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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睎乾写的，
王家卫的电影总隐约有一把张爱玲声音，尤近於《半生缘》的全知叙事者——七分直白，二分煽情，一分睿智，永远计算精密，确保你即使情节人物都忘光后，至少还能打包一批金句。「你不要说两次，说两次我就信了。」这原是《旺角卡门》张曼玉说的，但放在白流苏的嘴裏也未尝不可。王家卫曾说，《东邪西毒》是金庸版的《半生缘》，《花样年华》是他自己的《半生缘》。怎麼这样缠夹？其实两人之间确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半生缘」，但恐怕连当事人自己也说不清是怎样发生的。
二○○九年夏，我在张爱玲遗产继承人宋以朗的家看到一封信，竟然是张爱玲在一九九五年七月写给王家卫的。窗外绿叶扶疏，我在一大片叽叽呱呱的蝉声中读着这封十四年前的信，恍恍惚惚，几乎以为自己在做梦。那封信这样写：
「家卫先生：
很高兴您对《半生缘》拍片有兴趣。久病一直收到信就只拆看账单与少数急件，所以您的信也跟其他朋友的信一起未启封收了起来。又因对一切机器都奇笨，不会操作放映器，收到录影带，误以为是热心的读者寄给我共欣赏的，也只好收了起来，等以后碰上有机会再看。以致耽搁了这些时都未作覆，实在抱歉到极点。病中无法观赏您的作品，非常遗憾。现在重托了皇冠代斟酌作决定，请迳与皇冠接洽，免再延搁。前信乞约略再写一份给我作参考。匆此即颂
大安
张爱玲 七月五日，一九九五」
显然是王家卫要求改编《半生缘》为电影，她才写这封信。但他到底寄了什麼录影带给张爱玲「共欣赏」呢？该不是《旺角卡门》吧，《阿飞正传》似乎最有可能。可惜我找不到王导的信。传奇人物间的交集，往往平凡得出人意表，就像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八日，普鲁斯特和乔伊斯在巴黎的派对上相遇，彼此的对话就仅仅是前者抱怨胃病，后者诉说头痛。因此张爱玲不会用曼桢的腔调写：「家卫，我要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是永远等着你的，不管是什麼时候，不管在什麼地方。」而王家卫也不会很王家卫地写：「张爱玲，我知道要想不被人拒绝，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拒绝人。虽然我很想改编《半生缘》，但是我不要你授权，因为我明白得不到的东西永远是最好的。」
张爱玲覆信后两月，就在洛杉矶与世长辞。其后的事大家都很清楚：王家卫并没有拍《半生缘》，反而许鞍华拍了。二○一二年，有记者居然问他，张爱玲在世时曾否找他合作？王导答：「我和张爱玲的年代差太远了，而且张爱玲不会找人的，我也没有找过她。」我不禁心裏嘀咕，明明有信为证，怎麼又否认呢？但一时也没办法释疑。日子不知不觉又过去了，整件事也逐渐抛诸脑后。直到二○一三年夏天。
当时宋以朗忽发奇想：张爱玲曾用英文写了一个没拍成电影的剧本大纲，叫My Hong Kong Wife，何不自资拍成独立电影呢？他於是同我商量，问能否找到导演符合以下三大要求：不必出名、懂张爱玲、拍得好。「拍得好，又怎会不出名？」我说着，脑海中就莫名其妙闪出「谭家明」这名字。当然他不是不出名。我不认识他，也不认为有机会联络他，就懒得告诉宋以朗。
但天下的事情常常是叫人意想不到的。一星期后（多麼快！）我偶然结识一位编辑，之前竟是当副导的，而谭家明正是她的城大导师，可介绍给我。在这样一连串的巧合下，或者说冥冥中自有主宰，我在那年秋天见到谭导。初次见面吃饭，我知道他跟王家卫的关系，就问起当年那封给张爱玲的信。他事前对我一无所知，只当我是学生的朋友慕名而来，难免有点意外。「那是我找家卫代笔的，」他说，「我一直想拍《半生缘》。」随即滔滔不绝解释电影的分场、风格、主题，特别强调世钧到郊野大柳树下拾起曼桢的红绒线手套时，画面该是黑白的，只有那手套才是鲜红……
悠长的十八年过去了，谭家明根本没料到我会提及这封不为人知的信，但当时的一切在他依然是历历分明的。我看到他的兴奋，倒感到一丝难过。一封以别人名义寄出的信，半辈子后才由一个不相干的人代答，人生就是这麼一回事吗？我后来给谭导写了一个电邮说：「《半生缘》的前身是《十八春》，十八春，何其巧合。」衷心祝福他有天能如愿以偿。
王家卫的电影总隐约有一把张爱玲声音，尤近於《半生缘》的全知叙事者——七分直白，二分煽情，一分睿智，永远计算精密，确保你即使情节人物都忘光后，至少还能打包一批金句。「你不要说两次，说两次我就信了。」这原是《旺角卡门》张曼玉说的，但放在白流苏的嘴裏也未尝不可。王家卫曾说，《东邪西毒》是金庸版的《半生缘》，《花样年华》是他自己的《半生缘》。怎麼这样缠夹？其实两人之间确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半生缘」，但恐怕连当事人自己也说不清是怎样发生的。
二○○九年夏，我在张爱玲遗产继承人宋以朗的家看到一封信，竟然是张爱玲在一九九五年七月写给王家卫的。窗外绿叶扶疏，我在一大片叽叽呱呱的蝉声中读着这封十四年前的信，恍恍惚惚，几乎以为自己在做梦。那封信这样写：
「家卫先生：
很高兴您对《半生缘》拍片有兴趣。久病一直收到信就只拆看账单与少数急件，所以您的信也跟其他朋友的信一起未启封收了起来。又因对一切机器都奇笨，不会操作放映器，收到录影带，误以为是热心的读者寄给我共欣赏的，也只好收了起来，等以后碰上有机会再看。以致耽搁了这些时都未作覆，实在抱歉到极点。病中无法观赏您的作品，非常遗憾。现在重托了皇冠代斟酌作决定，请迳与皇冠接洽，免再延搁。前信乞约略再写一份给我作参考。匆此即颂
大安
张爱玲 七月五日，一九九五」
显然是王家卫要求改编《半生缘》为电影，她才写这封信。但他到底寄了什麼录影带给张爱玲「共欣赏」呢？该不是《旺角卡门》吧，《阿飞正传》似乎最有可能。可惜我找不到王导的信。传奇人物间的交集，往往平凡得出人意表，就像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八日，普鲁斯特和乔伊斯在巴黎的派对上相遇，彼此的对话就仅仅是前者抱怨胃病，后者诉说头痛。因此张爱玲不会用曼桢的腔调写：「家卫，我要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是永远等着你的，不管是什麼时候，不管在什麼地方。」而王家卫也不会很王家卫地写：「张爱玲，我知道要想不被人拒绝，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拒绝人。虽然我很想改编《半生缘》，但是我不要你授权，因为我明白得不到的东西永远是最好的。」
张爱玲覆信后两月，就在洛杉矶与世长辞。其后的事大家都很清楚：王家卫并没有拍《半生缘》，反而许鞍华拍了。二○一二年，有记者居然问他，张爱玲在世时曾否找他合作？王导答：「我和张爱玲的年代差太远了，而且张爱玲不会找人的，我也没有找过她。」我不禁心裏嘀咕，明明有信为证，怎麼又否认呢？但一时也没办法释疑。日子不知不觉又过去了，整件事也逐渐抛诸脑后。直到二○一三年夏天。
当时宋以朗忽发奇想：张爱玲曾用英文写了一个没拍成电影的剧本大纲，叫My Hong Kong Wife，何不自资拍成独立电影呢？他於是同我商量，问能否找到导演符合以下三大要求：不必出名、懂张爱玲、拍得好。「拍得好，又怎会不出名？」我说着，脑海中就莫名其妙闪出「谭家明」这名字。当然他不是不出名。我不认识他，也不认为有机会联络他，就懒得告诉宋以朗。
但天下的事情常常是叫人意想不到的。一星期后（多麼快！）我偶然结识一位编辑，之前竟是当副导的，而谭家明正是她的城大导师，可介绍给我。在这样一连串的巧合下，或者说冥冥中自有主宰，我在那年秋天见到谭导。初次见面吃饭，我知道他跟王家卫的关系，就问起当年那封给张爱玲的信。他事前对我一无所知，只当我是学生的朋友慕名而来，难免有点意外。「那是我找家卫代笔的，」他说，「我一直想拍《半生缘》。」随即滔滔不绝解释电影的分场、风格、主题，特别强调世钧到郊野大柳树下拾起曼桢的红绒线手套时，画面该是黑白的，只有那手套才是鲜红……
悠长的十八年过去了，谭家明根本没料到我会提及这封不为人知的信，但当时的一切在他依然是历历分明的。我看到他的兴奋，倒感到一丝难过。一封以别人名义寄出的信，半辈子后才由一个不相干的人代答，人生就是这麼一回事吗？我后来给谭导写了一个电邮说：「《半生缘》的前身是《十八春》，十八春，何其巧合。」衷心祝福他有天能如愿以偿。
絲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