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的科学是可能的吗?——《神学的科学》读后
蒋劲松
提起西方文化，我们常常是“言必称希腊”，而同样重要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则往往被我们漠然相待。胡适之先生口口声声要“全盘西化”，但是对基督教文化却评价不高。而在饱学博览的钱钟书先生眼里，西方传教士是洋人当中最为土气的。在我们简单化理解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思路中，基督教文化正好是应该去除的“糟粕”。所以，虽然从明末开始，我们同西方文化的接触最早是从基督教文化开始的，但是迄今为止对基督教理解却仍然是我们对西方文化研究的软肋所在。
然而我们对基督教理解的障碍，却构成了理解包括西方科学精神在内的近代西方文化的最大瓶颈。例如说，假定科学与宗教誓不两立，我们就不容易理解为什么近代科学诞生于基督教文化盛行的地区，而中国这样的无神论思想高度发达的国度却反而未能诞生近代科学？也无法理解实验科学传统为何没有能在推崇理性的希腊文化中产生？英国著名神学家T. F.托伦斯的《神学的科学》一书对于我们突破这个理解瓶颈，很有帮助，值得认真阅读。
作者托伦斯与中国还有一段特殊的因缘。他1934年出生于中国四川成都市，父亲是来华的传教士，近年来他还多次返回四川，帮助四川少数民族重建教堂，协助教会发展。托伦斯曾跟随著名神学家卡尔•巴特学习神学，194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从1950年起在爱丁堡大学任系统神学教授直至退休。托伦斯著作丰富，影响很大，尤以精通科学和神学关系而著称，甚至曾编辑过专业性的科学著作《麦克斯维的电磁场的动力原理》，1978年获得了颇富盛名的谭普利顿宗教研究奖（Templeton Prize in Religion），是著名的神学家。
1969年完成的《神学的科学》一书虽是托伦斯的早期著作，但已经是其成熟思想的体现，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神学著作，其主旨是要确立神学的科学地位，即反对现代神学界流行的主观主义倾向，反对将神学当作是对人类宗教经验的研究，从而重新确立神学的客观性。虽然托伦斯着力论证神学的客观性，但是我觉得对于所有不信仰基督教的读者来说，这些论证的效果是很值得怀疑的。然而在这本多年前完成的神学著作中，有关科学方法论的内容却唤起了我强烈的兴趣。
托伦斯所说的科学，是指一切系统地、客观地研究对象的学问，其中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神学在内。按照托伦斯的观点，近代科学最为重要的客观性精神，是来源于基督教信仰的。因为“现代经验科学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归功于对这两个事实的认识，即自然流变之现象后的一种终极的有序性，以及凡俗性存在里面的偶然因素，基督教的上帝教义便建基在这些事实上。当然，对宇宙有序性的认识如同天文学一样古老，而偶然性事物的有序性则似乎产生于基督教神学。”
在托伦斯看来，宗教改革运动是近代科学发展最为重要的分水岭。在宗教改革之前，无论是希腊罗马时代，还是在中世纪宗教神学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时代，都没有正确地看待自然。希腊人把自然当作完全理性化的存在，因此无视其偶然性，贬低经验的作用，经验的自然科学当然也就无法产生和发展了。而中世纪的神学传统由于受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自然世界只是从神圣的角度得到审视，即通过自然世界而放眼上帝及永恒实在。世界本身并没有意义，或者只是在它分享了神圣与永恒结构的意义上有意义。打动世界、指导世界、给世界以意义的，是世界对终极实在的那种渴望。”显然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对自然本身的研究是得不到鼓励和促进的。
而在宗教改革之后，中世纪神学中所掺杂的新柏拉图主义因素得到了清洗，基督教的思想就能够以一种更加纯粹的形态充分体现出来了。新的神学认为，自然虽然是上帝的创造，但在自然中却完全无法找到上帝。因此，终极原因就从自然的研究中被排除出去了。这就提供了对现代实验科学来说最为重要的基本前提假设，即承认自然具有真正的偶然性，不能从哲学家的理性中推导出来，理性不能一厢情愿地规定自然的属性和状态，在偶然性的自然面前，人类必须谦卑地以经验为导引。坚持上帝对自然的超越性，就意味着不能用终极因来解释自然，否则的话一方面会影响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而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将超越性的上帝不适当地自然化。所以，在托伦斯看来，越是坚持神学原则，就越是要在自然科学中坚持客观性原则，越是有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
蒋劲松
提起西方文化，我们常常是“言必称希腊”，而同样重要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则往往被我们漠然相待。胡适之先生口口声声要“全盘西化”，但是对基督教文化却评价不高。而在饱学博览的钱钟书先生眼里，西方传教士是洋人当中最为土气的。在我们简单化理解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思路中，基督教文化正好是应该去除的“糟粕”。所以，虽然从明末开始，我们同西方文化的接触最早是从基督教文化开始的，但是迄今为止对基督教理解却仍然是我们对西方文化研究的软肋所在。
然而我们对基督教理解的障碍，却构成了理解包括西方科学精神在内的近代西方文化的最大瓶颈。例如说，假定科学与宗教誓不两立，我们就不容易理解为什么近代科学诞生于基督教文化盛行的地区，而中国这样的无神论思想高度发达的国度却反而未能诞生近代科学？也无法理解实验科学传统为何没有能在推崇理性的希腊文化中产生？英国著名神学家T. F.托伦斯的《神学的科学》一书对于我们突破这个理解瓶颈，很有帮助，值得认真阅读。
作者托伦斯与中国还有一段特殊的因缘。他1934年出生于中国四川成都市，父亲是来华的传教士，近年来他还多次返回四川，帮助四川少数民族重建教堂，协助教会发展。托伦斯曾跟随著名神学家卡尔•巴特学习神学，194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从1950年起在爱丁堡大学任系统神学教授直至退休。托伦斯著作丰富，影响很大，尤以精通科学和神学关系而著称，甚至曾编辑过专业性的科学著作《麦克斯维的电磁场的动力原理》，1978年获得了颇富盛名的谭普利顿宗教研究奖（Templeton Prize in Religion），是著名的神学家。
1969年完成的《神学的科学》一书虽是托伦斯的早期著作，但已经是其成熟思想的体现，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神学著作，其主旨是要确立神学的科学地位，即反对现代神学界流行的主观主义倾向，反对将神学当作是对人类宗教经验的研究，从而重新确立神学的客观性。虽然托伦斯着力论证神学的客观性，但是我觉得对于所有不信仰基督教的读者来说，这些论证的效果是很值得怀疑的。然而在这本多年前完成的神学著作中，有关科学方法论的内容却唤起了我强烈的兴趣。
托伦斯所说的科学，是指一切系统地、客观地研究对象的学问，其中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神学在内。按照托伦斯的观点，近代科学最为重要的客观性精神，是来源于基督教信仰的。因为“现代经验科学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归功于对这两个事实的认识，即自然流变之现象后的一种终极的有序性，以及凡俗性存在里面的偶然因素，基督教的上帝教义便建基在这些事实上。当然，对宇宙有序性的认识如同天文学一样古老，而偶然性事物的有序性则似乎产生于基督教神学。”
在托伦斯看来，宗教改革运动是近代科学发展最为重要的分水岭。在宗教改革之前，无论是希腊罗马时代，还是在中世纪宗教神学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时代，都没有正确地看待自然。希腊人把自然当作完全理性化的存在，因此无视其偶然性，贬低经验的作用，经验的自然科学当然也就无法产生和发展了。而中世纪的神学传统由于受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自然世界只是从神圣的角度得到审视，即通过自然世界而放眼上帝及永恒实在。世界本身并没有意义，或者只是在它分享了神圣与永恒结构的意义上有意义。打动世界、指导世界、给世界以意义的，是世界对终极实在的那种渴望。”显然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对自然本身的研究是得不到鼓励和促进的。
而在宗教改革之后，中世纪神学中所掺杂的新柏拉图主义因素得到了清洗，基督教的思想就能够以一种更加纯粹的形态充分体现出来了。新的神学认为，自然虽然是上帝的创造，但在自然中却完全无法找到上帝。因此，终极原因就从自然的研究中被排除出去了。这就提供了对现代实验科学来说最为重要的基本前提假设，即承认自然具有真正的偶然性，不能从哲学家的理性中推导出来，理性不能一厢情愿地规定自然的属性和状态，在偶然性的自然面前，人类必须谦卑地以经验为导引。坚持上帝对自然的超越性，就意味着不能用终极因来解释自然，否则的话一方面会影响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而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将超越性的上帝不适当地自然化。所以，在托伦斯看来，越是坚持神学原则，就越是要在自然科学中坚持客观性原则，越是有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