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论回鹘文化对契丹的影响【辽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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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回鹘文化对契丹的影响

序言

契丹是辽朝的建立者，他们自唐伊始就与当时游牧于漠北的另一古老民族——回鹘（今维吾尔族与裕固族的共同祖先）有了相当密切的接触。9世纪中叶，漠北回鹘汗国灭亡，部众远离故土，西迁至中亚、西域及河西走廊一带，先后建立了哈喇汗王朝（10世纪中叶～1212）、高昌回鹘王国（848或856～1238）、甘州回鹘国（9世纪末～1028）与沙州回鹘国（1036～1070？）。尽管二者相隔万里之遥，但他们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却从未间断，构成我国北方民族关系史上的一种奇特现象。对此，学界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研究，涌现出丰富的研究成果，荦荦大端者有王日蔚《契丹与回鹘关系考》（《禹贡》第4卷第8期，1935年，第631～639页）、李符桐《回鹘与辽朝建国之关系》（台北：文风出版社，1968年，收入《李符桐论著全集》第2册，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第263～405页）、肖之兴《回鹘后裔在辽朝“共任国事”》（《民族研究》1980年第4期，第22～25页）、苏北海《回鹘族在辽代的贡献》（《新疆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第15～22页）、程溯洛《论辽金与回鹘的关系》（《辽金史论集》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9～89页）、张云《回鹘与辽的关系》（《西北历史研究》1988年号，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84～100页）、刘正民《辽代杰出的回鹘后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第11～16页）、于宝林《回鹘建政及其对契丹的影响》（《契丹古代史论稿》第3章第3节，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第152～163页）、李红侠《从两族关系上看回鹘对契丹的影响》（《阜新辽金史研究》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第174～177页），等。但是，由于受史料所囿，这些研究都主要侧重于政治、经济方面，至于二者间的文化关系，却一直无人问津。十余年前，我国著名北方民族史研究专家程溯洛先生即以“契丹文化与回鹘文化的交流资料很少，研究也未开始”为憾，呼吁研究，[1]但迄今仍无大的进展。1997年8月，“中国北方民族文化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赤峰召开，会上笔者与张碧波先生同时提交了研究回鹘与契丹族源及传说的论文。张先生重点考察回鹘与契丹在族源文化上的异同，笔者则论述契丹族源传说对回鹘的借用。[2]这些无疑将契丹—回鹘文化关系的研究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近年读书时，在族源传说外又偶有心得，现笔录于后，供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雅博君子批评指教。

一回鹘社会生活对契丹的影响

回鹘与契丹发生联系，最早可追溯到唐朝。有唐一代，回鹘主要活动于漠北，天宝三年(744)，回鹘首领骨力裴罗（744～747年在位）自称骨咄禄毗伽可汗，以乌德鞬山（今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山）为中心建立了雄强一时的漠北回鹘汗国（744～840）。汗国极盛时，东役奚、契丹，北辖九姓，西抵黠戛斯（即今新疆柯尔克孜族和中亚吉尔吉斯人的祖先），南邻唐，尽有漠南、漠北相当广大的地区。

回鹘强盛时，契丹为其臣属，回鹘遣使“监护其国，责以岁遗”。[3]《资治通鉴》也记载说：“初，奚、契丹羁属回鹘，各有监使，岁督其贡赋。”[4]直到会昌二年（842），在奚和契丹中仍有“回鹘监使等八百余人”。其酋长的印信也由回鹘颁给，直到9世纪中叶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后才改由唐朝颁发：

会昌二年（842）九月，制：“契丹新立王屈戍，可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上言：“屈戍等云，契丹旧用回纥印，今恳请闻奏，乞国家赐印。”许之，以“奉国契丹之印”为文。[5]

契丹王屈戍，武宗会昌二年（842）授云麾将军，是为耶澜可汗。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奏契丹旧用回鹘印，乞赐圣造，诏以“奉国契丹”为文。[6]

有的契丹人沦为回鹘的奴属，“为回纥牧羊”：

传曰：契丹旧为回纥牧羊，达靼旧为回纥牧牛。回纥徙甘州，契丹、达靼遂各争长攻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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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治通鉴》卷246，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7967页。
[5]《旧唐书》卷199《契丹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5354页。
[6]《辽史》卷63《世表》，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956页。
[7] 王明清《挥尘录·前录》卷4王延德《使高昌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第36页。《宋史》卷490所录无此段文字。
[8] 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卷8《授历支特勤以下官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3页。
[9]《新唐书》卷217《回鹘传》下，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6132页。
[10]《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213页。
[11]《辽史》卷1《太祖纪》，第8页。
[12]《辽史》卷2《太祖纪》，第20页。
[13]《辽史》卷2《太祖纪》，第21页。
[14]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6《高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46页。其中“斜合里皮”，原文误作“斜合、黑皮”，今改。这是西域出产的一种獐子的皮，宋人笔记又写作“徐吕皮”。
[15] 王日蔚《契丹与回鹘关系考》，《禹贡》第4卷第8期，1935年，第633～634页。
[16]《辽史》卷37《地理志》，第441页。
[17]《辽史》卷22《道宗纪》，第262～263页。
[18] [宋]胡峤《陷北记》，载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8页。
[19] [宋]洪皓《松漠纪闻》卷下，《辽海丛书》第1册，沈阳：辽沈书社，1985年，第210页；[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7，第256页。
[20]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1、2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05、246页。
[21] 仁爱君《回鹘“楼居”与契丹“四楼”之关系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第138～145页；《对敦煌遗书“楼上”一词的释义——兼谈敦煌文化在研究游牧民族的文化传承中的贡献》，《敦煌研究》1999年第1期，90～95页。
[22] 仁爱君《契丹史事揭要》，哈尔滨出版社，2001年，第196页。
[23]《辽史》卷30《西辽始末》，第356页。
[24] Th. Thilo, Ein Chinesischer Turfan-text aus der Zeit der Qara-Qitay, Scholia. Beiträge zur Turkologie und Zentralasienkunde. A. von Gabain zum 80. Geburtstag am 4. Juli 1981, Wie【请使用文明用语】aden, 1981, pp. 201-205.
[25] P. Zieme, 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 im Uigurischen Königreich von Qočo. Kolophone und Stifter des alttürkischen buddhistischen Schrifttums aus Zentralasien (= Rheinisch-Westfäl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d. 88), Kleve, 1992, pp.31-32.
[26]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1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432页。
[27]《南齐书》卷57《魏虏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985页。
[28] 王民信《辽史“契丹语官名”杂考》，氏著《契丹史论丛》，台北：学海出版社，1973年，第140页。
[29] 王民信《辽史“契丹语官名”杂考》，第156页。
[30]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1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416～417页。
[31] H. W. Bailey, Turks in Khotanese Text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9, p.91; F. W. K. Müller, Zwei Pfahlin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1915.
[32] 羽田亨，“回鹘文摩尼教徒祈愿文の断简”，《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言语·宗教篇》，京都，1975年，第331页。
[33] 于宝林《契丹古代史论稿》，黄山书社，1998年，第274～275页。
[34]《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五》，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1420页。
[35] P. Pelliot, Tängrim> Tärim, T’oung Pao 37,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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