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我们对于这一段时期的关注点被秦国的商鞅变法,韩国申不害变法,齐国的整肃吏治所吸引,集中于诸国国内政治体制变革。实质上伴随着马陵道之战和桂陵之战,这段时期在国际层面上也是至关重要的转折点:魏国霸权的衰落,同时合纵连横的时代已经开始。在这里我感兴趣的是频繁的结盟外交对于战争发生概率的影响。
在Realistic scholar们看来,结盟是一种各国平衡权力的手段。这有时会给人们造成这样的错觉:结盟会使得各国的“势力”达到某种平衡,令发动战争的威胁成为逐渐大到占据领土可能的获益,因此会减少战争的发动。这种理论的确在某些情况下提供了解释长时间和平的key insight,两方势均力敌的譬如我们所熟知的北约和华约,一个霸权势力和周围卫星势力的bandwagoning包括拿破仑战争之后的Pax Britannica。
然而事情并不总是这样,譬如在一战中的协约国和同盟国的联盟的产生实质上加剧了冲突的发生,最终将整个欧洲卷入战火中(Gartzke 2012)。在我们的战国例子中,尤其是合纵连横的时代,有这么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话:“张仪、公孙衍,岂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从纵横时代的历史来看,诸多联盟并没有带来权力均衡下的和平,而是加剧了战争的产生。那么究竟联盟对于战争的止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为什么联盟会加剧战争的发生,而著名的联盟“合纵”是如何失败了呢?战争中间短暂的平衡是怎样产生的?下面我将尝试用361BC-339BC年间发生的战事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首先我们来解决一个玄学问题,战争为什么会发生呢?
假设两个国家A和B在一段领土线上,领土的分割对于A和B来说不可能在不损害一方的前提下使另一方获益(pareto efficient),p为战争的结果。
然而战争是会有损耗的,对于A而言,假设战争的成本为a(人力,物力,为了一个方向的战争而被迫割让与他国的城池etc),对于B而言,战争成本为b。那么q-a到q+b这一段区间内的收益是战争所造成的损失(deadweight loss),会将他们移动到下一级的收益曲线上。对于B来说,q+b点向左都是优于战争的,对于a 而言,q-a点向右的都是优于战争的,所以在q+b和q-a这两点间,A和B是可以达成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