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说：“有少数人对计划生育这一过去几十年的国策做‘反攻倒算’式的批评，这是一种极端声音。”
其实，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较，真正极端的是以城市一胎化为特征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这种极端政策延续如此之久的重要原因是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压缩了不同观点的讨论空间，限制了社会的反思和纠错能力。人口议题不涉及基本价值观和政治立场，本该是一个纯学术性的话题；将其政治化只会扭曲社会认知，阻碍政策的合理化。近年来，中国社会各方认识到，不同观点之间的交流和探讨有助于政策合理化。在这样的政治智慧下，人口议题的舆论环境逐步宽松，令人欣慰。
就我们所知，主导计划生育反思的，是那些基于翔实数据和可靠证据的全面而深入的分析。遗憾的是，社评作者没能详尽评述这些观点的实质内容，而是简单化地贴上“政治标签”了之。

社评说：“中国社会并不存在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真实痛恨。”
我们无法得知这个判断是来自民意调查还只是作者的想当然。但就我们所知，失独家庭、遭受强制引产的孕妇、被开除公职或被征收巨额社会抚养费的多生家庭中，有许多人对计划生育的观感极为负面，这些人是真实存在的。

社评说：“世易时移，中国的人口计划需要与时俱进，即使将来全面放开二孩，甚至允许三孩，也不代表过去40年中国计划生育搞错了。”
从语气来看，作者认为“全面放开二孩，甚至允许三孩”就绰绰有余，而且是天大的恩赐。这只能说明作者对中国人口形势一无所知，对生育权更是完全藐视。别说“允许三孩”，就是“允许十孩”，那也是生育限制。对面临严重的低生育危机的中国来说，真正需要的是立即全面放开并及时大力鼓励生育。况且，生育权是基本人权，无论在人类历史上，还是世界范围内，自主生育几乎都是常情、常理、常态。
至于计划生育政策到底是否搞错了，要从人口趋势、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安全、文明兴衰各种角度来探讨。基于深入的研究，我们认为，计划生育是在强国富民的强烈动机下，认识不清、判断失误的产物；虽然从历史背景来说可以理解，但从后见之明来看，计划生育确实搞错了。至于长远的评价应该留给后人，但社评作者显然并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在该问题上做出有意义的判断。
再者，全国人大的释法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释义》明示：“我国已加入的国际公约规定：所有夫妇和个人都有自由和负责任地决定生育数量和间隔并为此获得信息、教育和手段的基本权利。公民依法行使生育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该文件表明，自主生育是国家承认的基本权利。无论是全面放开二孩还是允许三孩，只要还存在生育限制，就意味着计划生育搞错了。

社评说：“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计划生育，累积少生了几亿人。想想看，今天的中国有可能是18亿人，甚至20亿人，而我们今天实际13亿多人。”
这是典型的一以贯之的人口恐吓。过去30多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都在快速下降，东亚各地更是如此。参考未实行生育限制的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变化来估计，1970年代末以来的生育限制政策所少生人数不到2亿，这也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的说法。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始于1970年代初期，而非末期。计划生育委员会一度声称1980年开始的一胎化少生了4亿人，后来在强烈质疑下，把陈述偷偷改为过去四十多年少生4亿人。作者显然不了解这些细节，才会稀里糊涂地去臆想中国甚至有20亿人的情形。
其实，这种人口恐吓早已有之。早在世界只有10亿人时，马尔萨斯就警告地球已经无法承载更多人口，但现在世界人口已突破70亿，人们却普遍过得更好。如果说人口无限增长下去可能还有担心的理由，但时至今日，世界人口的变化趋势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随着避孕措施的普及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生育率快速下降，在可预见的将来会降至更替水平附近，人口无限增长的前提不再成立。

社评说：“但假如在今天的经济发展水平甚至更低水平上拥有18亿人口，这个国家将会遇到的问题不知要糟糕多少倍。常听人谈印度的‘人口红利’，挺让人羡慕，但所谓‘人口红利’只有在经济学上才是正面意义的，当它分散成一个个具体的人生时，它的实际表现往往是极度贫困、劳动者缺少权利、社会极端的两极分化等等。”
从原文判断，社评作者完全不明白“人口红利”的含义，误以为“人口红利”是指人口众多。事实上，所谓“人口红利”是指生育率从高到底的转换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
由于“人口红利”的前提是生育率下降，所以计划生育部门一直使用“人口红利”来为生育限制政策进行辩护，这其实也是支持生育限制政策的所有理由中唯一具有一点实证意义的理由。只是，“人口红利”的基础是之前的高生育率，而且我们的分析显示，中国自1980年代初的生育限制政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最多使中国人均GDP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快了两年。更重要的是，相较短期有限的“人口红利”是未来长期的代价远为更大的“人口负债”。
很显然，社评作者对“人口红利”这个基本概念一无所知，以至于会把计划生育部门这个唯一拿得出手的理论来当靶子胡批一通。至于作者提到“人口红利”在个体人生上体现为“极度贫困、劳动者缺少权利、社会极端的两极分化”，实在可以被不知情者解读为对计划生育恨之入骨了。当然，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现象与“人口红利”或者“人口多少”存在多少内在关系。如果非要说有关系，那也是在一国内部，人口较多的地方通常更加富有和繁荣。
社评作者以印度作为例子，似乎想暗示：印度落后的原因是人口太多。但恰恰相反，宏观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印度完美的人口结构和未来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是印度相对于中国最大的基础性优势。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印度的先天条件各方面都远不如中国，中印之间的龙象之争却成了话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在2015年有望达到7.5%而超过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经济将长期放缓，而印度经济可能逐步加速。这种时运转换的背景就是中国相对于印度的长期性的人口颓势。

社评说：“现在有少数人批评计生政策，动辄说中国可以养育二十几亿人口，这种声音比当年对马寅初人口学的批判还要疯狂。我们可以让经济发展少一点人口动力，但我们不希望中国变成有二十几亿人口的国家。”
实际上，中国人口将来面临的不是大幅增长而是急剧萎缩。即使一贯高估中国人口的联合国人口署，在《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中预测的中国人口峰值也仅14.15亿，但社评作者却树了一个20亿的虚妄的靶子，煞有介事地批评一通。
说到疯狂，真正值得一提的是，宋健在1980年发表的《中国人口百年预测报告》声称，如果生育趋势不变，中国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40亿。这个结论引起了高层震动，最终催生了极端的一胎化政策。其实，到1979年，中国已15年未进行过人口普查，宋健的百年预测使用的是全国户籍资料和公安部门在一个县、一个县级市的资料代替全国资料，并且完全无视世界各地生育率随经济发展普遍下降的事实（梁中堂，2014）。实际上，中国生育率到1979年就已经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了。
至于作者断言“中国可以养育二十几亿人口”的声音是如何疯狂，只能反映作者完全被“人口是祸害”的极端思维所禁锢，对人口学说的演变历史更是一无所知。实际上，这种把某个设定的人口数量作为天限的思维在人类历史上一再出现，但所有的悲观预测全部破产；国际学术界自1980年代以来再也没有任何严肃学者谈论所谓的人口容量了。
这是因为对所谓人口容量的估算根本就没有科学意义。选取何种指标来衡量人口容量？这些指标又如何随外部条件改变？这些条件的改变反过来又如何受人口数量的影响？这每一步都高度依赖于背后的假设，而每个假设都存在巨大的随意性；这些假设相对于结论是谬之毫厘，失之千里，即假设的一个微小变更，可能导致对“人口容量”估算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远大于由这些结论所催生的人口政策对人口规模所能影响的幅度。这也是为何针对地球承载人口的答案从几亿到一万亿不等。这些结论在理论上无法验证，在现实中更是毫无意义。
而且，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所谓人口承载力取决于技术水平，而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需求又推动技术进步。控制人口其实是在抑制技术进步这个根本性的动力。

社评说：“但二十几亿人口的国家会是什么样难以想象。那很可能是一个超级的‘蚁族国家’，谁也别试图哄骗我们那样的中国有多美好。”
即便中国立即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中国人口的峰值也不可能超过15亿，遑论二十几亿。作者用超级“蚁族国家”这样煽情的文字来描述臆想中的二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是以毫无根据的人口恐吓来支撑其站不住脚的观点。
虽然中国的人口峰值会远低于20亿，但把二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归为可怕的超级“蚁族国家”毫无根据。不妨回想一下中国人口只有7亿的1960年代，那时中国人均GDP几乎世界垫底，营养不足、交通拥挤、住房短缺、商品短缺、粮食凭票供应。让那个年代的人去想象13亿人的中国，那一定是人间地狱。但半个世纪过去了，13亿人口的中国几乎在各个方面都远好于7亿人口的中国。虽然这种变化主要是拜经济发展所赐，但也说明人口的大幅增长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灾难。
其实，就算中国人口达到二十亿，人口密度也仅与德国、英国相当，而低于日本、韩国、比利时、荷兰等国。这些国家的居住环境要远远好于俄罗斯、巴西、阿根廷等地广人稀的国家。这些都是现实，而且这些现象在经济学可以解释，而非臆想。
我们也希望社评作者了解，虽然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19.0%，但年出生人口仅占世界12.0%，而这还是中国的生育高峰期。在未来十年，中国23～28岁的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数量将萎缩至目前的55.7%，而中国生育率则仅有世界平均的一半。在这两种因素叠加的趋势下，只要一代人，也就是25～30年的时间，中国年出生人口将萎缩到世界的3.3%（0.557×0.5×12%）。即使能幸运地将自然生育率提升50%，也只能保持世界的5%。即便大力鼓励生育，要把中国生育率最终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也需要两三代人，到最终稳定下来，中国年出生人口乃至总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可能不足3%。

社评说：“危言耸听的人口意见注定是会被‘削峰’的，想生多少就生多少，甚至国家对多生者给予奖励，这样的鼓励生育政策短时间内肯定不会在中国出现。”
社评作者从头到尾没有给出任何一个可靠数据，也没有进行任何严谨的分析。事实上，中国在1990年代初生育率就低于更替水平，到2000年代就处于极低水平。要维持人口的均衡发展，中国在20年前就应该通过减轻养育家庭负担的方式开始鼓励生育，这也是几乎所有低生育率国家的做法，尽管这些国家的生育率大都远高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