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
1869年12月4日,日本政府采纳木户孝允建议,派遣“征韩”派佐田白茅等三人到朝鲜,并下达了调查任务,如,朝鲜与清廷关系、内政是否紊乱、有无适宜军港、军备情况,其军事意图昭然若揭。1870年佐田白茅等三人向政府报告朝鲜情况。太政大臣三条实美采纳了,外务省综合三使者报告,向其提出的方案,派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少丞花房义质出使中国谈判建交与通商事宜,另派外务少丞吉田弘毅等三人赴朝刺探国情,并再次递交遭拒之国书。然对朝外交难有明显进展。因此,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决定改弦更张,于1872年8月把驻朝鲜釜山的草梁倭馆转归外务省直接管理。到了1873年,围绕者立刻发动征韩还是等待时机这一问题,政府内部分为两派:一派是岩仓具视、大久保礼通、木户孝允,另一派是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副岛种臣。两派的争执以一场大政变(西南政变)的发生,西乡隆盛等征韩派退出政府而告终。
“征韩论”之争, 并不能归结征韩派与反征韩派之争。恰恰相反, 双方所争的不是征韩与不征韩的大原则问题, 而是对征韩的时机把握的策略问题。所以, 所谓“征韩论”之争, 只不过是“征韩论”者内部的急征派与缓征派之争而已。[10] 事实上,“征韩论”之争虽然暂时告一段落, 但明治政府对外侵略扩张的既定方针并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