冠礼前的准备工作，包括筮日、戒宾、筮宾、宿宾、为期等；二是冠礼的正礼，包括陈服器、就位、迎宾及赞者、始加、再加、三加、宾醴冠者、见母、字冠者等；三是正礼后之诸仪，包括冠者见兄弟、赞者、姑姊，冠者执挚见国君、乡大夫、乡先生、醴宾、归宾俎等，以示感恩谢意。只是因时代的不同稍有差异。

　　当前，学术界对冠礼的研究，多侧重于冠礼制度的渊源、早期的程式以及概貌性的描述，对秦汉以后冠礼的研究尤为缺乏。许多人认为，冠礼自南北朝以后，“由于社会的巨变、外族文化的传入以及古代礼书文字晦涩难懂等原因，冠礼的命运与《仪礼》一样，逐渐被政府和学者们所冷落，也逐渐被社会所淡忘，真正实施的人甚少，即使行之，也是草草了事……宋元明时期，研习冠礼的学者寥寥无几，尽管也有司马光、朱熹等学者力倡恢复，却收效甚微。清代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1]18但从史料看，虽然宋元明时期，冠礼之风不如先秦盛行，但始终没有退出人们的生活。在明朝，冠礼仍然是人们生活的组成部分。
　　然而，学界对明代冠礼的研究却非常薄弱，笔者至今没有发现有关明代冠礼的学术性研究，自然谈不上对皇室冠礼的探讨。因此，本文拟就明皇室的冠礼进行初步考述。

　　(二)皇太子冠礼
　　皇太子是法定皇位继承人，成年礼的举行，意味着皇太子开始参与处理国家政务，政治地位得以巩固，故冠礼意义重大。也正如此，皇太子冠礼之制因立储之争而充满变数。
　　皇太子冠礼初定于洪武元年(1368)(12)。据《大明集礼》记载，皇太子冠礼，“参用周文王、成王冠礼之年，近则十二，远则十五。天子自为主，设御座于殿庭，设冠席于殿之东壁，择三公太常为宾赞，三加冠，祝醴、祝辞、醮辞、字辞，悉仿周制”(13)。
　　成化十四年(1478)三月，宪宗给皇太子祐樘(孝宗)行冠礼，前一日，“遣抚宁侯朱永祭告太庙”，次日举行冠礼(14)。这次所用的冠礼是成化十三年专门制定的，它与洪武元年所定皇太子礼略有不同，最大变化有二：一是举行地点从奉天殿改为文华殿，二是在三次加冠的每一次加冠时增加了极为重要的祝词、醮词和宣敕等内容，取代了原来简单的“敕字”内容，使仪式显得更为隆重，增强了冠礼的宣教功能。

已加精

　　二、明代皇室冠礼特质
　　自先秦时定冠礼之制，迄至明代，虽历经数千年，冠礼的基本程式和要旨大体未变，这也反映了中华传统礼制极强的继承性。然而，毕竟时势变迁，明代的冠礼不乏自己的时代特点，尤其是皇室冠礼在实际举行时，多有变通之处，并非对前代的简单重复。在此，我们尝试对明代皇室冠礼进行多角度的分析，以勾勒出其主要特征。

　　(二)不同皇室成员冠礼的异同
　　皇帝、皇太子和亲王等，由于政治地位的不同，其冠礼有明显的区别。结合《大明集礼》《明会典》《明史》和《明实录》中所记的各项仪程，皇室成员冠礼的席位、冠服、宾赞者、祝词、醴词等均不相同，这种不同就是为了反映等级的差异性。

　　(三)皇室冠礼与品官、庶人冠礼的区别
　　洪武元年，明太祖颁布皇室冠礼时，同时颁布了品官和庶人冠礼之仪，“纤悉备具”，只是品官百姓行冠礼者不多，“自品官而降，鲜有能行之者，载之礼官，备故事而已”[2]1380。即便各地有行冠礼之法者，也多简略从事，且呈现不同的地域特点[4]420-421。不过，就制度本身的规定而言，皇室冠礼之隆重和繁琐显然是官民冠礼所不能比拟的。
　　第一，三加之冠不同。品官冠礼一加缁布冠，再加进贤冠，三加爵弁。庶人冠礼一加巾，再加帽，三加僕头。皇室冠礼所加之冠如上所议。冠的级别随着冠者的社会地位不同而不同，体现明显的贵贱之分。
　　第二，行礼地方不同。皇帝、皇太子、皇子行礼于奉天殿，皇太孙行于华盖殿，亲王行于王邸。品官庶人行于家中正堂或祠堂。
　　第三，宾赞者的差异。皇室冠礼宾赞者都是朝中地位很高，德高望重之人。品官和庶人冠礼的多是本地或本旗德高望重的亲长祖人等。
　　第四，拜礼对象不同。皇帝冠礼结束后拜见皇太后；皇太子冠礼后拜见皇太后、皇帝、皇后；皇子如皇太子仪；品官冠礼后拜见诸亲；庶人冠礼后拜见父母、见乡先生及父之贽友。
　　第五，冠礼规模不同。皇室冠礼规模比较宏大、隆重，各种礼仪比较繁琐，礼制比较严格，且礼仪用品主要以金、银、玉等上等品为主，涉及人员也比较多。士庶冠礼相对来说规模较小、礼仪礼制也没有那么严格，礼仪用品简单，涉及人数也少。且皇室冠礼用乐，品官和庶人冠礼都不用乐。

　　三、皇权运行的工具
　　行冠礼在明代皇室成员中相当流行，原因是礼在皇权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洪武年间重新修订的冠礼，主要是运用于皇室亲族。由于皇权运行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皇室成员在举行冠礼时，虽有严格的制度，但没有拘于固定的年龄、程式、地点和内容等。以年龄为例，虽然《明会典》谓：“太子皇孙年十二或十五始冠”，许多皇室成员都没有遵守这一时间规定，究其原因，大多与皇权的影响有关，具体而言，是与皇帝、皇太子特殊的身份有关。
　　景帝朱祁钰之子、怀献太子朱见济行冠礼于景泰四年二月，其时年龄不过8岁(30)。提前行冠礼的原因是景帝废原英宗太子，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以作皇位继承人，通过行冠礼，以诏告天下和祖宗社稷，使更换皇太子合法化。
　　武宗朱厚照做太子行冠礼尚不足5岁。原因在于他是孝宗和皇后张氏的嫡长子，像他这样既为嫡子又是长子自然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实际上，纵观明代十六帝，只有武宗一人真正是以嫡长子的身份登基，虽然他生母的身份曾一度遭人怀疑。孝宗的张皇后在结婚5年后没有生育，遭到众官员的非议与指责，孝宗和皇后都承受巨大压力，朱厚照的出生不论对国家社稷还是对孝宗、张皇后都意义非凡。所以，朱厚照出生仅5个月，就被册封为皇太子，并在他4岁半时就举行了高规格的冠礼(31)。武宗的冠礼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传宗接代，更重要的是它关系到皇权的顺利承继和国家的稳定。

　　明朝皇帝为何除熹宗之外都在登基之前、哪怕只是三五岁的孩童之时就要举行冠礼呢？这主要与冠礼所赋予的政治意义有很大关系。按规定，通常，皇室成员只有行冠礼后才能取得以下权利：第一，取得宗法制度所规定的皇位继承权的可能性。第二，开始享有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如接见外朝大臣等。第三，开始享有处理国家(藩国)政务的权利；第四，享受选妃、结婚和生子的权力。第五，取得参与皇室(封国)祭祀的权利。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已经确立为太子的皇子，他们的冠礼举行的都非常早，而迟迟不被册立为太子的皇子，其冠礼被一推再推，普通皇室成员的冠礼则大多能如期举行。
　　综上，明朝皇室颇重视冠礼，皇帝、太子、皇子等各有其严格周详的制度。明代皇室冠礼对先秦冠礼多有承袭，同时也有时代特色。明代的皇室冠礼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它不是单纯的成年礼，更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象征。这种政治权力伴随着冠礼的举行而产生，在皇权运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然，皇室是以皇帝为中心的特殊群体，或者说，这个群体是以皇帝的存在为前提的，明代的皇室既有皇帝的“家室”，更有服务于皇帝及其家室的群体。尽管明代不乏短暂的皇后主政、权相和宦竖弄权的时期，但他们都不过是行使了部分皇权或者说是皇权独断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冠礼就是其中之一。

　　注释：
　　①对冠礼较早关注的是民俗学家江绍原，他在1926年的《晨报副刊》上以《中国古代的成人礼》为题陆续撰写十余篇文章，对古代的成年礼(冠礼)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陈述。此后，杨宽于1962年在《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发表的《“冠礼”新探》一文，结合文献、文物和田野资料，对冠礼的起源与功能进行了全新的阐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近20年间，在通史性的文化及社会生活史研究中，冠礼多有提及，如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第9章《冠者礼之始也：冠礼》即有较为全面介绍(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②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0～421页。
　　③《明太祖实录》卷30，“洪武元年二月壬子”，“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刊本，1962年(下同)。
　　④《明太祖实录》卷36(下)，“洪武元年十一月丙寅”。
　　⑤《明太祖实录》卷56，“洪武三年九月”。
　　⑥《大明集礼》卷23(上)《嘉礼七·天子加元服》。
　　⑦《明熹宗实录》卷4，“泰昌元年十二月戊辰”。
　　⑧谈迁：《国榷》正编卷77，“熹宗天启元年正月”，中华书局1958年版；《明熹宗实录》卷五，“天启元年正月丁酉”。
　　⑨《明神宗实录》卷266，“万历二十一年十月己巳”。
　　⑩《明英宗实录》卷80，“正统六年六月辛未”。
　　(11)《明神宗实录》卷34，“万历三年春正月辛亥”。
　　(12)《明太祖实录》卷36(下)，“洪武元年十一月甲子”。
　　(13)《大明集礼》卷23(下)《皇太子加元服》，嘉靖九年内府刊本；《明史》卷54《礼八》，第1378～1380页。
　　(14)《明宪宗实录》卷176，“成化十四年三月癸亥、甲子”。
　　(15)《明世宗实录》卷296，“嘉靖二十四年二月丙辰”。
　　(16)《明世宗实录》卷346，“嘉靖二十八年三月乙亥”；万历《明会典》卷64《冠礼二·皇太子冠礼》。
　　(17)《明神宗实录》卷365，万历二十九年十一月乙未；另见《明史》卷54《礼八》，第1382页，文字略有出入。
　　(18)《明太宗实录》卷121，“永乐九年十一月丁卯”。
　　(19)《明英宗实录》卷216，“景泰三年五月甲午”；《明宪宗实录》卷1，“天顺八年正月”。
　　(20)《明英宗实录》卷226，“景泰四年二月甲辰”。

　　(21)《明宪宗实录》卷176。
　　(22)《明孝宗实录》卷110。
　　(23)《明世宗实录》卷346。
　　(24)《明神宗实录》卷365。
　　(25)参见顾诚：《明代的宗室》，《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6)《明宪宪实录》卷290，“成化二十三年五月丙寅”。
　　(27)《明太祖实录》卷36(下)。
　　(28)申时行等，万历《明会典》卷65《冠礼三·亲王冠礼》，中华书局1989年版。
　　(29)王聘珍：《大戴礼记集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
　　(30)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31《东宫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
　　(31)《明孝宗实录》卷110，“弘治九年三月已亥”。
　　(32)《明神宗实录》卷266，“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己巳”。
　　(33)《明神宗实录》卷268，“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癸丑”。
　　(34)《明神宗实录》卷294，“万历二十四年二月壬寅”。
　　(35)《明神宗实录》卷308，“万历二十五年三月甲午”；卷312，“万历二十五年七月壬子”；卷328，“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戊申”；卷365，“万历二十九年十一月乙未”。

　　【参考文献】
　　[1]戴庞海.先秦冠礼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2]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龙文彬.明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8.
　　[4]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