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不仅继续保持了已有的研究优势，也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从已发表的成果来看，传统课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这体现在政治史、经济史、法制史、战争史、社会史、西方史学史等领域的专题研究中。在地区国别史研究中除上述领域外，帕提亚王朝史、西班牙中世纪史等以往极少有学者问津的研究领域也有成果出现。本年度我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者对于部分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积极思考和分析，包括文明起源与发展道路、封建主义、整体史、欧洲文明的特点、古代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等问题，这类问题也是近年来中外学界高度重视的问题。另一个受到关注的领域是历史编纂方法和史学史，学者们研究了古代中世纪时期用各种语言文字书写的经典著作，对世界历史上和世界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历史学家进行评价，同时还对中国当代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家，如夏鼐、阎宗临、林志纯、卢剑波等前辈学者的学术成就给予了充分的研究和评价。
　　文献史料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献史料研究多年来一直受到我国世界古代史学者的重视，他们还努力与外国学术界展开合作研究。相比之下，中世纪史的史料研究相对滞后。但是，近年来我国欧洲中世纪史学者越来越关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文献，对这个时期的用拉丁语等欧洲古代语言书写的文献进行解析和阐释。本年度，文献史料研究的成果数量仍然占居高位，所涉及的领域也更加广泛，除解读政治类、经济类、文化类和宗教类文献外，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如对意识形态与观念史、下层女性、养老制度、灾难史和医药史等方面史料进行了研究。

2014年度，由东北师范大学主持的“日知学术奖”评选出第一届获奖成果。获奖学者中，马克垚教授获一等奖，晏绍祥教授获得二等奖，叶民副教授获得三等奖。“日知学术奖”的设立也必将对中国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2014年度，由我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者申请的一批研究项目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这些研究项目是：天津师范大学袁指挥的《阿马尔那楔形文字泥板整理研究》（一般项目）、首都师范大学李永斌的《希腊“东方化时代”研究》（一般项目）、华东师范大学刘衍钢的《匈人史文献及相关争议研究》（一般项目）、内蒙古民族大学田明的《罗马—拜占庭帝国时期埃及历史研究》（一般项目）、东北师范大学宫秀华的《罗马国家行省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一般项目）、天津师范大学郑阳的《希腊化—罗马时期地中海世界的犹太观念研究》（青年项目）、湖南中南大学罗春梅的《11、12世纪拜占廷经济与社会史料整理与研究》（一般项目）、清华大学张绪山的《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后期资助项目）、四川大学刘耀春的《巴洛克时期的意大利城市社会研究（1550—1750）》（一般项目）、上海复旦大学向荣的《英国农业传统与近现代研究》（重点项目）、黑龙江牡丹江师范学院陈立军的《社会转型时期英国乡村基层组织研究 》（一般项目）、福建厦门大学许二斌的《转型时期欧洲雇佣兵问题研究（1350—1800）》（一般项目）、天津师范大学杜海燕的《西方大学发展史研究》（一般项目）、浙江大学金健人的《朝鲜半岛汉文史料研究》（一般项目）、上海复旦大学朱莉丽的《明朝中日交涉中日本社会对华观研究》（一般项目）、广东中山大学魏志江的《<高丽史>点校、考释与研究》（一般项目）、福建师范大学姜兴山的《东南亚三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华人文化重构研究》（一般项目）。

中国的古代西亚史研究者还关注了一些在世界古代史上具有共通性的、规律性的问题。于殿利全面分析了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国家治理结构，着重提出意识形态管理问题，指出两河流域国家从城邦到王国到帝国的发展历史中，自始至终贯穿着国家治理与意识形态管理思路，这些观念对后来的西方文明和西方国家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10] 李海峰等关注古代亚述人的民族冲突与战争问题，从民族冲突与文化融合、民族冲突与民族战争、亚述人的尚武观念等几个角度观察亚述人的民族特性；[11]
　　本年度古代西亚史研究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特点，即西方古典学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古代的东方国家的历史，总结古代东方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此类研究与近年来西方古典学界与古代波斯帝国研究者的联合研究有关，他们一方面关注古典作家笔下对波斯帝国的描述，也与古代西亚史学者合作，利用古代两河流域文献和波斯帝国的文献资料及考古证据，进行深入的对比研究。[12]
　　另外，古代西亚晚期历史的研究是本年度研究的一个亮点。学者们注意到古代西亚地区的希伯来王国、帕提亚王国等古代社会晚期国家的历史。学者们从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民族源流、思想观念和史学研究等多个角度[13]看待这个时期历史发展的特点，是中国古代西亚史研究中一个可喜的进步。

作为国内兴起较晚的世界古代史分支学科，西亚古代史的研究者担负着在学术界普及古代西亚历史知识和史学传统的责任。本年度，众多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有鉴于学术界渴望深入了解古代西亚文明的方方面面特点，拱玉书多年来致力于翻译楔形文字文学文献，针对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其他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拱玉书提出翻译古代文献应坚持原文的写作风格，鉴于苏美尔语与汉语皆为表意文字，因此在翻译中应坚持可繁可简、能简不繁，尽量避繁就简的翻译原则。[14] 赫梯文明是西亚地区一个重要的古代文明，但是多年来在国内没有得到足够关注，本年度刘健通过两篇文章详细介绍了赫梯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赫梯历史发展的脉络及国内赫梯学研究的现状，期望通过这类介绍能够吸引更多的学者和史学爱好者研究这个文明、关注这个文明。[15]
　　总之，2014年度中国的古代西亚史研究中延续了注重文献研究和基础史料的特点，同时也延续了重视普及工作的特点。另外，古代希腊罗马史学者开始关注东方问题；西亚史研究者也注意到古代西亚晚期社会历史。期望将来我国古代希腊罗马史学者和古代西亚史学者能够进一步交流，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研究资料等方面开展全面深入的合作研究。

2、古代埃及史研究
　　本年度我国治古埃及史的学人发表了近20篇（部）学术论著、论文、译文和文章。夏鼐先生是我国第一位在国外获得埃及学学位的学者，其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是古埃及串珠。古埃及串珠本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问题，但自夏鼐先生研究了这个课题之后，六十年来几乎无人再涉猎此题。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斯蒂芬·夸克（Stephen Quirke）认为这或许是因为后来的学者自认为无法超越夏鼐先生的研究。颜海英翻译了斯蒂芬·夸克的文章，该文章提纲挈领地介绍了夏鼐先生的研究成就。[16]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正在整理并计划出版夏鼐先生的这项研究成果。
　　在古埃及文献中，沙苏人实际上是指巴勒斯坦南部和外约旦地区讲塞姆语的贝都因人，后来泛指贝都因人。在古埃及历史上，贝都因人与古埃及人有密切关系。郭丹彤梳理了大量文献，认为沙苏人不是种族群体，而是一个带有军事色彩的社会阶层，其生活包括游牧和定居等方式；古埃及社会中的沙苏人既有战俘，也有雇佣兵或强盗；这些人与以色列人还有一定关系。[17]王海利对古埃及文献《能言善辩的农民》进行解读和研究。[18]
　　除了史料研究外，我国学者还关注古埃及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比较问题。赵克仁将古埃及文明与两河文明进行比较，认为二者在政治结构、经济秩序、道德法律、文学艺术和宗教思想等方面都不同，这主要是由地理环境、历史节律、民族性格等因素造成的。[19]文字是古埃及文明的一个重要因素。王海利在考察中国“象形文字”之内涵的基础上，考察中国人对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译法的错误，指出古埃及文字并不是我国学人理解的象形文字。[20]

在古埃及王权研究方面，王海利翻译了德国学者雷纳特·米勒-沃勒曼1994年发表的作品，作者对当时学界关注的“治水专制主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古埃及国家的第一次大危机出现在古王国末期，中央政权的崩溃导致了大饥馑，地方统治者尝试着使用新灌溉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从而古埃及国家的形成与治水和灌溉没有什么关系，古埃及不适用于“治水专制主义”理论。[21]
　　在古埃及宗教思想和仪式研究方面，田明研究了罗马人统治时期埃及基督教修道制度的创始人圣·安东尼的思想，认为安东尼虽然极力倡导独修，但他并未完全脱离社会，因此这种带有“出世”特征的修道制度从一开始就没有完全抛弃基督教的“救世”特点。[22] 郭子林探讨古埃及国王的丧葬仪式的程序，剖析了该仪式对于古埃及王权的重要作用，认为它尤其从意识形态上起到了巩固王权统治的作用。他还以新年节为例，探讨在古埃及宗教仪式研究中，如何将人类学的仪式理论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认为人类学的基本仪式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史学方法相结合，可以更好地发掘古埃及宗教仪式的社会和政治意义。[23]

二、古代希腊史研究
在2014年度，我国的古希腊史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若干部以古典希腊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重量级学术专著或论文集陆续出版；一些国内教学、科研机构组织承办了国际性或全国性的古典历史学术会议；在学术论文撰写方面，国内的研究工作继续在已有的基础和传统上稳步推进，在古希腊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史学史等领域发表了一系列扎实的学术成果；古希腊史领域的史料翻译、西文专著译介的数目与往年相比也有所增加。
　　2013年11月，晏绍祥的两部以希腊古典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24]和《古典历史研究史》（修订版）[25]出版。《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一书系统梳理了希腊罗马古典民主共和传统在西方世界中从古典时代直至公元21世纪的整体发展历程，对雅典民主传统和斯巴达政治体制在罗马帝国、文艺复兴时期与近现代英、法、德、美等国的政治思想史与政治实践过程中发挥的影响进行了详细阐述。该书对雅典民主制在英国政治思想史中形象演变的叙述展示了作者的深入研究成果，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书中对斯巴达政治传统与后世民主共和观念之联系的解释条理清晰、颇具启发意义。本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较为热烈的反响，引起了国内史学工作者们对希腊民主传统的进一步思考与讨论。[26]晏绍祥的另一部专著《古典历史研究史》（修订版）对其1999年的初版进行了大幅修改与补充，其内容扩充达到一倍以上，补充了对新世纪以来古典历史研究成果的绍介和评论，并反映了作者对西方的希腊古典文明研究自20世纪中期以来走向衰落原因的严肃思考。

与其他领域相比，本年度古希腊经济社会史领域的新作总数相对较少，但同样产生了若干篇具有很高学术质量的学术论文。裔昭印回顾了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对古典妇女史的研究状况。[40]王以欣、张大丽分析了财神的神话家世、宗教功能和艺术形象的嬗变历程，解释了古希腊人财神观念形成的社会与宗教原因。[41]王大庆认为宗教性与世俗性的伴生与结合使得希腊人的体育运动走出了原始时代的纯粹宗教仪式阶段，并具备了一定的“现代”特征。他还分别从仪式研究和社会性别[42]的角度分析了古希腊体育竞技运动的特点。邢颖研究了伊利斯城邦对奥林匹亚节的管理、希腊城邦参与节日的多种方式及节日的泛希腊性和城邦框架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指出：奥林匹亚节实际上是希腊城邦制度的内在组成部分，学界不应片面强调它的泛希腊性质。[43]她还综合运用古希腊文献、瓶画证据和现代研究成果分析了城邦意识在泛雅典人节中的表现。[44]陈思伟对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海上贸易与海事贷款进行了研究，认为在解释这一时期的雅典经济史时需要对芬利提出的古代经济模式进行微调。[45]
　　古希腊艺术史研究向来是国内世界史研究领域中的冷门。周倩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论述了古典时期雅典人物雕塑与政治文化间的密切联系。[46]
　　在史学家研究中，希罗多德研究仍是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希罗多德笔下的东方史继续成为国内史学工作者们十分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张广智总结了十年内国内学界对希罗多德东方史的研究成果，肯定了国内学界努力发出东方学者自己声音的可贵尝试，并针对希罗多德著作的中文翻译、希罗多德历史观研究、希罗多德与司马迁比较研究和希罗多德史学传播史研究等史学工作中的不足之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47]王以欣对希罗多德笔下的居鲁士传奇展开了母题分析，认为该故事兼具东方和希腊成分，反映了希罗多德的口述史家特征。[48]吕厚量对希罗多德《历史》卷三和《贝希斯敦铭文》中的相关记载进行了比较研究。[49]

三、古代罗马史研究
2014年，国内罗马史研究成果的数量稳定增长，质量有所提高。研究范围涉及政治制度史、罗马法史、战争军事史、社会文化史、史学史等领域，推出了一批富有原创性的新成果。
　　本年度出版了两部具有填补空缺意义的专著。刘津瑜著《罗马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是国内第一本罗马史研究指南。本书全面、系统地概括罗马史和罗马史研究的基本脉络，介绍重点学术问题，阐明学科前沿和发展趋势，介绍学习罗马史所必需的工具书、原始资料、主要期刊、综合性学术网站、网络资源和中文、西文重要参考书目。本书对古罗马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李维的《罗马史》堪称罗马史学巨著，目前尚无完整的中译本，研究也还未形成体系。蔡丽娟著《李维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7月）是国内第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李维史学思想的著作。作者概述李维的生平和创作经历，对开始写作时间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该书追溯罗马史学的起源，分析李维史学思想的源泉，将李维的史学思想的特点归纳为“范例”史学、道德史观、循环史观这几个方面。作者认为李维把罗马传统的“年代记”体例作为历史叙述框架，对史料的选择和运用，文学的表现手法与他的爱国主义情感和道德教化的宗旨相辅相成。李维的史学写作与奥古斯都政权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他以历史为依托阐释元首的政治理念，体现了元首政治之下，史学功能发生的转变。

2、 政治史研究
　　本年度学术界在中世纪早期政治史研究领域有了诸多新进展。董晓佳、刘榕榕从早期拜占庭帝国招募蛮族为兵的政策入手，分析了该政策的利弊得失，指出来自帝国外部的蛮族劫掠与帝国内部蛮族士兵和将领的增多，引起了早期拜占廷帝国内部的反日耳曼人情绪。这种主观存在的情绪与客观存在的拜占廷帝国政治体制内部军权与皇权之间矛盾相结合，导致4世纪末5世纪初发生了自君士坦丁堡落成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105]武鹏考察了公元450—584年“无皇子时期”拜占庭皇位继承特点。[106]在中世纪早期法兰克国家政治结构问题上，传统观点通常将“国土瓜分”视为其典型特征，但陈文海、王文婧在对《法兰克人史》的相关文字信息进行细致梳理和分析之后指出，在早期法兰克国家的政治走向上，虽然分裂势力甚嚣尘上，但统一因素并未真正断绝，“国土瓜分”也并未真正构成法兰克国家的“合法传统”。格雷戈里之所以热衷于构筑并宣扬“合法瓜分论”，根本原因在于他既是法兰克政治分裂的受益者，也是法兰克分裂势力的代言人。[107]
　　受“辉格派”史学的影响,诸多西方学者一直强调中世纪英国盛行限制王权的"法治传统"。然而孟广林认为，在当时的英国,虽然流行着由日耳曼法、封建法与神法融合而成的“王在法下”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并不能真正地限制独裁的国王。[108]在国家形成问题方面，马克·阿莫诺的论文《中世纪晚期（1250—1450）英格兰国家的形成》集中体现了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关于此问题的研究动向，颇值得关注，该文由孟广林、汪鹏译介出版。[109]刘贵华、苏璇以汉弗莱公爵为例，考察了兰开斯特王朝时期英国的民族意识。[110]英国革命是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点之一，姜守明认为它表面上是由外来的斯图亚特王朝这个偶然因素促成的，实际上，它是英国反传统力量与维护传统力量之间冲突的结果。[111] 另外，郭军伟考察了中世纪苏格兰议会的形成问题，指出御前大会议是苏格兰议会产生的制度渊源，13世纪时苏格兰小贵族和自治市镇的发展为议会奠定了经济基础。[112]君士坦丁十一世是拜占廷帝国末代皇帝，败亡于1453年君士坦丁堡战役。围绕着他在城破之际的传说,不同的亲历者给出了不同的记载，陈志强指出，在这些传说的背后,反映出当时和后世人的种种动机，值得认真加以分析。[113]

3、经济史研究
　　在中世纪农业生产中，敞田制是18、19世纪以前英国很多地区曾经采用的一种田制，它的起源、性质和效率是国内外学者长期争论的问题。向荣认为，敞田制并非日耳曼农村公社土地制度的历史遗存，也不是阻碍中世纪英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不可逾越的障碍。相反,它是适应9—10世纪包括英国在内的西北欧经济环境的变化产生的。通过敞田制安排，实现了农业和牧业的有机结合，满足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肉食和小麦面包的双重需要。敞田制同与之紧密联系的新技术如重犁、圈羊施肥、三田轮作一起，推动了英国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土地开发运动，并使传统农业保持了数世纪的繁荣。随着英国近代农业的发展，虽然敞田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曾经有过的合理性仍值得充分肯定。[114]
　　中世纪经济的货币化问题是经济史的重要研究课题。徐浩系统梳理了西欧货币制度的发展和经济的货币化进程。他指出，中世纪之初，除不列颠外，其他国家大都仿造罗马货币。7世纪晚期，银币在西北欧复兴，最后取代西罗马帝国的货币。加洛林王朝确立了1镑等于20先令，1先令等于12便士的银币体系，并推广到西欧各地。英国以外国家造币权的极度分散导致银便士的重量和纯度大幅下降，货币严重贬值，13和14世纪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各国先后发行大额银币和金币。中世纪早期，货币主要承担价值尺度和储藏手段的职能，其发行和使用减少。中世纪中期以来，货币越来越多地作为交换媒介，货币流通和使用数量大增。货币化渗透到广大农村，农民和领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被货币关系所取代。[115]崔洪建则对中世纪英国货币铸造的发展及其影响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在罗马帝国的货币制度和欧洲大陆货币流变的影响下，中世纪早期( 5－8 世纪) 英国的货币经历了对罗马帝国铜币的仿造→金币特里姆萨→银锡特→银便士的流变过程。中世纪早期英国货币的流变不仅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变迁，而且也体现了货币在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116]货币化程度的加深促进了经济思想的发展，李新宽认为，在中世纪晚期，市场经济思想已经得到初步发展：认为私有财产是合理的；货币具有多重属性，作为一种商品，其价格也随着市场波动；物品价格和劳工工资遵循市场的供需规律；承认适当的利息是合法的，商业利润有其合理性；商人成为受人尊重的职业，一些重商主义性质的思想和政策开始出现。所有这些都表明，中世纪晚期的市场经济思想是重商主义的源头。[117]

4、社会史研究
　　家庭史和妇女史是近年来中世纪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中世纪妇女的生活状况、权利和机会明显受到其阶级、性别、婚姻状态和生命周期等因素的影响。阶级和性别因素构建了妇女的两大基本属性；婚姻状态和生命周期等因素使妇女的身份、角色、权利状况变得多元和差异。在宗教、习俗、法律、婚姻状态、家内地位和生命周期等因素的影响下，妇女不是绝对被动、消极的依附者，而是有着多元且流动的身份。王向梅通过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全面展示了中世纪英国农村各阶层、各年龄阶段妇女的生存状况。[118]周施廷抓住伟大社会运动会对民众日常生活产生作用这一中心主题，揭示了天主教会、新教改革家、世俗法庭的不同的婚姻观念以及这三者间的磋商、角力、替代的过程,展现了16世纪纽伦堡社会变革的某些侧面。[119]另外，谭赛花从近代早期英国二手服装问题入手，认为二手服装使普通大众与社会上层人士着装的差距不断缩小，对传统等级秩序造成了很大冲击。[120]
　　在养老问题上，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人用“退休”协议的方式规定了老人获得赡养的条件。“退休协议”是老年人与其财产继承人兼赡养人之间签订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它意味着财产的让渡，也是对老人的一种生活安排。与老人签署协议不一定限于他家门的子女，也可以是非亲族关系的人。老人获得什么样的养老条件，基本上取决于他们自己掌握土地的多少。俞金尧指出，这种养老方式与历史上欧洲人独特的婚姻和家庭制度有关，也影响人们对生育、财产积累的愿望和态度，有利于社会化养老制度的发展。[121]王玉亮认为，“养老协议”既可以确保受赡养者的权利，也易于解决赡养纠纷。比起单纯依靠血缘亲情和社会道德舆论监督，这一作法能更有效力地保障老人受赡养的权利。[122]
　　在财产继承方面，陈志坚将流行于中世纪英格兰的限嗣继承制度作为研究对象。这种特殊形式的家庭内部分封，源于地主家长为女儿提供嫁资的习俗。后来，被广泛用于为家庭中的余子提供资助，从而成为地产主规避以长子继承制为主要特征的普通法继承规则的常用手段。14世纪，限嗣继承演变成限男嗣继承，又重新开始强调长子继承权益，以确保家系流传。[123]受益制最初是由中世纪英国土地保有者为了规避封建附属权利、普通法的继承规则等而自行创设的一种财产处置方法。受益制在民间的广泛应用给社会带来了损害封建附属权利、欺诈债权人、破坏交易安全等问题。叶秋华、刘玥、孔德翰认为，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中世纪英国统治者对受益制并未全盘否定，而是以解决受益制带来的社会问题为出发点，采取宽容的态度和理性的解决路径，不仅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而且使这一制度得以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信托制度。[124]

在灾害史研究方面，刘榕榕考察了6世纪东拜占庭应对灾难的措施。公元6世纪,东地中海地区频发的地震及火灾、瘟疫等次生灾害使该地区建筑物大面积坍塌、人口锐减、城市运转失序,从而严重影响到拜占廷帝国的社会稳定。政府在震后对受灾地区进行了直接拨款、免税、修缮宗教建筑物及举行纪念活动等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救助活动。至6世纪后半期,政府逐渐将注意力从实际的物质救助转向以维系人心为目的的精神救助，这种转移成为导致东地中海部分地区与城市衰落的重要原因。[125]

　5、宗教史研究
　　在此研究领域，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依然是研究的重中之重。夏继果考察了穆斯林征服初期伊比利亚半岛地区基督徒的生活状况。在711—756年期间，穆斯林或通过军事征服或通过签订和约的方式，确立了对伊比利亚半岛的控制，并将其更名为安德鲁斯。通过对原始文献的考察，他主张，西哥特王国遗留下来的统治秩序在相当程度上得以维持，基督教徒被迫缴纳人头税，在此前提下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会仍然如征服以前那样正常运行。由此可以看出，安德鲁斯的穆斯林与基督教徒形成了一种相对和平的共存关系。[126] 杨宏伟关注了中世纪早期基督教会对世俗武力的规范与引导问题，叙述了世俗武力如何既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又成为教会保护者的过程。[127]长老约翰传说盛行于十字军东征期间的欧洲社会，欧洲人于14世纪把长老约翰的国度放在埃塞俄比亚。姬庆红认为，这一变化是在当时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欧洲与“复兴”的埃塞俄比亚有着反穆斯林势力的共同需求，远东长老约翰神话破灭及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传统等共同作用的产物。[128]作为欧洲最大的宗教骑士团之一，圣殿骑士团在1307年突然遭受了致命的异端审判。王向鹏指出，在异端嫌疑外衣的掩盖之下,这场审判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同十字军运动的衰落、皇权与教权的斗争存在着紧密的联系。[129]
　　欧洲宗教改革史依然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领域。张炜考察了英格兰宗教改革时期新教改革者与传播媒介的互动关系，指出改革者借助印刷品的空间延伸性和时效性，打破了教会倚重手抄本实现的知识垄断，由此可看出谋求社会变革者与新兴媒介之间存在着某种天然联系。[130]刘涛探讨了英国宗教改革对近代早期英国城市发展的影响。[131]朱孝远从国家层面、邦国层面和城市、乡村层面论述了德意志宗教改革所产生的新的国家—教会关系如何为近代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32]钱金飞重点关注了宗教改革对德意志近代早期国家构建的影响问题。[133]作为宗教改革时期的重要人物，马丁·路德在反抗暴君问题上的态度变化也受到关注。[134]宗教改革运动带来了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世俗化,引起了新教统治者与虔诚基督徒之间的冲突,进而威胁到了新教社会秩序的稳固。周施廷通过对帝国城市纽伦堡的相关证据的解读，指出纽伦堡新教政府的政策具有较大的灵活性。[135]
　　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的宗教仪式与庆典近年来已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马克·布洛赫的名著《国王神迹》中译本的问世，对人们更好的理解此项研究的意义必将有所帮助。[136]以宗教礼仪与王权互动关系的视角出发，张炜对英格兰宗教改革时期的王室加冕礼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