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为人，少年老成，结交朋友的时候，有一个特点，“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壮游》）。就是说，他不太瞧得起同龄人。因此，他交往密切的朋友中，就有不少比他大许多的人，孟浩然大他23岁，郑虔大他18岁，高适大他12岁，李白、王维大他11岁。这些人，在杜甫乳臭未干的年代，便已经名满天下。他们之间的交往，两情相洽，并非杜甫剃头挑子一头热。换言之，这些前辈诗人也是欣赏杜甫的诗歌才华的。否则，也不会跟他做朋友。曾有不少人以杜甫写过许多深情思念李白的诗篇，而李白较少此类作品，否认李白对杜甫的赞许和友情。这是非常荒唐的。杜甫赞许、思念李白的作品比较多，李白赞许、思念杜甫的作品比较少，可能有李杜二人性格差异导致倾诉友情的方式不同、李白诗歌散失严重等原因。
实际上，李白写过“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沙丘城下寄杜甫》），“相失各万里，茫然室尔思”（《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等诗句，一个喜欢以飘逸潇洒形象示人的诗人，能说出这些无限深情的话语，足以证明，李白对杜甫的感情是很真挚的，对杜甫的诗歌才华是很欣赏的。
杜甫至少有两次，跟王维高适诸人同题酬唱，一次是跟高适、岑参、储光曦、薛据等人游览慈恩寺塔（即大雁塔）后分头作诗，一次是跟王维、岑参等人和贾至的《早朝大明宫》诗。相互唱和，说明有诗歌交情。今天重读他们的酬唱诗歌，也不难看出，杜甫的诗歌，有王维、高适所不及处。

更能够证明杜甫诗歌被当时人喜爱、推崇，最直接有力的证据，自然是同时代诗人的肯定与称赞。
高适《赠杜二拾遗》“草玄今已毕，此外复何言”，用的是扬雄的典故。汉哀帝时，哀帝时，奸佞用事，趋炎附势者个个飞黄腾达。扬雄并未随波逐流，他以写作《太玄》，淡泊自守。后来，人们就用“草玄”指淡泊势利，潜心著述。这两句诗，表明高适对杜甫人品的赞许，诗歌成就的肯定。言语之间，官运亨通的高适明显有自愧不如的意味。

钱起《江行无题一百首》其十八云“不识相如渴，徒吟子美诗”。这位钱起，今天的文学史书中地位不高，但他生前却无疑是诗坛一颗十分耀眼的明星：参加进士考试时写出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两句诗，不胫而走，妇孺皆知；他是“大历十才子”之一，跟郎士元齐名，号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朝廷公卿到外地任职，如果钱起、郎士元没有写饯行诗，会被当时人瞧不起的。这样一个诗人，以“吟子美诗”（杜甫的诗）抒情言志，可见心里对杜甫诗是相当推崇的。

严武《寄题杜二锦江野亭》云“漫向江头把钓竿，懒眠沙草爱风湍。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鵕鸃冠。腹中书籍幽时晒，肘后医方静处看。兴发会能驰骏马，应须直到使君滩。”严武虽然年岁略小于杜甫，但是，少年得志，官至成都尹、川西节度使，贵为一方诸侯，而且从他为数不多的传世诗歌看，他的文学修养也相当高。这首意在劝说杜甫到其幕府任职的诗歌，“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鵕鸃冠”，把杜甫比作三国狂生祢衡固然不甚恰当，但是，也可以看出他对杜甫文采的认可。

韦迢《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大名诗独步，小郡海西偏”；
郭受《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新诗海内流传遍，旧德朝中属望劳”，“春兴不知凡几首，衡阳纸价顿能高”。两位诗人的赞誉，当是实情的反映。

杜甫生前诸多友人中，对他诗歌艺术成就认识最到位、赞美的话语说得最淋漓充分的，是一位不太知名、生平事迹不详的诗人——这位“曾读却无限书，拙作一句两句在人耳”（读书很多，有一两句诗流传于世）的小诗人，却是大唐第一慧眼之人，杜甫之外，诗人李白、书法家张旭，他都有过交往，而且各写过一篇洋洋洒洒的杂言诗，对他们的艺术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赞美，完全超越了当代文艺批评中因矜持谨慎而必致的局限。他，叫任华。让我们记住这个名字吧。任华《杂言寄杜拾遗》前半首诗基本上都是对杜甫其人的思念与仰慕，对杜甫其诗的赞美与推崇，请看：“杜拾遗，名甫第二才甚奇。任生与君别，别来已多时，何尝一日不相思。杜拾遗，知不知？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在任华看来，曹植、刘桢、沈约、谢朓这些公认的前朝诗坛大佬，在杜甫面前，都不过是手下败将，小儿科诗人。

樊晃不是杜甫的同时代人，但是他的《杜工部小集序》中所说的“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有可能是杜甫生前的事情。尽管“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之作，但是，毕竟也是一种理解和欣赏。
我认为，杜甫“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所指的并非自己的诗歌无人理解，而是对自己在诗歌中一再表现、抒发的志向怀抱无人理会以至于一生命运坎坷的慨叹，很悲凉的慨叹。
2012-7-30

杜甫当然是唐朝的大V 北京外国语大学
副教授 丁启阵
《杜甫吧》：http://tieba.baidu.com/p/3990378942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恐怕是杜甫确实没有知音。何谓知音？如俞伯牙和钟子期才算得上知音。那些朋友辈在诗文中称赞杜甫，然而他们的素养恐怕未必能跟得上杜甫。就如俞伯牙生前难道没有其他朋友称赞他的琴艺？然而都不如钟子期。也许李白生前未能看到杜甫的诗歌，杜甫不过是他人生中众多相识者之一。如果李白多活几年，也许他能真正做杜甫的知音。可惜没有这种如果。

杜甫的超级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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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启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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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S·伯特搞了一个“世界100位文学大师排行榜”。中国共有杜甫、曹雪芹、鲁迅三位文学家入选，其中排名最靠前的是杜甫，位列第27名（曹雪芹67，鲁迅93）。可见，杜甫是一位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中国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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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几乎无人可及。“千家注杜”不免夸张，但是，说杜甫诗集是中国历代所有个人诗集中研究者最多的一种，却是毫无疑问的。杜甫诗集研究者及注释本子，王嗣奭《杜臆》、仇兆鳌《杜诗详注》、浦起龙《读杜心解》、钱谦益《杜诗笺注》、杨伦《杜诗镜铨》，名家名作就有一长串。杜甫的真假墓地、纪念地之多，堪称中国文学家之最。这些都足以说明，杜甫是深受中国百姓喜爱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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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杜甫对中国文学史的影响，这里摘录一小节旧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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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代开始，历代都有人学习杜诗，并且深受其影响。分析而言，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方法就深刻、直接影响了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韩愈、聂夷中、杜荀鹤、皮日休、罗隐等中晚唐诗人；杜诗中的人道主义精神，直接影响了白居易与王安石；杜诗中的爱国精神更是激励了一代代的爱国志士，李纲、陆游、顾炎武都是其例（《悲怆唐音》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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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不打算吓跑一般读者，所以准备写得轻松一点，只介绍一些杜甫粉丝的故事。杜甫之后，历代成名的诗人，很少不是杜甫的粉丝的。但是，我们这里不管名声和地位，只管他们的言行事迹——只有言行事迹堪称杰出者，方才入得本博主法眼，在这里略作介绍。限于篇幅，这里只介绍唐宋两代的杜甫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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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人任华。他是杜甫生前的朋友。杜甫生前朋友很多，但是，基本上都是杜甫赞扬他们的诗歌。那些被杜甫赞成一朵朵花儿的朋友们，却都笔下吝啬，没有礼尚往来。只有这位任华是个例外，他一次跟杜甫分别之后，因为想念杜甫，写了一首杂言歌行体诗歌，洋洋洒洒，把杜甫夸成了一朵奇葩：“杜拾遗，知不知？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任华堪称杜甫第一个超级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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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人元稹。元稹应杜甫后人的请求，写作《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公墓系铭》，为了抬高杜甫，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明确贬低李白。当然元稹并非一时心血来潮那样做的，他平时就特别喜欢杜甫诗，在一首回赠朋友的诗中他曾这样说道：“杜甫天材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就是说，杜甫的天才令他折服，他每次看到杜甫诗就跟见到亲人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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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人张籍。张籍痴迷杜诗，达到疯狂程度——他竟然把一部杜甫诗集焚烧成灰，然后拌上猪油蜜糖经常服用，说是可以改变肝肠，写出好诗。张籍日后果真成为一位著名的诗人，不知道是否服用杜诗灰烬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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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人吴居厚。这位做到门下省侍郎的达官，绍圣（1094—1098）年间做着户部尚书，另外一个叫叶涛的人做着中书舍人。那时候官员上早朝之前，都在待漏院集合。因为起的太早，大家都没有睡够，都会坐在凳子上靠着墙壁小睡片刻，不再交谈。只有这位吴居厚先生，每次一到，也不管他人愿意不愿意，都要拉他们讨论杜甫诗，以至于人们都不堪其苦。中书舍人叶涛为了逃避讨论杜甫诗，常常坐到门外屋檐底下。有一天，暴雨骤至，潲到屋檐下。人们纷纷招呼叶涛进屋避雨，他就是不进屋。问他为什么，他答：“怕老杜诗！”同僚的反应，叶涛的行为，都反衬出吴居厚对杜诗的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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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人彭仲举。乾道（1165—1173）年间，一天，麟台正字彭仲举，跟担任国子监司业（副校长）的林谦之一道游览天竺（在杭州灵隐寺附近）。游览之余，进酒家小饮。席间谈起杜甫诗的妙处，已经有些醉意的彭仲举，忽然大喊一嗓子：“杜少陵可杀！”有一个市井小人在隔壁听到这话，于是逢人便说：“有一件怪事，林司业跟彭正字在天竺密谋杀人。”有人就问他们要谋杀的人是谁，这市井小人就说：“杜少陵，不知道什么人。”结果当然是，闻者绝倒。一句“杜少陵可杀”，透露出彭仲举对杜甫诗的无限喜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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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人李纲。抗金名将李纲，坦承自己年轻的时候并不喜欢杜甫诗。但是，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战乱之后，再读杜诗，就觉得句句合乎时势，字字熨贴心窝，简直妙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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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人宗泽。跟李纲齐名的抗金名将宗泽，临终之际，不是交代遗产分割，也不是忙着跟家人诀别，而是朗诵杜诗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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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人文天祥。文天祥年轻时代乃是一位花花公子，想必也是不喜欢杜甫诗的。但是，抗元斗争失败之后，整天坐在元大都蒙古人的监狱里，无事可做。于是开始阅读杜甫诗，越读越熟，就越喜欢杜诗。文天祥于是就摘出杜诗中的五言句子，集为绝句，一共集了二百首。这个时候，文天祥对于杜诗的喜爱，那简直是无法用文字表达。他只觉得，自己想要说的话都已经被杜甫说出来了，只觉得自己跟几百年前的杜甫是性情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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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这么多人物都是杜甫的粉丝，可见杜诗魅力非同寻常。我奉劝那些因为不曾通读杜诗集子而对杜甫抱有偏见的朋友们，在你们说出不喜欢杜甫及其诗歌的观点之前，最好抽点时间通读一遍杜诗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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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8-10

李白杜甫哪个强？
丁启阵
中国文学史上有不少对生前友好、死后齐名的诗人。李白、杜甫是其中的一对，人称“李杜”。由于晚唐又出来李商隐、杜牧一对，为了区别，李白杜甫也被称为“大李杜”。齐名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追根溯源可能跟国人“好事成双”的心理有关。遇到凡事喜欢较真的人，往往会对齐名现象感到不满，总要分出一个高下优劣这才心安理得。树大招风，李白杜甫高下优劣的讨论题目，便格外引人入胜。扬杜抑李的，扬李抑杜的，主张不分高下优劣的，正好构成一架翘翘板。此起彼伏，难得有宁静、平衡的时候。
李白杜甫，两人生前和死后的二三十年时间里，大约都是李白名声大过杜甫的。但是，到跟韩愈齐名的张籍（约768—约830）和白居易的好友兼齐名诗人元稹（779—831）那里，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张籍特别推崇杜甫，有文献记载，张籍曾经把一套杜甫诗焚烧成灰，拌上油脂蜜糖，经常饮用，说是这样可以改换自己的肝肠（见《云仙杂记》）。元稹更是公开提出，杜甫的诗歌“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也就是说，杜甫是集大成的诗人，李白除了一部分自由奔放的诗歌和乐府诗勉强能跟杜诗相当之外，律诗尤其是长律排律，就远远不及杜甫了——他的原话大意是：这一类诗歌，李白离杜甫家的篱笆墙都还没有达到，更遑论升堂入室（元稹《杜甫墓系铭》）。
跟张籍、元稹不同，韩愈主张李杜之间不能分高下优劣。大概是张籍经常在韩愈面前扬杜抑李，韩愈不能苟同，于是以开玩笑的口吻，写了一首给张籍看的诗，其中有两句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
韩愈文章影响深远，这两句诗也很有名；宋代著名文学批评家严羽，更是详细阐述了不应该给李白杜甫分高下优劣的观点（见其《沧浪诗话》）。但是，正如翘翘板之难以保持平衡状态，人们一直没有结束李杜优劣高下的纷争。举其荦荦大者，宋人苏轼、黄庭坚等人主张杜甫优于李白，明人杨慎则对杜甫颇有微词。现代学者闻一多推崇杜甫胜过推崇李白，他说，李白有杜甫的天才，没有杜甫的人格（《唐诗杂论·杜甫》）；郭沫若却明显是扬李抑杜，李白事事高明，他的《陪侍郎叔游洞庭湖醉后》一诗，“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几乎是开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劈山造田的先河，杜甫处处猥琐，他的《八月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自始至终，暴露的就是一个地主老财的丑恶嘴脸（见其《李白与杜甫》）。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几种影响较大的大学文学史教科书，态度也不尽相同。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对李白杜甫一视同仁，都设专章进行介绍、阐述，而且篇幅相当；近年出版的两种文学史著作，复旦大学章培恒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北京大学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表面上是同等对待李白杜甫，而实际上都藏着扬李抑杜的私心：李白是干净利落的专章阐述，杜甫一章却阑入了介绍杜甫好友元结的内容。换言之，在他们的文学史宾馆里，李白住的是单间，杜甫住的是双人房。
本博主从前也曾赞同李白杜甫不能分出高下优劣的理论，曾经服膺李杜双峰并峙、难分高下以及“合之双美，离之两伤”的调和高论。但是，近年以来，日益感觉到，这种调和高论是建立在掩盖真性情、撒谎不说真话的沙地上的楼阁，是靠不住的。世上没有绝对相同、相等的两件事物，认为李白、杜甫各有长处，略有高下，合乎情理；世上之人，出身、处境、阅历、性情各不相同，有人喜欢李白，有人偏爱杜甫，无可厚非；我心里的李白杜甫有高下之分，不等于李白杜甫就一个伟大，另一个不伟大，因为别人心里的李白杜甫，高下可能跟我正好倒个个儿。
提倡说真话的时代，也应该提倡敢于不做“和事佬”的精神。
在李白杜甫问题上，我赞同闻一多先生的观点：喜爱李白，更喜爱杜甫。
2008-8-8

李白写过“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沙丘城下寄杜甫》），“相失各万里，茫然室尔思”（《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等诗句，一个喜欢以飘逸潇洒形象示人的诗人，能说出这些无限深情的话语，足以证明，李白对杜甫的感情是很真挚的，对杜甫的诗歌才华是很欣赏的。
杜甫至少有两次，跟王维高适诸人同题酬唱，一次是跟高适、岑参、储光曦、薛据等人游览慈恩寺塔（即大雁塔）后分头作诗，一次是跟王维、岑参等人和贾至的《早朝大明宫》诗。相互唱和，说明有诗歌交情。今天重读他们的酬唱诗歌，也不难看出，杜甫的诗歌，有王维、高适所不及处。

安史之乱中的诗人：岑参高适参战，王维杜甫王昌龄被捕，李白叛乱
一醉清风揽月
2020-06-21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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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几乎全天下人都认为安禄山要反叛，只有三个人不这样认为，这三个人是：唐玄宗李隆基、贵妃杨玉环和安禄山本人。
据《资治通鉴》记载，这一年，全国共有9069154户，人口52880488人。从去年开始，水旱灾害交替发生，关中大饥。好在大唐仓廪殷实，天灾并没有造成大规模民变，表面上看，天下太平无事。
一年后，安禄山反了。

唐玄宗欣赏贵妃跳舞
安史之乱是唐朝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唐朝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数人的命运也因它而改变。
我们现在就以安史之乱时的唐朝做一个切面，了解一下当时的几个大诗人在这场全国大动乱中的人生经历。
一、参战诗人：岑参、高适
天宝十四载（755年），岑参应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邀请，再次出塞，进入封常清的幕府，担任安西北庭节度判官。
这是岑参第二次出塞了，第一次是在天宝八载（749年）。那一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入朝，随高仙芝一起入朝的还有他的俘虏小勃律国王。
好大喜功的唐玄宗非常喜欢这种高级别的俘虏。为了奖励高仙芝，唐玄宗加封他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时还给他的一个儿子封了五品官。
高仙芝高高兴兴的入朝，不久也高高兴兴的回了西域，顺便带走了岑参，让他进入自己的幕府，做掌书记。这段时间，封常清是岑参的同事，任高仙芝的节度判官。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节选自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天宝十载（751年），高仙芝率军远征中亚，岑参并没有随军出征，而是坐镇后方负责后勤物资运转工作。
唐军从龟兹出发，翻越帕米尔高原到达中亚，在怛罗斯与阿拉伯联军相遇。此时统治阿拉伯的政权叫倭马亚王朝，中国史书喜欢称它为白衣大食。当时唐朝联军三万人，其中两万唐朝本土军队，一万藩属国葛逻禄和拔汗那联军。阿拉伯联军有十万人。
战争一触即发，双方血战五天，唐军渐渐取得优势。但是在第五天夜里，葛逻禄士兵反叛唐军，与阿拉伯联军前后夹击，唐军大败。
高仙芝率残部逃回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不久还朝，不再担任安西节度使，一同还朝的还有岑参。
高仙芝还朝之后，先由王正见担任安西节度使，不久王正见去世，由封常清接任。
就这样，高仙芝、封常清、岑参三个人的命运就产生了微妙的联系，但是这种微妙的联系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好运。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不负众望，果然反叛了。
中原地区承平日久，多年不见兵戈，突然打起仗来，官员和百姓都有点手足无措。安禄山一人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麾下军队占了唐朝军力的30%。这三镇的军队由于经常跟契丹人打仗，所以装备充足，训练刻苦，战斗力很强，中原的军队根本不是对手。
叛军一路攻城略地，河北、河南的大量城池很快沦陷，叛军兵锋直指洛阳。
这个时候，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从西域回到了长安。跟上次高仙芝还朝不一样的是，这次岑参没跟着主将一起回来，而是留在了西域。
在安禄山大兵压境之下，唐玄宗任命封常清为统帅，出兵平叛。但是，封常清几乎是一个人从西域回来的，精锐的安西军没有也不可能跟他一块回来。如果没有朝廷的命令，安西军贸然回来几乎是反叛无疑。
此时的封常清只是一个光杆司令。
再高明的指挥官也打不赢没有士兵的战役，没办法，只能临时募兵。
估计有朋友会疑问，怎么还要临时募兵？长安和洛阳难道没有军队吗？
这个真没有！
唐朝的军事政策是守外虚内，全国的军事重心全在藩镇，京城只保持少量的军队。这些军队平时维持治安，打击黑社会还行，让他们跟边军打仗，别说战斗力，连人数都不合格。
朝廷虽然没有给兵，但是可以给钱给政策，封常清带着军饷到洛阳很快招募了六万军队。但是这临时招募的六万军队几乎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就匆匆忙忙的上了战场，战斗力可想而知。
遇到叛军，官军一触即溃。封常清一败再败，洛阳很快失守。封常清只好退兵扼守陕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三门峡。
这个时候朝廷给封常清派了一个帮手，他的老上级兼老战友高仙芝。
在洛阳失守之前，唐玄宗封荣王李琬为兵马大元帅，全权负责平叛事宜。高仙芝被封为为副元帅，是实际上的平叛指挥官。
高仙芝面临和封常清同样的问题——没兵。
朝廷再次给钱给政策，高仙芝在长安集合京城各类负责治安的守备兵和部分在京城的边军，同时又招募了一帮无业游民和市井无赖，组成一支杂牌军，浩浩荡荡的开出长安，到陕州与封常清汇合。
无论是高仙芝还是封常清都不是酒囊饭袋，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他们俩再加上我们后续要提到的哥舒翰，可以称得上为西域三大名将，每个人都战功赫赫。但是，他们在西域打仗指挥的是安西军和陇右军，战斗力极强，打仗的时候很有自信，各种战术运用起来也得心应手，但是他们现在指挥的却是一帮乌合之众。
高仙芝和封常清看着自己手下的这支杂牌军队，心里实在没底。
此时，叛军势头强盛，与他们硬碰硬无疑于以卵击石。俩人一合计，只好放弃陕州，集中兵力扼守潼关，坚守不出。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挫伤叛军的士气，令其再而衰三而竭；二是等待各路勤王人马汇集过来，到时候再对叛军发起总攻。
总体来说，这个战术是正确的。
当时唐朝各路援军正在集结，假以时日，就会对叛军形成合围之势，到时候攻守形势就会逆转。
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部队正在今内蒙古包头一带集结，河南节度使张介然的部队在陈留一带集结，潞州长史程千里的部队正在山西潞州一带集结，江陵长史源洧（wei）的部队正在进湖北荆州一带集结，蜀郡长史崔圆之的部队正在四川集结。

安史之乱战场形势图
这个时候在潼关坚守的唐军只要沉住气，跟叛军耗下去，一直耗到各路援军赶到，胜利的曙光就会到来。
高仙芝和封常清能耗，但是唐玄宗不能耗。
这些年的唐玄宗整天忙着秀恩爱撒狗粮，早已不是年轻时的那个聪明睿智的李隆基了。杨玉环的温柔乡不但蒙蔽了他的双眼，也让他失去了判断力。
多年的太平景象也助长了他的盲目自信和虚荣心，这几点原因叠加在一起害了高仙芝和封常清，也害了唐玄宗自己。
洛阳城是朝廷的脸面，东都的沦陷让唐玄宗觉得很没面子。他希望高仙芝和封常清能够迅速出兵收复洛阳，好让他把丢在地上的自尊心捡起来。
这个世界很奇怪，当面子和里子发生冲突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选择面子，丢掉里子，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唐玄宗的悲剧在于，为了挣回面子不顾眼前面临的客观形势，急于求成，最终丢了更大的面子。不但洛阳没有收复，连老窝长安都被安禄山端了。
高仙芝和封常清的悲剧在于，他们只想到战术层面的对错，没有摸透领导的心思。
高仙芝和封常清畏葸不前让唐玄宗很恼火，在监军宦官边令诚的谗言之下，唐玄宗一怒之下杀了两位战功赫赫的名将。
杀人不是目的，换将才是目的。
这个时候，长安城里还有一位能打的将军——哥舒翰。
哥舒翰到底有多能打？读读下面这首诗就知道了：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不过，这首诗描写的是年轻时候的哥舒翰，此时的哥舒翰已经中风卧床，几乎生活不能自理。
但猛虎虽病，余威仍在。
唐玄宗任命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相当于接替高仙芝的职位，让他带兵迅速收复洛阳。哥舒翰先是以生病为理由推辞，被唐玄宗拒绝。君命难违，哥舒翰只好硬着头皮出长安，走的时候，带上了另一位边塞诗代表人物高适。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高适《别董大》
高适和岑参都是边塞诗代表人物，二人前期的经历也差不多。
岑参是进士出身，先在朝廷做官，有了点名气之后，被高仙芝主动收揽进自己的幕府。高仙芝离开西域之后，又被封常清邀请进幕府。
高适也是考中进士之后，先是被任命为封丘县县尉。他在县尉的岗位上干着不爽，不久就辞官了。然后去西域游历，用毛遂自荐的方式被陇右节度使哥舒翰赏识，收进幕府做掌书记。
哥舒翰领兵到达前线之后，发现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这仗根本没法打。他不自觉的选择了和高仙芝同样的战术，扼守潼关，避免跟安禄山硬碰硬。
唐玄宗没有让高仙芝执行这个战术，同样也不会给哥舒翰这个机会。
哥舒翰扼守潼关那段时间，唐玄宗两次派宦官催促出兵。哥舒翰上书解释死守潼关的军事意义，郭子仪、李光弼也上书朝廷建议坚守潼关。但是，此时的唐玄宗已经被虚荣心蒙蔽了双眼，再加上奸相杨国忠在旁边敲边鼓，唐玄宗拒绝了三位将领的正确建议。
高仙芝和封常清刚死不久，尸体还没凉呢。前车之鉴就在眼前，再不执行皇帝的命令，自己也会落得和高仙芝、封常清同样的下场。哥舒翰没办法，只好指挥军队出潼关，向洛阳进发。史书记载：翰不得已，抚膺恸哭。
当那个时代的五个著名将领（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都认为不应该出关跟安禄山硬碰硬的时候，哥舒翰率军出关的结果基本就像玻璃杯里的冰块一样透明了。
很快，唐军一败涂地，哥舒翰被俘。叛军攻入长安，唐玄宗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的保护下仓皇逃往四川。不久，哥舒翰被安禄山杀掉。
小小的潼关成了三大名将的墓地，而掘墓人与其说是安禄山，还不如说是唐玄宗自己。
本来太平日子过得好好的，突然的变乱害的大家都成了丧家之犬，在长安经营了半辈子的积蓄都可能化为乌有，好好的家不能呆了，要保着老皇上一块去四川。士兵们越想越生气，一股怨气逐渐在军队中扩散。皇上是不敢怪罪的，于是士兵们把一腔怨气都撒在了杨贵妃和杨国忠身上。
唐玄宗一行人逃到马嵬驿的时候，军队发生哗变。先是一个叫张小敬的士兵一箭射死了杨国忠，然后在众士兵的要挟之下，唐玄宗含泪把杨贵妃吊死于佛堂。

杨贵妃像
杨氏兄妹死了之后，逃跑队伍也一分为二。唐玄宗继续往南逃，目的是成都。太子李亨带一部分人北上，目的是灵武。
【本文未完】

【续1】
安史之乱中的诗人：岑参高适参战，王维杜甫王昌龄被捕，李白叛乱
一醉清风揽月
2020-06-21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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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舒翰兵败被俘的时候，高适从乱军之中逃了出来。他本打算先逃回长安，但是等他快到长安的时候，发现长安已经沦陷，皇上已经“巡幸”四川了，他又马不停蹄的逃往四川。
高适一路追赶唐玄宗带领的逃跑大军，到河池郡（今陕西凤县）的时候终于追上了老皇上。打了败仗却没有投降，皇上都成丧家之犬了仍一路追随过来，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让唐玄宗很是感动。高适又说了一堆鼓励皇上的话，唐玄宗认定高适是大大的忠臣，于是加封他为侍御史。
趁战火没有烧到四川的这段时间，高适在成都陪老皇上过了一段太平日子，他的战争生涯暂时告一段落。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们再说说岑参。
封常清从西域回长安的时候，岑参并没有一块跟着回来，当他的两任领导高仙芝和封常清在河南和陕西一带跟叛军决一死战的时候，岑参还在北庭都护府当他的节度判官。
中原的动乱让岑参很是担心，他其实很想参战，为朝廷贡献一份力量。但是，没有朝廷的允许他不敢回中原，身为军人，擅离职守可是重罪。
至德元载（756年）太子李亨在灵武继位，史称唐肃宗。他号召各地兵马勤王，岑参积极上表请求参战，得到了朝廷的允许。岑参才放心大胆的离开北庭都护府，东进勤王。
岑参到中原的时候，唐肃宗的办公地点已经转移到了凤翔。岑参只好先到凤翔报到，但是朝廷并没有给他安排武职，而是任命他为右补阙。
在唐朝，像拾遗、补阙这类官职都属于言官。拾遗的意思就是把朝廷丢的东西捡起来，补阙的意思就是把朝廷的漏洞补上。右补阙的官职肯定跟岑参理想中的官职有差距，因为他本来是想直接上战场的，但是没办法，他必须听从朝廷的安排。
近代著名的生物学家巴斯德说过：机遇总是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所以只要愿意等，机会总是会有的。
宝应元年（762年），也就是安史之乱发生的第八个年头，岑参终于得到了他盼望已久的武职。天下兵马大元帅雍王李适讨伐史朝义，岑参被任命为掌书记，跟随平叛大军奔赴前线。当时的安史之乱已经基本接近尾声，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已经相继死去，史朝义已经是强弩之末，叛军很快被平定，安史之乱也结束了。
但是平叛有功并没有给岑参的仕途带来多大帮助，后来他的官职一直反反复复，始终没有进入高官行列，晚年还被贬到地方做刺史。岑参于唐代宗大历四年（769年）客死异乡，享年五十二岁。
二、被俘诗人：王维、杜甫、王昌龄
在安史之乱中，王维、杜甫和王昌龄统统被俘。被俘是相同的，被俘的方式和结果却各有各的不同。
（一）王维
安史之乱发生之前，王维的官职是给事中。长安被攻陷的时候，王维没能及时跑出去，被叛军抓了俘虏。
给事中当时已经不算是小官了，再加上王维诗画双绝，名气很大，所以他受到了安禄山的特殊照顾。安禄山为了招揽人心，就命人把王维押解到洛阳，让他在自己的朝廷中做官。为了保命，王维只好被迫接受。
虽然做了伪职，但王维身在曹营心在汉。有一次安禄山在洛阳凝碧宫设宴款待百官，虽然有乐工吹拉弹唱热闹非凡，但王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事后他做了一首《凝碧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注意，读最后一句的时候，一定要正确断句，“碧”和“池”之间要稍作停顿，否则就成了粗口了。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朝廷开始对投降官员进行秋后算账，本来王维这种接受伪职的官员是要处死或者流放的。但是关键时刻那首《凝碧诗》救了他一命，唐肃宗很欣赏他这首诗。再加上他的弟弟刑部侍郎王缙苦苦求情，愿意革职救他他兄长一命。朝廷免去了王维的死罪，任命他为太子中允，降级使用。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二）杜甫
与以上几位相比，虽然现在看来杜甫的名气是最大的，但是，他的人生际遇却是最差的。
岑参、高适、王维都是进士出身，都是拿俸禄的国家公务人员，但是杜甫却没有考中进士。安史之乱发生之前，他的生活已经很潦倒了。
天宝十载（751年），杜甫因为上《大礼赋》受到唐玄宗赏识。唐玄宗让他在集贤苑等候分配，但朝廷一直没有给他安排工作，直到天宝十四载才给他安排了一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小官。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也就是安史之乱即将爆发的前夜，杜甫正在回老家奉先（今陕西蒲城县）省亲。他刚进家门就听到了哭泣声，原来是小儿子饿死了，杜甫家庭生活的穷困可见一斑。
他前脚刚到家，安史之乱就爆发了。
第二年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继位。杜甫听说之后，就只身一人前往灵武，投奔朝廷，希望能够报效国家。不幸的是，在途中被叛军俘虏，押往长安。
官大有官大的缺点，官小有官小的好处。
杜甫因为官职太小，在俘虏营里压根儿不受重视，几乎连行动自由都没有受到限制。在此期间，他竟然还能写《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两篇文章为剿灭安史叛军出谋划策，这可能是我见过的最自由、最胆大包天的俘虏。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趁郭子仪兵临长安城下的时候，杜甫从长安城西金光门成功逃脱。参考做俘虏时的待遇，估计这次出逃他也没有费多大劲。
到了凤翔朝廷之后，唐肃宗很高兴。对于这种冒着生命危险逃离叛军大营也要报效朝廷的行为应该予以鼓励和嘉奖，朝廷封他做了左拾遗。当然，我们知道，杜甫逃出长安的过程可能没有唐肃宗想象的那么艰险。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杜甫《前出塞》
左拾遗是言官，就是负责给皇帝和朝臣提意见的，最起码，杜甫对是这样理解的。
但是他对这个官职的粗浅理解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时宰相房绾向唐肃宗主动请缨要求率军收复长安，为了赢得唐肃宗的信任，房绾把牛皮都吹上了天，成功的忽悠了唐肃宗。
但房绾本是一介书生，从来没有过军旅经历，他的战术思想只是世上谈兵罢了。连高仙芝、哥舒翰这类的著名将领都吃了败仗的情况下，房绾的结局很好预料。唐军一败涂地，房绾狼狈逃回凤翔。
唐肃宗大怒，准备罢免房绾的宰相职位。这个时候身为左拾遗的杜甫觉得该是自己履职尽责的时候了，于是上书为房绾求情，说这是小罪，不宜罢免宰相。
实事求是的说，这一次败仗并不是小罪。当时正是战争的关键节点，这一仗的成败可能会影响整个战争的走向，打了败仗不仅让唐肃宗收复两京的计划不得不再往后推迟，并且可能影响军队的士气。
杜甫的上书算不上客观中允，据说杜甫没做官时跟房绾就是好朋友，这次上书求情很可能夹杂着私情，这就惹怒了唐肃宗。唐肃宗本想把他打入大牢问罪，在宰相张镐（请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后面我们还会提到）的求情之下，肃宗免去了他的死罪，但是从此再也没有重用过他。
从此之后，杜甫就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他的后半生，最终贫病交加，死在了一条小船上。
【本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