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起，中国东南沿海倭患日益严重。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大举入侵，“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4]8352。倭寇攻陷城市要塞，杀伤俘虏居民不计其数，抢劫夺取的财帛不可计数。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五月，朝议以倭寇猖獗，南直隶、苏州、松江、通州、泰州、浙江嘉兴等地方被攻掠残害，命令张经“不妨原务总督南直隶、浙江、福建等处军务”，假如兵力不足，任凭张经在山东、两广、湖广有兵的地方直接行文调取，巡抚、操江都御史、副总兵、三司军卫、有司官完全听从节制。临阵不用命者，武官都指挥以下，文官五品以下，许以军法从事。“一应战守事宜，悉听尔便宜处置。”①
　　张经受命总督军务，上任以来，月月有警。官军偶有小胜，而多为倭寇所败。鉴于当时卫所军队怯懦，遇倭一战皆溃，决定征调外地尚有战斗力的广西狼兵和湖广土兵等来东南沿海，协兵进剿，抗击倭寇的入侵。
　　时倭寇2万余人盘踞在南直隶松江的两个巢穴，一曰“柘林，在华亭县浦东地方”，一曰“川沙洼，在上海县八团地方青村南汇二所之间”②，以此为基地，分道劫掠。张经则每天忙于选将练兵，等待狼土兵到来，合力捣毁倭巢。

　　事实上，造成张经之死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主专制制度，即皇权的至高无上和君主意志的唯我独尊。嘉靖帝统治时期，通过议大礼，他在礼制上树立起正统地位，在权力上乾纲独断，威慑群臣，内阁完全依附于皇权，皇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故有明一代，“揽乾断如帝者几何人哉！国朝中亦惟高、文及帝数君耳。以故大张驰、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至不可测度。辅臣有所与，亦从臾之，或揣摩捭阖之耳”[11]248。

　　嘉靖皇帝在剿倭问题上表现了一种急切的态度，授予张经指挥调度南方军队抗击倭寇的大权，允许他可往山东、两广、湖广直接行文调兵。徐阶也认为张经“调兵之权已重”[8]93。但是在行动上世宗则牢牢地控制，甚至有掣肘之嫌。在张经征调广西狼兵之时，世宗就向首辅严嵩表达了“蛮*一途，不为我用”③的思想。而对再调湖广土兵之事，辅臣徐阶言“昨永保调兵之请，圣意初难之”[8]96。可以看出，嘉靖帝从心理上对张经手握重兵疑心重重，认为征调客兵并不可行。究其根源，是对所给予张经的权力不放心。他始终将大权控制在手中，对内外臣工的奏章，无不亲自审阅批红。他“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虽深居渊默，而张驰操纵，威柄不移”[10]4038。

　　三
　　张经之死与嘉靖皇帝的性格有直接的关系。嘉靖皇帝急躁暴戾、多疑猜忌，以威严驭下。在位期间屡兴大狱，大臣有忤旨者，或杖责于廷，或逮治入狱，即使亲信勋旧鲜有善终者。嘉靖中后期，边疆、海疆不宁，南倭北虏的现状使他困扰，他希望迅速解决问题。一旦事与愿违，便恼羞成怒，大开杀戒，督抚首当其冲，轻则遭斥，重则丧命，更易频仍。由此看来，张经冤死也就不足为怪了。
　　嘉靖帝以旁支小宗入继大统，使用皇权压制廷臣，迫使群臣屈服，其实内心深处隐藏着难言的自卑感和不安，因此形成猜忌的性格。他对张经出任总督数月而未靖倭成功已经产生怀疑，而李用敬参劾张经“受命半载，一切军情利害不闻奏报”，“山东兵至，不量客主劳逸之势，而轻于一战，为贼所掩”，“兵败之后，不即席藁引罪，而隐匿至二月余”，“以坟墓在闽，恐为诸寇齮龁，不敢尽力驱剿”[3]7217，更加重了他的疑心。当赵文华疏陈备倭七事时，其中祀海神、遣视师引起他的注意。他说“倭贼残毁地方”，“南北两欺，不宜怠视”[3]7278。这说明他心中已经决定派大臣察视军情，聂豹因不能体会皇帝的深意而去职。他降敕切责张经，其震怒可想而知。赵文华劾疏至，内有张经“才足办也，特家闽避贼仇，故嚄唶纵贼耳”[10]3851。这引起嘉靖帝的高度警惕。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之变的惨祸仍历历在目。因此，嘉靖帝说：“东南欺上，臣下不忠，鸾勾引北贼即行，经结南寇”[3]7322。这就决定了张经即使有王江泾大捷的战功也必死无疑的结局，张经的悲剧发生实在于此。
　　嘉靖帝还是个刚愎自用的人。他认为自己的判断准确无误，对自己决策的事颇为自我欣赏。史称“帝英察自信，果弄戮”[4]7916。这就决定了他难于听进相反的意见。张经被逮，李用敬等言官论救，他马上怀疑言官结党庇护，怒责“此辈党奸恶直，在法怨上，罪不可贷”[3]7325，廷杖诸言官并罢为民。

　　嘉靖帝虽不视朝，但大权独揽。他一向对权力看得很重，君权至上是他奉行不变的信条。他赋予内阁更大的权力，帮助他处理军国大政，这就决定了内阁首辅的地位举足轻重。嘉靖初，鉴于正德时宦官专权之害，朝臣力主归政内阁。同时，嘉靖皇帝来自地方藩王，武宗时期宦官专权的危害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并且他自幼生长在江汉平原，体质较弱，对于北方的气候不适应，身体多病，因而需要一个权力较大的内阁协助他处理军国大事。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内阁权力得到加强。杨廷和在政归内阁之后，总揽朝政，形成“新都嶷然，三辅鼎承，百辟风偃”，“相形成而首、次遂大分”[6]423的政治格局。杨廷和成为实际上的第一个内阁首辅。在大礼议中，他与世宗僵持抗衡，得到外廷的拥戴，使内阁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内阁首辅成为外廷的权力中心。最能体现内阁地位和作用的票拟权力也为首辅所独专，次辅唯诺而已。票拟就是代皇帝草拟对臣下章奏的处理意见，“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上进”，亦谓“条旨”[12]272。实际上即代拟御批的稿本，以供皇帝采纳选择。但是最终的采纳权掌握在皇帝手中。对阁票他可以完全接受，也可以随意修改，甚至可以全盘否定。明人范守己曾在徐阶处看到世宗谕札及改定旨草，得出的结论是“人尝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一一省览窜定之，有不留数字者，虽全当帝心，亦必更易十数字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再拟，再不符意则别札谯让或讦责之矣。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11]248。嘉靖中后期，世宗深居西内，沉溺斋醮，借操纵首辅以控扼内阁，影响朝政。这种特殊的政治格局对嘉靖政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嘉靖帝对于内阁首辅予以特别的关注。嘉靖中后期，他多选择那些对自己恭敬顺从的大臣，出任首辅，以便于控制。李时、夏言、严嵩三任首辅都很典型。他们一味谄媚迎合世宗，惟皇帝是从，依附皇权以确保自己的地位，致使嘉靖中后期内阁毫无作为。如此也就形成了皇帝驾驭内阁的独特方式。正是这种非正常的政治局面，使张经的靖倭斗争不能直接得到皇帝坚定有力的支持，需要借助内阁来保持君臣的信任关系，内阁首辅成为沟通上下的主要媒介。严嵩正是利用这种政治局面，暗中引起嘉靖皇帝对张经的猜疑，以达到打击异己的目的。

　　注释：
　　①严嵩：直庐稿。明嘉靖刻本。
　　②赵文华：嘉靖平倭祗役纪略。扬州古旧书店据明嘉靖本重校刊，1959年版。
　　③严嵩：历官表奏。清嘉庆十七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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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黄佐，廖道南.殿阁词林记[M]//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

张经于嘉靖34年总督六省抗倭事宜，35年获一大捷。按照他的死因，确实有点冤。可是这一年，倭寇在江南六省杀了多少人，抢了多少财务，奸淫多少女子？一年才一战，你去问问这些受害人，到底谁更冤？喊冤的都是所谓士大夫上层人，在他们心中，百姓大概是可有可无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