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上述的引文中所说的那样,我当时的期望是张五常教授的新版《经济解释》三卷本(后来“变化比计划快”,变成了四卷本)能尽快地写好、出版,然后出一个合并版,可以作为我给学生上经济学课程的教科书。然而,张五常教授的“慢工出细活”、“精益求益”的写作态度固然是使得全套新版《经济解释》直到现在都还没能全部写完,字数的不断增加也使得合并成一本出版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但更主要的是这新版实在是太难了!张五常教授自己直言,他写这书时是假设面对的读者是博士级水平的人。我听了他这“直言”之后的回应是:“就算是博士级水平的人,这世上也没几个真能看懂吧?”
于是,我对于张五常教授写完新版《经济解释》之后合并成一本当教科书使用的指望,是完全地断绝了。不过,那时我还压根儿完全没有想过要自己来写一本教材。
这是2010年时的事情,进入2011年,面对新一届的学生,开始了新一轮的教学。这一年,周燕从英国的牛津大学做完访问学者回来,也开始了她给新生讲授经济学课程的历程,于是我们互相交流着教学经验。就在这一年,事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其实我早在大约2007年的时候就开始从一个要退休的老院长手上接过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开始时继续沿用他本来用着的教材,那是国内一本著名教材。那时我的教学水平有限,也只能是照本宣科,除了直接跳过那教材在每一章结束时必定要站在马克思的立场上对该章内容批判一番之外,就只是在如何让学生容易地理解什么是边际量、为什么均衡条件是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之类的事情上动动脑筋,把课讲得更活泼一些、好懂一些。
2009年,我和周燕合作翻译的张五常教授的老师赫舒拉发所著的《价格理论及其应用》一书出版,我就转向使用此书作为微观部分的教材。换书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虽然如前所述,此书依然是错漏百出,但毕竟比国内的那本教材要好得多。第一年(2009年)使用此书时,我基本上还是照本宣科,依着这书的说法来讲;但到了第二年(2010年),我开始对这书上有错的部分进行批判,于是就出现了上述所说学生跑来要求换教材的事情。虽然讲得困难,但我的上课开始偶有佳作,也就是偶尔有一堂课会讲得特别精彩,学生不管听没听懂,但那表情告诉我,他们是陶醉其中的!而另一方面,我自己也在这教学之中大有收获。就是在2010年的那一轮教学中,我感到自己对于张五常教授关于“租值”的概念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那种“顿悟”的快感,真是至高无上的享受!
然后,就是2011年了。如前所述,周燕回国了,我有了一个可以不断地向之“汇报”教学情况的对象。就是在那一年,情况出现了突飞猛进的质变式的飞跃。在2010年时,我还只是偶尔一两堂课讲得精彩;而2011年却是每一堂都精彩纷呈!每一堂课于我而言都是享受,没上课之前是满脑子想着怎么上,上完课之后就怀着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期待着下一堂课的时间赶快来到!我兴奋地向周燕述说着这快乐无比的体验,她也深受感染,不断地督促我要把讲课的内容转告给她,让她也可以把这种精彩与快乐传递给她的学生。
终于,到了某个关口,我决定我必须把这些讲课的内容写下来!每一次上完课后,连我都为自己的精妙发挥而震惊,从而担心时间一过就会忘记了如此精彩的内容。于是,在给新生上了大概一个月的课之后,11月4日,我第一次在张五常教授的博客里发布了写成文字的第一讲《经济学讲义》。这个书名我几乎是不加思索就想到了,因为那确实就是我凭借对上课内容的记忆而直接写下来的,连那口语的色彩也全数保留着。
我一讲接一讲地写,思如潮涌,几无间歇。这时我能体会到张五常教授说他写《经济解释》的感受:约束了进度的只是体力!好些时候,我一早起来,打开电脑,十指翻飞,在键盘上跳跃不已地写作。写啊写啊,写到旁边的手机设好的闹钟响了,提醒我到时间要去吃饭了,我顺手就把闹钟按停,然后继续打字。我像是中了毒、上了瘾一样,不写完一讲就无法停下来,无法从电脑前离开。为此,我甚至得刻意地把写作的时间定在早上,因为即使拖了时间最多也只是把午饭推后;如果把写作的时间放在晚上,我会忍不住通宵写作的。而且,即使写完了,上了床也会兴奋得根本无法入睡!很多人沉迷于网络,是因为沉迷于游戏,而我……是沉迷于写作!
我一口气地写到“货币理论”的部分,终于开始觉得精疲力竭,有点想打退堂鼓了。一开始连载《经济学讲义》的时候,我就已经先定好了退路,“警告”读者们,我有可能会写着写着觉得兴趣缺缺而中断的。写作、尤其是长篇写作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那种孤独感难以言说。虽然确实有很多读者给了我很多的支持,但看到没几个人能说到点子上,就会觉得自己的心血全白费了,挫折的感觉会如排山倒海一般将继续坚持下去的意志给压倒。而且,写作的情绪也是有周期性的,正处于情绪高涨的阶段,可以下笔千言、一泻千里;落入情绪低落的阶段,却会感到举步维艰,一字一词反复斟酌、耗时费神。
写完“货币理论”的时候,我一开始时的高昂情绪正回落到最低谷。于是我暂时停了下来,转去做别的事情。然而,幸好的是无论我的情绪是好是坏,是高涨是低落,我还是要给学生上课。那时已经到了下学期,要讲“宏观”的内容了。我开始批判凯恩斯的理论,一步一步地批,批到他体无完肤。学生听得很过瘾,而我的情绪也给再次刺激了起来。我想到的是:如果不写这一部分,那不是太可惜了吗?除了我能面对的每年几十名学生,外面一大帮无知之徒继续信奉着凯恩斯如此错得堪称“惨不忍睹”的荒唐理论,继续被忽悠得不知东西南北……于是我再次鼓起劲来,继续往下写。
《经济学讲义》的“下篇”的后半部分是写得比较艰难、甚至是痛苦的。因为批判凯恩斯的部分写完,再后面的内容其实我并没有给学生上过课。课时有限,把前面的那些内容讲完,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教学是激发我写成这《经济学讲义》的最大动力。通过反复地给学生上课,我在不断地摸索以什么形式、顺序与结构来讲授,能让学生最好理解并掌握有关的知识。可现在已经进入其实并没讲过课的部分,我更像是在面壁独语,感觉不再是写讲义,而是在写学术论著。还是幸好,我是如此的幸运,在连载《经济学讲义》的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读者,在跟读与讨论之中,等于是在网上开了一个虚拟的课堂。虽然面对的不是一个个坐在我面前的学生,网络的那一头却是拥有着更丰富的社会阅历、兴趣也更为浓厚热烈的读者。我调整心态,想象着他们是我的读者,这“讲义”是为他们而写的。就是这样,我终于坚持了下来,一直写到最后一讲“政治经济学”!
现在已经出版的《经济学讲义》的最后一讲,其实我对有关的内容感到还不是很满意。本来我不想赶开学的时间出书,但因为一轮教学就要持续一年之久,一想到我明明手上已经有这么一份“讲义”,却还是要拿着错漏百出的教科书去给学生上课,让学生再承受一次困惑于教科书那么多错的迷惘,我就实在不愿意再等上一年了。由于这个缘故,尽管最后一讲我本来还想多花些时间思考与写作,但还是赶着开学的时间而匆匆付梓了。不过,现在有了这个博客作为平台,教学完全可以不受限于《经济学讲义》本身,而有更广阔的空间来作进一步的改善。
事实上,除了最后一讲有必要借助这个平台来改进之外,很多读者朋友都提到过,读者们的评论与我的回答之中也不乏精彩纷呈的内容,如果也能收进《经济学讲义》之中就好了。然而,限于篇幅,这愿望无法实现,大量精彩的互动交流只能割爱(甚至包括作业评讲的部分)。但只要这个平台存在,精彩还是永存的。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学讲义》只是一本入门的指南,更多的教与学,是有必要依赖于网络,依赖于这个平台来进行的。
周燕给我的《经济学讲义》作序,最后一段的开头是“大爱无言”!我很喜欢这句话。不过,为着爱经济学,我还是下笔写了数十万言——周燕不也出于朋友之爱而为我写了序吗?大爱无言是东方思想中“大音稀声”的境界,而在西方的观念里,爱,是要说出来的!写下这本《经济学讲义》,最低的目的只是为了方便我有一本合用的教材去给学生上课,而最高的目的则是将天下间所有热爱经济学的人都类聚过来——是对经济学的爱,让我们走到了一起。可以说,此书是我对经济学的“爱的宣言”!
于是,我对于张五常教授写完新版《经济解释》之后合并成一本当教科书使用的指望,是完全地断绝了。不过,那时我还压根儿完全没有想过要自己来写一本教材。
这是2010年时的事情,进入2011年,面对新一届的学生,开始了新一轮的教学。这一年,周燕从英国的牛津大学做完访问学者回来,也开始了她给新生讲授经济学课程的历程,于是我们互相交流着教学经验。就在这一年,事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其实我早在大约2007年的时候就开始从一个要退休的老院长手上接过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开始时继续沿用他本来用着的教材,那是国内一本著名教材。那时我的教学水平有限,也只能是照本宣科,除了直接跳过那教材在每一章结束时必定要站在马克思的立场上对该章内容批判一番之外,就只是在如何让学生容易地理解什么是边际量、为什么均衡条件是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之类的事情上动动脑筋,把课讲得更活泼一些、好懂一些。
2009年,我和周燕合作翻译的张五常教授的老师赫舒拉发所著的《价格理论及其应用》一书出版,我就转向使用此书作为微观部分的教材。换书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虽然如前所述,此书依然是错漏百出,但毕竟比国内的那本教材要好得多。第一年(2009年)使用此书时,我基本上还是照本宣科,依着这书的说法来讲;但到了第二年(2010年),我开始对这书上有错的部分进行批判,于是就出现了上述所说学生跑来要求换教材的事情。虽然讲得困难,但我的上课开始偶有佳作,也就是偶尔有一堂课会讲得特别精彩,学生不管听没听懂,但那表情告诉我,他们是陶醉其中的!而另一方面,我自己也在这教学之中大有收获。就是在2010年的那一轮教学中,我感到自己对于张五常教授关于“租值”的概念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那种“顿悟”的快感,真是至高无上的享受!
然后,就是2011年了。如前所述,周燕回国了,我有了一个可以不断地向之“汇报”教学情况的对象。就是在那一年,情况出现了突飞猛进的质变式的飞跃。在2010年时,我还只是偶尔一两堂课讲得精彩;而2011年却是每一堂都精彩纷呈!每一堂课于我而言都是享受,没上课之前是满脑子想着怎么上,上完课之后就怀着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期待着下一堂课的时间赶快来到!我兴奋地向周燕述说着这快乐无比的体验,她也深受感染,不断地督促我要把讲课的内容转告给她,让她也可以把这种精彩与快乐传递给她的学生。
终于,到了某个关口,我决定我必须把这些讲课的内容写下来!每一次上完课后,连我都为自己的精妙发挥而震惊,从而担心时间一过就会忘记了如此精彩的内容。于是,在给新生上了大概一个月的课之后,11月4日,我第一次在张五常教授的博客里发布了写成文字的第一讲《经济学讲义》。这个书名我几乎是不加思索就想到了,因为那确实就是我凭借对上课内容的记忆而直接写下来的,连那口语的色彩也全数保留着。
我一讲接一讲地写,思如潮涌,几无间歇。这时我能体会到张五常教授说他写《经济解释》的感受:约束了进度的只是体力!好些时候,我一早起来,打开电脑,十指翻飞,在键盘上跳跃不已地写作。写啊写啊,写到旁边的手机设好的闹钟响了,提醒我到时间要去吃饭了,我顺手就把闹钟按停,然后继续打字。我像是中了毒、上了瘾一样,不写完一讲就无法停下来,无法从电脑前离开。为此,我甚至得刻意地把写作的时间定在早上,因为即使拖了时间最多也只是把午饭推后;如果把写作的时间放在晚上,我会忍不住通宵写作的。而且,即使写完了,上了床也会兴奋得根本无法入睡!很多人沉迷于网络,是因为沉迷于游戏,而我……是沉迷于写作!
我一口气地写到“货币理论”的部分,终于开始觉得精疲力竭,有点想打退堂鼓了。一开始连载《经济学讲义》的时候,我就已经先定好了退路,“警告”读者们,我有可能会写着写着觉得兴趣缺缺而中断的。写作、尤其是长篇写作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那种孤独感难以言说。虽然确实有很多读者给了我很多的支持,但看到没几个人能说到点子上,就会觉得自己的心血全白费了,挫折的感觉会如排山倒海一般将继续坚持下去的意志给压倒。而且,写作的情绪也是有周期性的,正处于情绪高涨的阶段,可以下笔千言、一泻千里;落入情绪低落的阶段,却会感到举步维艰,一字一词反复斟酌、耗时费神。
写完“货币理论”的时候,我一开始时的高昂情绪正回落到最低谷。于是我暂时停了下来,转去做别的事情。然而,幸好的是无论我的情绪是好是坏,是高涨是低落,我还是要给学生上课。那时已经到了下学期,要讲“宏观”的内容了。我开始批判凯恩斯的理论,一步一步地批,批到他体无完肤。学生听得很过瘾,而我的情绪也给再次刺激了起来。我想到的是:如果不写这一部分,那不是太可惜了吗?除了我能面对的每年几十名学生,外面一大帮无知之徒继续信奉着凯恩斯如此错得堪称“惨不忍睹”的荒唐理论,继续被忽悠得不知东西南北……于是我再次鼓起劲来,继续往下写。
《经济学讲义》的“下篇”的后半部分是写得比较艰难、甚至是痛苦的。因为批判凯恩斯的部分写完,再后面的内容其实我并没有给学生上过课。课时有限,把前面的那些内容讲完,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教学是激发我写成这《经济学讲义》的最大动力。通过反复地给学生上课,我在不断地摸索以什么形式、顺序与结构来讲授,能让学生最好理解并掌握有关的知识。可现在已经进入其实并没讲过课的部分,我更像是在面壁独语,感觉不再是写讲义,而是在写学术论著。还是幸好,我是如此的幸运,在连载《经济学讲义》的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读者,在跟读与讨论之中,等于是在网上开了一个虚拟的课堂。虽然面对的不是一个个坐在我面前的学生,网络的那一头却是拥有着更丰富的社会阅历、兴趣也更为浓厚热烈的读者。我调整心态,想象着他们是我的读者,这“讲义”是为他们而写的。就是这样,我终于坚持了下来,一直写到最后一讲“政治经济学”!
现在已经出版的《经济学讲义》的最后一讲,其实我对有关的内容感到还不是很满意。本来我不想赶开学的时间出书,但因为一轮教学就要持续一年之久,一想到我明明手上已经有这么一份“讲义”,却还是要拿着错漏百出的教科书去给学生上课,让学生再承受一次困惑于教科书那么多错的迷惘,我就实在不愿意再等上一年了。由于这个缘故,尽管最后一讲我本来还想多花些时间思考与写作,但还是赶着开学的时间而匆匆付梓了。不过,现在有了这个博客作为平台,教学完全可以不受限于《经济学讲义》本身,而有更广阔的空间来作进一步的改善。
事实上,除了最后一讲有必要借助这个平台来改进之外,很多读者朋友都提到过,读者们的评论与我的回答之中也不乏精彩纷呈的内容,如果也能收进《经济学讲义》之中就好了。然而,限于篇幅,这愿望无法实现,大量精彩的互动交流只能割爱(甚至包括作业评讲的部分)。但只要这个平台存在,精彩还是永存的。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学讲义》只是一本入门的指南,更多的教与学,是有必要依赖于网络,依赖于这个平台来进行的。
周燕给我的《经济学讲义》作序,最后一段的开头是“大爱无言”!我很喜欢这句话。不过,为着爱经济学,我还是下笔写了数十万言——周燕不也出于朋友之爱而为我写了序吗?大爱无言是东方思想中“大音稀声”的境界,而在西方的观念里,爱,是要说出来的!写下这本《经济学讲义》,最低的目的只是为了方便我有一本合用的教材去给学生上课,而最高的目的则是将天下间所有热爱经济学的人都类聚过来——是对经济学的爱,让我们走到了一起。可以说,此书是我对经济学的“爱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