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2-938-943，
太上业报因缘经卷第四
38， 2-944-947，
太上业报因缘经卷第五
39， 2-948-964，
太上业报因缘经卷第六
40， 2-965-970，
太上业报因缘经卷第七
41， 2-971-975，
太上业报因缘经卷第八
42， 2-976-979，
太上业报因缘经卷第九
43， 2-980-1001，
太上消魔宝真安志智慧本愿大戒上品
44， 2-1002-1033，
太上洞玄灵宝真一劝戒妙经
45， 2-1034，
元阳上卷超度济难经(S.482)
46， 2-1040-1062，
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
47， 2-1063，
太上洞玄灵宝中元玉京玄都大献经(S.3061)
48， 2-1066，
天尊为一切众生说三涂五苦存亡往生救苦拔出地岳妙经(P.2348)
49， 2-1078-1086，
灵真戒拔除生死济苦经
50， 2-1087-1110，
上清三真旨要玉诀
51， 3-1111-1129，
十戒经
52， 3-1130-1148，
老子十方像名经
53， 3-1149-1258，
道德经(五千字本)
54， 3-1259-1294，
道德经(非五千字本)
55， 3-1295，
道德经想尔注(S.6825)
56， 3-1321-1372，
道德经河上公注
57， 3-1373，
道德经颐欢注(拟)(S.4430)
58， 3-1379，
梁武帝老子讲义(拟)(贞松堂)
59， 3-1382，
老子道德经开题序诀义疏(拟)
60， 3-1412，
道德经李荣注
61， 3-1437，
道德经唐玄宗注(P.3725)
62， 3-1441，
道德经玄宗疏
63， 3-1462，
老子道德经义疏卷第五(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续)
64， 3-1478，
玄言新记明老部(P.2462)
65， 3-1487，
道德经解题书(S.6044)
66， 3-1488-1515，
道德经序诀
67， 3-1516，
道德玄经(P.2002)
68， 3-1530-1593，
南华真经
69， 3-1594，
太上洞玄灵宝真一五称经(P.2440)
70， 3-1622-1634，
文子道德第五(通玄真经)
71， 3-1635-1649，
灵棋卜法
72， 3-1650，
太平部卷第二(S.4226)

《敦煌道藏》（全五册）
李德范辑
就数量而言，除了佛教文献，敦煌遗书中位居第二位的应是道教文献。但由于客观条件和研究者兴趣所限，对敦煌道经的整理和研究则相对滞后。敦煌道教文献基本材料的整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尽可能全面地著录分散于各处的敦煌道经写本，二是公布清晰的图版和相对准确的录文，两者结合的成果纔是敦煌道教文献研究深入的基础和前提。最早偿试对敦煌道教文献做全面搜集、整理的是日本学者大渊忍尔氏，他先出版《敦煌道经目录》（法藏馆，1960年），当时仅著录了373件敦煌道经写本。经过不懈的努力，到70年代末，他著录的敦煌道经已增加到496件（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编》，福武书店，1978年），并刊布了300多件敦煌道经写本的图版（《敦煌道经·图录编》，福武书店，1979年）。从此，大渊氏的《目录编》和《图录编》两大巨著，成为研究敦煌道教文献所不可或缺的基本资料集。
然而，随着各国和各地敦煌文献不断新获公布，敦煌道经数量也在不断增长。我在90年代末曾做过很不完全的统计，其时已达610件（刘屹：《敦煌道经目录编补遗》，《北京图书馆馆刊》1999年3期，115-119页）。至今，这个数字还应有所增加。因此对大渊氏两部巨著的补订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现在看来，这一工作完全可以由中国学者来担当和完成。首先，据我所知，即将推出的《中华道藏》已将敦煌道经中所有藏外佚经都详加释录，力图提供一个相对可靠的录校本，祇是未附图版。此外，王卡先生正在做一个对大渊目录的全面和全新的补遗工作，不仅补充著录大量近年新公布的敦煌道经，而且还对大渊目录中定名错误和未能比定的残卷多有补正。这将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敦煌道经目录。王卡先生此目录一出，在敦煌道经著录方面的工作似乎就可暂告一段落。因为敦煌道经数量虽然还会有增加，但敦煌道经的经典范围已经确定，也许很难再有特别重要的孤本秘籍突然现世，再有的多是比较常见经典的不同写本碎片而已。

如果说敦煌道经的著录与释录方面或许分别值得期待一个阶段性成果的出现，在敦煌道经图版的刊布方面，可能还要有一段路要走。不仅在国内没有，就是在国际道教学界也一直没有一部补充和增订大渊《图录编》之作。这与敦煌道经近年新的公布形势和前述在著录和释录方面的进展相比，显然是不协调的。因此李德范先生编辑的《敦煌道藏》在吸收新公布的成果以补充大渊两书不足方面具有相当的价值。在任何领域中，对基本材料做这样踏实的搜集、整理工作，其人和其书都是值得敬重的。大渊《图录编》祇刊布了300多件写本的图版，而本书则影印了500多件道教相关文献的图版。其差别主要在于：大渊祇将每种敦煌道经选择一个写本影印，如《度人经》至少有12件，大渊在《目录编》著录了11件，在《图录编》祇刊布P.2606一件；而本书则一举刊布了11件的图版。使我们可以同时看到一种敦煌道经几乎全部不同的写本，这就大大方便了学者翻检和利用敦煌道经，尤其是对校勘敦煌道经文本的学者而言，更是受益非浅。
本书在刊布敦煌道经图版方面将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成果。这样说，是因为无论从敦煌道经目录学的角度，还是从图版的影印、制版等技术角度来看，本书还不能算是在最佳时机的最佳成果。日后如能充分吸收王卡先生目录的成果，并在图版方面摆脱对几十年前的显微胶卷和《敦煌宝藏》的依赖，纔算具备完成这一工作的必要条件。所以在此，除对编辑者辛勤劳动表示感谢外，主要想就本书的编辑体例和收录范围等问题略陈己见，或许对将来编辑一个全新且完备的敦煌道经集成有所帮助。
首先，“敦煌道藏”的名称是否合适？用这一名称来称呼这批敦煌道经，在学界是不多见的。本书没有说明从何种意义上来称这些敦煌道经写本为“敦煌道藏”。如果仅仅是为了给这些道经写本加个统称，这是很不准确的。因为“道藏”一般是指一个大规模、成体系的道教经典集成，而且其名称也不应带有地区性色彩。如果本书有着将这些敦煌道经写本与唐代道藏甚至明道藏相比较的用意，就更需要谨慎。以往曾有“敦煌大藏经”之称，那是将敦煌佛经写本按照《开元释教录》这一中原地区佛经目录的结构框架重新编排，希望能基本复原出一部曾在敦煌留存的佛教大藏经。但是这样做首先面临的问题即：《开元释教录》是否适合敦煌当地佛教的特殊情况？其次是如果缺失的经典过多，其复原的意义还有多大？即如“敦煌大藏经”，现在全部敦煌佛经的种类还占不到《开元释教录》著录佛经总数的五分之一，也就没有充分的根据来确认《开元释教录》与敦煌佛经之间是否有、或有怎样的对应关系。就敦煌道经而言，已知的600多件写本，祇属于大约100多种道经。虽然我们还不十分清楚唐代道藏的具体构成，甚至连类似《开元释教录》那样的唐代道藏目录也没有保存下来，但当时道藏经典的总数不会少于“一千余卷”（详见拙稿：《唐前期道藏经目研究：以〈南竺观记〉和敦煌道经为中心》，即刊）。目前所存的敦煌道经与此数相比，大约祇占当时全部道藏卷数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通过敦煌道经祇能窥测到唐代道藏很小的局部，因此，用这样有限的道经而想复原出当时的道藏，实在难以达到。所以我觉得还是慎用“敦煌道藏”之名，直接用“敦煌道经集成”或“敦煌道教文献集成”比较合适。

原帖有误，第一楼十世纪初，应是十九世纪初。

有没有敦煌道教实用特效的中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