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胡安·米罗（1893—1983），西班牙画家、雕塑家、陶艺家、版画家，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位于蒙锥克山上的米罗基金会，开放于1975年，是收藏米罗作品最丰富的美术馆。
　　寄到我家的邮件从不出现在楼上，通常都是放在门前的信箱里等我去拿。是谁让他们进来塞进门下边呢？或许是楼里的某个住户。在快速排除可能的送信人后，我决定向邻居玛努打听，看他能否提供一些线索。玛努是安达卢西亚人，和妻子及十几岁的女儿住在三楼。他在大楼的房顶养了一些兔子，就在我厨房的后边。晚上，他常坐在兔子笼旁喝着科多巴酒。有时我会和他一起坐在楼顶天台上。我们的友谊就是在夜晚这种矜持寡言的习惯中逐渐形成的。我们俩都乐于彼此为伴。坐在楼顶上的绝佳位置，我们对邻里关系、天下大事都持简单看法。玛努觉得孤单时，就来敲我的门或厨房窗户——从这扇窗户可以看到我们共有的楼顶天台，那儿有兔子笼，一张桌子和几张椅子——叫我出来喝上几杯。他的工作是在码头看管仓库。玛努打开门，嘴巴正嚼着东西。我们互相打了声招呼。
　　“哦，玛努，今晚有人找过我吗？”
　　他用脏兮兮的餐巾纸擦了擦嘴。
　　“他娘的，我哪知道！”
　　“我出去了，有人把一张卡片塞进我的门下边。”
　　“我没听见有人过来，等等。”
　　他大声地问他妻子和女儿，她们也都说没有见到。
　　玛努穿着一件白背心，大腹便便，一身酒气。
　　“进来进来，喝一杯，随便吃点。”
　　“不了，谢谢。”
　　“会如你所愿的，嘿，别担心。”
　　“什么？”
　　“或许他们还会回来的。”
　　“谁回来？”
“找你的人，你的访客。”
　　“或许吧。”
　　“你似乎心事重重。”
　　“我不明白，不明白的事就使我思来想去。”
　　玛努明显也在想这个。
　　“你知道什么让我思来想去？我家的兔子。兔子应当交配的，可我家的那些兔子从来不交配。”
　　事实刚好相反。玛努的兔子乱交配，而且繁殖速度惊人。
　　“说不定你家的兔子思想境界高：考虑精神生活啦、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啦、地方选举啦，或者它们的性取向与众不同。”
　　“你不觉得我也有可能这样？”
　　“当然，明天见。”
　　“再见。”
　　我回到楼上，又瞧了瞧那张明信片，仍然头绪全无。没有签名、没有信息的便条，仅仅是说明呢，还是一张请柬，或两者都是？
　　我拿着那张卡片，走到房顶的天台，抽着烟。赤脚下的红砖余温尚存。整座城市灯火通明。一阵暖风从海面吹来，夹带着咸味和夏天的气息。我倚着栏杆站了良久，夜晚的声音不绝于耳：车流声，狗吠声，马路对面敞开的百叶窗传来一对夫妇吵架的尖叫声。我决定洗个澡，然后早点睡觉。
　　第二天凌晨五点，我被卡车的噪音吵醒。他们开始在市场卸货。几乎每天如此。这样也好，反正我喜欢早起。卧室紧临阳台，我是开着窗睡觉的。新鲜的水果和蔬菜整箱整箱地堆积在楼下的鹅卵石地面，兼有市场里出售的鲜花及其他室内植物。五月早晨的空气真宜人。
　　我已经三十岁了，时常遭受着两种痛苦。其一是肝痛；其二是对家庭生活隐约的向往：有一份固定的收入，下班回家时，孩子们和我打招呼。这种向往时常伴随着肝痛。三年前，在一次长时间的饮酒之后，肝痛发作，我去本市北部的马拉加利区看一位针灸医生——名叫菲娜·门德斯的年轻女人。她热情地施展针灸手艺帮我治疗，而我像一个呲牙咧嘴的受虐狂一样，忍受着多重折磨。肝痛缓解后，我开始以非病人的身份去看菲娜。她遵从延年益寿的饮食之道，吸温斯顿牌香烟。她建议我多吃糙米和新鲜的绿色蔬菜。她留一头乌黑的秀发，眼睛出奇的蓝，开一辆大众-高尔夫跑车，驾驶速度简直风驰电掣。她毕业于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喜欢听吵吵闹闹的摇滚乐，相信外星人很快会入侵地球。我们相爱了，于是我搬进了她的寓所。

大多数周末我们都不上班，而是去比利牛斯山体验惊险的旅行，只带上两张毛毯，足够的水果和坚果，一个煮茶的平底锅。我们把车停在人迹罕至的煤渣路上，爬上山找到一个角度合适的位置后，我就生火煮药茶。菲娜坐在那儿望着天空，搜寻可能会出现的宇宙飞船。每次她都信心十足地观察好几个小时，有时躺下来把头枕在我的肚子上。我也凝望着天空，思索茫茫无垠的繁星。
　　“看！”一天晚上，我们在那儿躺了一个半小时后，她说，“那儿有一个。”
　　“那是飞机，”我说，看也没看。“大概是飞往吉罗纳的吧。”
　　“飞机不会像那样闪光的。这是一种不同的颜色，一种不同的闪光方式。而且，这个是不动的。”
　　我们所谈论的光呈银蓝色，无从知道这个飞行器飞得有多高，可能是静止在那儿，也可能是飞得非常慢。
　　“它在盘旋。”菲娜说。
　　我不知道这个蓝色的光是什么，但绝不相信这是不明飞行物。我伸手从菲娜那儿拿了一支烟点燃，盯着那个微小的光点。天空显然更近，就在山的那边，巨大的天幕比平常更浩瀚，无数的星星冲破夜幕的边际点缀在天空。
　　“为什么来这儿，菲娜？你为什么觉得他们会特地到这儿来呢？”
　　“在欧洲，比利牛斯山是常看到不明飞行物的地方，尤其是在蒙特塞拉特岛、克莱乌斯角半岛和安道尔的这个三角区内。这个区域的一些巨石林、中世纪的重要宗教场所，都指向特殊的能级。这都是与宇宙通连的迹象。”
　　有时候菲娜看起来就像是一名“新世纪”的导游。
　　“不过他们到这儿干嘛呢？”
　　“我猜他们是在等待。”
　　“等什么？”
　　“当然是等我们需要他们的时候。”
　　“所以他们或许是银河系的社工？”
　　菲娜通常不理会这种评论。
　　“当人类做出极端的事情时，如战争、瘟疫、灾难、环境的破坏，他们就登上舞台。那时，不同寻常的事情就会出现了。”
　　“你觉得多久这样的事才可能发生？”
　　“哦，五六年吧。”
　　我站起来添了点柴火。菲娜的观点很使我着迷，但她对于飞碟的观点，我则不敢苟同。刚开始我们的关系时，她就说我是天外来客，但我可没这么觉得。那是在此之前一次夜间远足时说的，谢天谢地，她没旧话重提，或许是因为感觉到我对此反感了。现在她也心神不定地坐正，靠过来扯下我毛衣上的尖草籽，扔到一边，好像我身上爬满了大虱子似的。我继续用一根长棍挑了挑火。
　　“你以为我受蛊惑了。”
　　“不，不是这个意思，”我很快地答道，“不过你怎么对某些事情这么肯定，嗯，那些没有证实的事情？”
　　“只是一种感觉，我们基本上被那里的力量所保护。”
　　“像对上帝的信仰。”
　　“不，不是对上帝的信仰。是一种内在的必然性。”
　　“菲娜，你已经被培养成一名科学家了。在其他方面，你相信理性的解释、可验证的理论等等。但对于外星人入侵这个想法你没有一丁点儿证据。你真是充满矛盾的人啊。”
　　偶尔我需要激怒她，因为她对于不明飞行物的迷信使我难以忍受。她的这种迷信似乎是毫无根据的愚蠢。她对于针灸的研究和对草药、香精油和指压按摩的信仰，至少还有一些系统的根据和实践来证实。
　　但是造成我们之间裂痕的并非是她内在的这些矛盾，而是我们越来越觉得彼此想从对方身上得到不同的东西。在搬到她那儿的一年时间里，我的工作比以前更需要费心费力了。我开始熬夜工作，时常在夜里十一点回家，此时菲娜已经躺在床上，假装睡着了。她渐渐变得不可理喻，要求苛刻。她想理睬我时，就营造持续许久、激情四射的云雨之欢，我从未拒绝过，也不想拒绝。起初，是我感到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压力日益增大；其次是我俩相处两种极端的状态：要么沉默，要么做爱。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没有可供我们俩彼此了解的空间，或许我们的共同点比我们最初所认为的要少得多。

一天晚上，我酒后驾车，在城市环道上出了车祸。车上还有一个哥伦比亚独臂诗人和一个有异装癖的弗拉门戈歌手。我在医院躺了一个星期，对于这次车祸什么也不记得了。更糟的是，车祸中我还撞上了另一辆车，因此被索要一大笔保险费。我的驾照也有被吊销的危险，但我根本不记得是否被酒精测试仪测过，或是否去过警察局。离开医院后，我和菲娜的关系更僵了。我们开始向对方扔东西，把过去的不满都翻了出来，这都是些不好的征兆。我搬去和那个哥伦比亚诗人卡洛斯住，他住在哥特区。就在那个周末，我在圣·卡特里娜找到了一间公寓。
　　至今我和菲娜已两年没见了，每当想起她，既令我感触良多，又令我不胜其烦。我穿上短裤，轻轻走到厨房泡了杯咖啡，然后坐在天台上。太阳正从远处码头的吊架上升起。今天将会是温暖的一天。我没刻意多想就做了决定——早上我会去米罗基金会。十一点的时候，我就会站在《夜色女子》那幅画旁，猜想会看到谁，看到什么。
　　我是一个健身俱乐部的会员，俱乐部离马拉加利不远，在那里我度过我严谨生活的最后一段时光。我打算先去锻炼两个小时再去米罗基金会。地铁站熙熙攘攘，但大部分人的方向与我相反，他们是去上班的。到了体育馆，我在跑步机上设定了运动量作为热身，周围与我同步运动的人实在不少，他们都是坐办公室的，我们每个人都封闭在各自的事业里，尽职尽力地提高自我。因为两周时间没来体育馆锻炼了，我不得不小心一点避免运动过量。可我还是练了举重、哑铃训练、弯曲手臂、伸缩肌肉，虽然这一系列的动作使我感觉疼痛。最后我去了桑拿室，并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游泳。多数顾客都走了，整个池子和桑拿室就我一人。我喜欢高温室里的宁静，对我来说，就像是劳累之后安静的天堂，里面充满了桉树和松树的香味。我做了一会儿呼吸运动，胸口和肚子上的汗珠如溪水一般流淌下来，可我的脑袋里还是和以前一样空荡荡的。
　　门开了，令我惊讶的是，进来的竟然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尤金妮娅·法布尔。她是加泰罗尼亚的雕塑家和画家，住在本市的格雷西亚区。在我搬来西班牙之前我们就认识，大约十五年前曾在雅典见过面。尤金妮娅有一种苦行僧的性格：她惯于完成艰苦的、自我强加的任务。她皮肤黝黑，做事严谨、认真，但像一名身手不凡的魔术师一样具有非凡的幽默。她脸上带有与动物亲属关系的标记：假若她生下来不是人的话，应当是一只狐狸。
　　“尤金妮娅，没想到你也是会员。”
　　她轻轻地亲了我的两颊。
　　“一个朋友邀请我来这儿，所以就来了。你在忙什么？”
　　“我也在赴约，大概可以这么说。”我说道，并且告诉了她关于明信片的事。
　　“那太奇怪了，你应当知道米罗用这个主题画了不止一幅画吧？”
“不，不知道。”
　　“是的，还有《女人和鸟》、《夜晚的女人和鸟》、《被一群飞鸟围住的女人》等等。”
　　“被一群女人围住的夜鸟？”
　　“不是这么说的。”
　　“但这太奇怪了。你瞧，首先，那张明信片本来不该出现在那儿，其次，似乎是关键时刻就来了。”
　　“为什么关键？”
　　“就在我看到有人被抢劫之后。我本来可以出手相助的，可我没有，就像是看电视一样。我更乐意看，而不是做事。”
　　她顿了顿说：“听起来不太妙。但实际上很正常。一切都说不准的。我们生活在气泡当中，外面的一切在我们看来都是恶毒的，或是对我们进行着不应有的入侵。有空到我那里坐坐，你会让我的头脑变得更清醒。”
　　“这是恭维吗？我猜不是吧。不过还是要谢谢你。我会去的。”
　　“很久没见你啦。看你昏昏欲睡，反应迟钝，你需要出去散散心，去山里走走吧。”
　　“好的，尤金妮娅。”
　　一会儿，一个金色短发的年轻女人走进桑拿室，坐在尤金妮娅旁边。她疑惑地打量了我一眼，尤金妮娅匆忙作了介绍。我没记住那个女人的名字，脑子想着其他事情了。桑拿房越来越热，不舒服，于是我起身道别。我享受了一个长长的凉水澡，然后穿上衣服，四肢弥漫着失重般的感觉，极度舒适。
　　隔壁有家小咖啡馆。我买了一份西班牙语报纸，一边看一边吃早餐：一个煎蛋卷和涂有生力酒的面包。看完报纸时，已是十点多了。我离开咖啡馆去搭地铁。
　　

我踏进列车时，车上正上演一个小插曲。在车厢的那头，四个年轻的吉卜赛人正恐吓一个红眼睛的醉汉。醉汉嘟嘟哝哝地对他们嚷道：“放开我，放开我！”他们没有放。他们似乎是故意惹怒他，逼他拿出什么来。在德拉萨拉斯站，那个醉汉拖着脚走到车门，我注意到他大衣下面还裹着一条小狗。那帮吉卜赛人推搡着醉汉，正当醉汉准备下车时，小狗的一小股尿喷到了最近的吉卜赛男孩子身上，把他的衬衫弄湿了一大片。那个男孩子赶忙后退，厌恶地大喊了一声，就在关车门的一刹那，他用手刺向那个醉汉——只见一道白光闪过，仿佛是刀子又迅速被拔出。我一下子被这高超的表演所吸引，希望看到那个醉汉倒在月台地板上爬不起来的样子。但这只不过是那个男孩一个人在表演。车开动时，那个醉汉生气地转过身，自言自语，将大衣重新裹好小狗。车厢内，其中一个吉卜赛男孩拿着刀重演刚才的那一幕，他扮演那个醉汉，像电影里那样，脚跟慢慢旋转，在过道上踉踉跄跄。除了被尿湿了衬衫的男孩外，其他人都大笑，然后又一起向车厢里面走去，去找更多的乐子。

我也略微谈了自己的情况，并告诉她，我父亲小时候就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作为难民去到威尔士，我在卡马森郡受到威尔士和西班牙式的教育长大，还告诉她后来我周游希腊、土耳其和北非的经历，如何于五年前来到西班牙，最后为一名出版商工作，编辑百科全书，还做过自由翻译者和文学作品的编辑。换句话说，我简单说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以回应她的慷慨相告。坐在树下，我迅速重释了那张明信片的意义。按照这种新的想法，它是如何被放在我门底下的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它，我才认识了努莉亚。我可能错过了另一个重要的约会，不过与这次见面毫无关系。对她和那张明信片的关系再继续纠缠不清的话，意义并不大。而且她已经笑过我了，并礼貌地容忍了我生硬的解释，进一步追究只会让她离开，我可不想这样。
　　我对努莉亚有似曾相识之感，假如她看上去不高兴，我会觉得不安，虽然从一开始，我就确信我以前从未见过她。她那张脸，看过的人都会难以忘怀。当我认认真真地向她解释时（可能是第三次解释明信片的来由），很快就察觉到，她的双眸是那么深邃迷人；不经意间露出洁白小牙时的微笑是那么引人注目。我想，她不是笑我的故事，而是笑我在讲故事时拘谨而又诚挚的态度，以及词语与意思之间内在关系的固定意义，我认为理所当然的，对于努莉亚就明显不那么容易理解。她说话时，声音如火炉里的烟在我身边环绕。她用词的方式仿佛是文字游戏。效果如同是一场追逐：她说话有时犹犹豫豫，话说到一半时突然消失，然后又出现，好像连这些词语本身也感到惊讶，要不然就是溶化在淡淡的笑声里，慢慢地消逝了。
　　“你喜欢海鲜吗？”
　　这个问题让我感到意外。
　　“是的，非常喜欢。“
　　“那么，想去吃吗？”
　　她强调最后两个字，然后微微一笑：嘴巴透出天真无邪，但眼睛在笑。我并不介意她嘲笑我。相反，这让我安心。
　　“当然了，去饭店吗？”
　　“不是现在，我还有些事情要做。我想还是稍迟一点吧。”
　　什么事呢？我心想，嘴巴却说道，“可以。去巴塞罗尼塔怎么样？”

“巴塞罗尼塔不错啊。”
　　她提到一个饭店名字，我听说过，不过没去过。我们订下了时间：晚上九点。
　　然后，她起身吻了我的双颊，戴上墨镜后离开了。我注视着她，直到她从视线中消失。她没回头。
　　在那天中午余下来的时间里，我无法集中精神做任何事。我漫步回到兰布拉斯大街，又来到哥特区。商店正要打烊午休，我顺道走进附近的一家杂货店，买了瓶冰冻的卡瓦①酒，一些塞拉诺火腿和橄榄，又在隔壁的面包店选了一条面包。回到住所，我打开橄榄袋，取出一颗咬在嘴里。我脱下鞋，把夹克扔到椅子上，然后瞄准废纸篓，准确地把橄榄核吐到里面。我倒了满满一杯卡瓦，开始准备午餐。我端着盛着火腿和橄榄的盘子，拿了半条面包，又从冰箱里取了一大片甜瓜，走到天台上，又转进去拿酒。
　　天台上的吊床拴在卧室和客厅外墙的铁环上。这是天台上唯一阴凉的地方。我坐在旁边的地板上慢慢吃，仔细琢磨在米罗基金会发生的一切。首先，邂逅努莉亚是件乐事。不过，虽然她对我明显有好感，这令我开心，但无助于真正了解目前的情况。坐在天台上，我不得不承认，明信片这个疑团尚未解决。我很难相信努莉亚——她就住在紧邻米罗基金会的普波区——正好在我约定的时间去参观画馆，然后和我一起离开，犹如我们认识了多年一样。需要琢磨的还有：她的无动于衷或漠不关心。对此，我当然可以理解为坦然自若、老练世故。她给我的印象是她认识我，好像不是与生俱来的超然。她已经对我有了大致了解，如果我疑神疑鬼的话，至少今晚去见她时，我会有机会发现更多的东西。所有这些推测都让我迷惑和不解。为什么写那张明信片的人不直接和我联系呢？我一个劲地想着我在巴塞罗那的三年到底得罪过谁，或谁会跟我开这样的玩笑，但最终一无所获。
　　酒差不多喝完时，我不觉昏昏欲睡。炎热的下午，空气污浊而又难闻。我看到一只蜥蜴从天台的墙壁爬过。一只蜥蜴在令人头晕目眩的城市大楼的墙上。它停下来朝着我眨眼，看着我，也可能不是。或许它在等待，或许它此刻什么也不等。在过去两千万年以来，蜥蜴一直在阳光下眨眼，看或不看，等待或不等待。由于某种信念，我的记忆进入这只蜥蜴的体内，进入这个爬虫的脑子里。我想做一个简单、神奇的命名实验，便用英语对那个蜥蜴说“Lizard”①。它没动。我尝试用加泰罗尼亚语说，“Llangardaix”①，并重读最后几个连续的音节：lian-gar-daysh。我迷迷糊糊地爬上吊床，耷拉着一条腿在床外。随着吊床的晃动，脚在热乎乎的地砖上摩擦。我脑海中无故冒出另一个词：“Languedoc，”②我把这个字分成三截，音量渐低地说道。那只蜥蜴沿着它来的那条路线折回，跳下墙，穿过红色地板砖途中，再次停在那儿。它抬头瞧了瞧，然后快速越过我的脚。“Llangardaix，”我低声道。保佑小爬行动物吧，这些在人类午睡时才溜出来的爬行动物。保佑在炽热的太阳下的城里蜥蜴吧，那些午后在天台红色地砖上爬行的蜥蜴。

“我能预料未来，看懂纸牌占卜，不过我只说我能算得出的事。”
　　“我知道你是干嘛的，你是预测灾难的。”
　　他凝视着我，仿佛是第一次看到我似的。
　　“我也知道你，”他模仿我的口气说，“是干嘛的。”
　　“你知道？”
　　“是，你观察别人，你追求——”他拉长这个词，听起来与“最糗”押韵，同时转动着他淫荡的眼睛，“——的是你无法预料的事情，尤其和女性有关，你有窥阴癖，你是婊子养的杂种。”
　　“你难道什么都知道？”
　　“我能看到未来，你知道吗？”
　　“当然，再清楚不过了。”
　　他又四下张望，然后紧张兮兮地坐到我旁边。
　　“我给你做个纸牌占卜。”
　　“谢啦，但还是免了。”
　　“没什么。”
　　他还嫌不够，又从马甲的内口袋里掏出一副破旧的纸牌。
　　“好的，还没有看完全，时间不够。我只是来帮帮你的，没有别的，我只想对你目前的状况提供些帮助，我们来谈谈你目前的……状况。”
　　我无动于衷。
　　“切牌。”他用命令口气说。
　　“没兴趣。”
　　这个吞火者叹了口气，就像是面对一个倔强的小孩。
“来，来，来，”他怂恿说，同时松开那沓纸牌的橡皮筋。“来吧。”他把纸牌递给我。“切牌。”
　　我双臂抱在胸前盯着他。
　　他嘘了一声，做出一脸怪相，假装成是某个人从不远处盯着看，然后便开始洗牌。
　　“来吧，还没有看完全呢。一张纸牌就可以预言这个，呃，这个你现在困境的最后结局。”
　　“我谈不上有什么，”我说，反过来模仿起他的口气，“困境。”
　　“你撒谎，你这骗子。你目前的情况非常严重，我的兄弟。”
　　尽管他的提议自信得荒谬，我仍无动于衷。我很想知道他如何打破我俩之间的僵局。他以为我沉默不语是因为不确信。
　　“既然这样，好吧，我替你挑一张牌。”
　　“那可是你的牌，不是我的。”
　　他没有回答，继续洗牌，然后把牌摆在我们中间。
　　“你挑一张，那一张就是我的。我挑一张，就是你的。我们俩之间的事情不用明说，我们俩都知道，不是吗？只用几张主要的神秘纸牌，不管什么样的纸牌我都可以预测得到。”
　　我叹了一口气，只能装作漠不关心的样子说道：
　　“好吧，但我得先给你挑一张。”
　　“没问题。”
　　我抽了一张牌放在他面前。这张牌是月亮，一轮新月愤怒地俯视着两座塔之间，前面是一条狗和一条狼对着月亮低吼，它们身后，一只红色的龙虾悄悄地从池塘边爬上来。
　　他看着这张牌，神色不安。
　　“就是这张牌，他妈的。”
　　他一边喘着气，一边喃喃不休，像是背诵秘咒。
　　“怎么样？”

“对我来说很糟糕。我想要星星，但她告诉我这些：迷惑、错觉和恶心。可她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这个水性杨花的荡妇。”他又补充道，语气像个悲伤的小丑，“我可不会背叛她。”
　　我耸了耸肩说：“她是谁？你在禁区乱搞女人了吧？有人出来报复你了吧？”
　　他没说话，沉思一会儿说。“这是个有趣的问题。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不对劲啊。”
　　“别瞎扯了，”我说，“你是在开玩笑吧。”
　　“现在轮到你了。”他说。很明显，他十分热衷于预测我的未来。“我来替你选一张。”
　　他抽出一张牌放到我面前。牌反过来，或是倒过来了。上面是一个祭司，一只手拿着一个三层十字架，另一只手举起，明显是在祈祷和祝福。门下的两位助手坐着，他们俩之间有一对交叉的钥匙。这张牌是大祭司。
　　“我看不出什么意思，”我说，“你最好给我解释解释。”
　　“嗯，是呀，我最好得解释一下。”
　　他用力挠了挠头发。
　　“纸牌上说，你真他妈是个白痴，一个混蛋。一个，呃……嫖客。”他突然自我陶醉似的大笑起来。“自大、无能、虚弱、失败、不敢正视现实、敏感。你以为你知道这一切，但你不知道。我的朋友，你要倒大霉了，你最好小心点。”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哦，是吗？”他咧着嘴笑。“那么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是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服务员就走出咖啡馆给旁边的桌子提供服务。吞火者抓起那杯我还没有喝过的威士忌，一口喝了下去，转过头，一瘸一拐地快速离开了。
我依然坐在桌旁没动，示意服务员结账。他往回走时，那两个刚才观看吞火表演的男孩子中的一个正翻弄吞火者的包，另一个拿着一个塑料狗头面具，扯开往自己的头上戴，斜眼看着他的同伴。吞火者朝他们破口大骂，他俩吓得往后退，可又按捺不住好奇。他拿起那瓶汽油递给那个戴着狗头面具的男孩，另一只手把大拇指伸进嘴巴，做出喝酒的姿势。然后，他一把从男孩子那里抢过面具，在地上找了一块大鹅卵石，假装要砸他们。这两个男孩子转身就跑，其中一个还停了一下，点着一根已经吸了一半的烟，然后又递给旁边的男孩子。他们俩远远地盯着那个吞火者，朝他大笑。
　　我走进咖啡馆里面，去了趟洗手间，等我回到外面的时候，那个吞火者已收拾吞火用的行李和狗头面具走了。
　　我起身慢悠悠地朝海边走去。我从来没觉得自己特别迷信，但这次邂逅毫无预兆，因此感到不安。我遇到过许多人，却宁愿忘记他们，不过哥特广场从不乏咄咄怪事，西班牙谚语曾说，这样的情景通常是预示不幸。我几乎相信我已经在乞求这个吞火者，恳求他从他早年生活回来。有个烦人的可能性，而且可能性很大，就是说他认出了我，尽管他脑袋里一团乱麻。我突然想起，他从桌子那头向我靠近时，我第一次发现，他身上的龙刺青是他自称的身份的基本标志。这个吞火者是一股破坏的力量，是混乱的化身。
　　空气中弥漫着不祥之兆。在不到二十四个小时里，接二连三发生表面上毫不关联的事情，我的心不由被触动了。抢劫、米罗明信片、努莉亚、吞火者……所有这些都促使我相信存在一种令人不安的可能性，那就是物质世界和心灵的运转以某种方式相辅相成，它们互相对立但又不能分割，一个停止了，另一个就取而代之。
　　我对自己说，要留神。就那么简单，不是吗？你就要倒大霉了……你最好小心点。
　　地中海就在我的正前方，我沿着紧靠海滨北部的小艇港漫步。游艇排排泊在港口。一艘很大的木头帆船停靠在那儿，是那种年久日深的木头帆船。红帆卷在桅顶上，光亮的深棕色船板上映出一道道不屈的深红色，整条船映在大海和天空的蓝色里。为什么用红色的帆？当水手决定用红色的帆时，会爆发出怎样的力量？当红帆那样紧紧绑在木头上时，似乎就拥有了这种受制的活力，一种隐而不露的性冲动。当它们飘扬在广阔的海面上时，这艘船就像一朵盛开的巨大红玫瑰乘风破浪。当那些不谙水性的农民偶然从收割的豆角地里抬头看时，或是在给卷心菜除草时抬头之际，对他们来说这该是多么美的景色啊。不可名状的离奇，早已忘怀的渴望，是什么样的情怀寄托于汹涌的蓝色大海里航行的一艘深红色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