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撰元丰、《函海》本作赞。曰：文王多士，才不同用。孔门七十，科此下，张、吴、何、王、浙、石本有“行相”二字。张本 “科行相揆”四字作双行小字。吴、何诸本皆大字。元丰、钱、刘、李、《
函》、廖本并无。廖本注云：“旧阙二字。”盖所据季振宜家本科下有二空位也。顾观光校勘记作“科行相揆”，又复注云：“宋本行相二字空格。此以意补，不可从。”今按，何义门过录之元丰本，原无二字。自张佳胤始疑其脱并补二字。廖本虽斥张补为非，而仍疑有脱。皆谬。揆百行。殊涂贵于一致。兹依宋椠旧文句读。说在注释。若斯诸子，或挺珪璋之质，或苞旧各本作苞。干隆翻刻何允中本作抱。顾观光“校勘记”亦作抱。瑚琏之器，或耽儒墨之业，或韬王佐之略，潜则泥蟠，跃则龙飞，挥翮扬芳，流光遐纪，实西土之珍彦，圣晋之多士也；徒以生处限外，服膺日浅，负荷荣显，未充其能；假使植干华宇，振条神区，德行自有长短。然三赵、两李、张、何之轨，其有及之者乎？谯登、侯馥，忠规奋烈，美志不遂，哀哉！
　　　　【五公】各本皆有此下三行。此二字，元丰、张、吴、何、王、浙、石本顶格。钱写本低三格。刘、李、《函》本低四格。石本三行并为一行。【司空何武　　　司空赵戒　　　太尉赵谦　　　司徒赵温司空张皓】元丰、钱、刘、李本作浩。他各本作皓。以上二十二字，各旧本皆有。在此，不伦不类。盖晋宋以后传钞者利用卷末空地摘诸前传以备忘。非《常志》固有。常氏自造《目录》，作“公七人”，非五公也。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附录一
　　旧刊序跋
　　　　一　宋元丰成都刻本吕大防序
华阳国志序钱写本无。他各本有。何、王、浙、石本作“《华阳国志》引”。并与张、吴本行下有“吕大防微仲撰”六字。
　　先王之制，自二十五家之闾，书其恭敏任恤，张、吴、何、王、石本作恤。等而上之。或月书其学行，或岁考其道德。故民之贤能邪恶，其吏无不与知之者焉。汉魏以还，井地废而王政阙，刘、张二本作缺。然犹时有所考察旌劝；而州都中正之职，尚修张、吴、何、王、石本作修。于郡张、吴、何、本作群。刘、李、《函》、王、卢、石本作郡。国，乡闾士女之行，多见于史官。隋唐急事缓政，此制遂废而不举。潜德隐行，非野史纪述，则悉无见于时。民日益漓，刘本作敖。李本作傲。俗日益卑，此有志之士所为叹惜也。晋常璩作《华阳国志》，于一方人物，丁宁反覆，如恐有遗。虽蛮髦之民，井臼之妇，苟有可纪，皆着于书。且云：得之陈寿所为《耆旧传》。按寿尝为郡中正，故能着述若此之详。自先汉至晋初，逾四百岁，士女可书者四百人，亦可谓众矣。复自何、王、卢、石本作至。晋初至于周显德，仅七百岁，而史所纪者无几人。忠魂义骨与尘埃野马同没于丘原者盖亦多矣。岂不重可叹息哉！此书虽繁富，不及承祚之精微，然议论忠笃，乐道人之善。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镂行于刘、李本作诸。世，庶有益于风教云。宋元丰戊午秋日，吕大防微仲撰。 张、吴本作“戊申秋日序”，末六字移在题下。何本同，又省序字。顾广圻校稿云：“元丰无戊申。戊午，元年也。庚申，三年也。”《函海》注云：“吴本始有宋元丰戊申秋日序八字。”查张佳胤本已作此八字，不自吴琯始。

十六　向觉明家藏何校顾批华阳国志考略
（一）向觉明家藏顾广圻校批《华阳国志》后八卷是顾校真迹。其配补之前四卷，是过录何焯校之元丰本。
　　向觉明（达）先生家藏有朱墨两校本《华阳国志》十二卷。承徐中舒先生代为借得。其前四卷，较后八卷短十一毫米，又无顾广圻墨校字，只于吴琯本上用黯朱批字行间。其朱字与北大图书馆藏之顾广圻校本前四卷的朱字一部分相同。如：（１），避宋哲宗以前庙讳。凡遇弘、匡、胤、炅、恒、祯、顼等字，皆于其侧朱书同样的字而缺最末一笔，（作●、□、●、●、●），对哲宗以下帝名（如煦、佶、构、□等字）则无朱批缺笔字。这显然是校录元丰本异字。（２），有些古今通用字，无校改必要的，亦皆朱批异字其旁。如吴本《汉中志》“元和二年，羌复来。巴郡板楯救之”句的救字，旁朱批一“
救”字。又其下“说固守扞御寇之术”句，扞字旁朱批一“捍”字。他如吴本的许多“铁”字，皆朱校作“ 铁”字；许多万字、余字，皆朱校作“万”字、“余” 字；许多“牂□”字，皆朱校为“□柯”字。一一校批，通体无遗。甚至改得反转不通，如：《蜀志》许多地名“雒”字（洛之别体），悉朱校作“□”字（额之别体）。又 “惠王二十七年仪与若城成都”句，朱校“与”字旁作 “于”字；《南中志》“雄遣叔父骧破越嶲，伐宁州” 句，朱校“伐”字作“代”，都是反转校改得不通了。其字皆与北大图书馆藏的顾校前四卷朱字部分相同。（顾校亦有朱字，但字体与文格俱易与元丰本字区别。） 由此，可以判断这配补四卷，为雍干时人从何焯校出的元丰本过录的朱校字。因为何焯校书总是照录旧本文字，丝毫不苟。而且元丰本在元明世已不见于坊肆，内府藏书或可能有。何焯在内府校书数十年，有可能得见其书，并有可能用当时坊肆流行的吴琯本携入内府校批。张佳胤自称其获见元丰本，有可能；但他或没有时间在内府校录全本；故其所刻蒲州本只偶有元丰本字而不能如此全面。杨升庵（慎）号称得读皇宬秘籍，然其谈《华阳国志》未尝及元丰本。钱叔宝（榖）手写《
华阳国志》，亦只是李□嘉泰年刻之邛州本，亦当未见元丰本。此皆明代已无元丰本在坊肆间与收藏家中之证，亦即何焯此校本之所以为可贵也。然此四卷朱校字，皆系用的坊肆售之黯色朱，而何焯校元丰本是用内府的鲜洁上品朱；故亦可知此前四卷配补本只是雍干时人过录何焯校本，而不是何焯手校本。何焯手校本（即鲜朱校录的元丰本），实即廖寅交与顾广圻核校的底本，顾氏即就其上朱墨批写者也。
　　顾氏批写真迹本全十二卷，如何分散为前四卷与后八卷，分别落于北大图书馆与向觉明家保存，无由知其经过，但可由两处所藏朱字皆有元丰本校字而知。我所据前四卷真迹系照片，朱字鲜黯难分，因得向氏藏本前四卷配补本之朱字对校，而得审定其与后八卷为同有何焯校元丰本之朱字。我在前四卷中迳称“元丰本”的校语，即据此配补四卷本朱字所定。
（二）向觉明藏的顾校《华阳国志》后八卷，是顾千里在何义门校元丰本之上的双重校本，惟其第五卷首的何焯题记六十四字，疑是书商伪造。
　　向氏藏本第五卷首白扉页上有五行六十四小字云：
　　华阳国志十二卷初阅见其讹谬甚（首行十四字）
　　多疑非善本及以新刻对校乃知（次行十三字）
　　后来妄加窜定有使人笑来者此（三行十三字）
　　本尚存旧刻之真而出于钱叔（四行十二字）
　　宝家亦可信也康熙己丑焯记（末行十二字）
　　此记是否出于何焯，可疑之点甚多。（１），何焯若有题记，当在《巴志》扉页，不能在第五卷首白叶上。若谓当时何氏所校只此后八卷，则如上举前四卷之元丰本朱校字从何而来？由于北大图书馆藏之前四卷与向氏家藏的后八卷皆是顾校批于何校元丰本上的双重真迹，即可知何校元丰本原是十二卷全本，决不只是后八卷残本。即可知写于第五卷首的“焯记”非何焯真迹。（２），就文格分析，亦非何焯语气。何焯，清史馆雍干间已有专传（《清史稿》与《先正事略》亦俱有传），称其“所见宋元旧椠，一一记其异同。又工于楷法，蝇头朱字粲然盈帙”。故何氏手校本甚易识别。其文亦特具风格，字字皆可落实。而此所谓“焯记”，率多● 棱悬空，无可落实。例如首句“《华阳国志》十二卷” ，凡行世的《华阳国志》各版本，莫不是十二卷，此所云者究指何种版本的十二卷，不能落实。况此记只绾后八卷，并非十二卷全本；即如所指是吴琯本亦不得为“ 十二卷”。是为可疑者一。何焯时《华阳国志》刻本已有宋刻两种，明刻四种，康熙时并无新刻本。而此所云 “新刻”与“旧刻”，善本与“非善本”者究何所指？若谓吴本“讹谬甚多，疑非善本”耶，则用与“对校” 之新刻者为元丰本，能得谓为“新刻”耶？反之谓新刻为吴琯本，旧刻元丰本为“非善本”耶，则又何得为“ 后来妄加窜定”？何焯何能毫无版本常识如此！而谓其 “出于钱叔宝家”，明嘉靖年的钱叔宝家，竟能收藏到三百年后的顾广圻手校本，而由二百年后的何焯为之题记，岂不令人齿冷！（３），就书法分析：我过录向氏藏本时，虽未拍照，亦曾摹拟其笔势过录此六十四字。何焯所书为科举大卷楷法，从不苟且。此记虽亦用鲜洁朱作蝇头小楷，乃是废科举时上海流行兼用隶、真、行、草四体融合的海派书法（例如陶浚宣的书法），这种书法是康熙年所没有的，更不是何焯的字。以此，可定其为光宣间上海书估得顾校后八卷，伪造欺世之作。
　　此六十四字所占页面甚小，同叶有顾广圻行书大字云：“重校华阳国志引用书目。癸亥十月涧苹记。” 所列书名十四种，分三列。第一列“《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史记索隐》”。第二列“《水经注》，《通典》，《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第三列“《文选注》，《世说注》，《通鉴考异》”。逐列退缩，以避藏书家图章。盖顾氏施校前世亦珍视何焯手校，先有鉴识图章多块，顾氏素不注意版本，未予重视也。
　　此何焯题记六十字虽伪，其后八卷之鲜朱字为何焯校元丰本字则真实可信，以下略举其证验。
（三）向藏顾校第五卷以下有何校元丰本朱字的证验

（１）首页“《华阳国志》卷第五”（顶格）下即另行低一字写“
《公孙述刘二牧志》”。用朱勒去“晋常璩着”、“ 明吴琯校”两行八字。表示对校两本款式的不同。
　（２）二页首行，“为赤眉贼所败”句下，旁加两小朱圆圈，表示宋椠此处空二格后，乃刻“建武元年” 句。
　（３）同页二行，“梦人谓己曰公孙系”，孙字旁朱书“子”字，表示宋椠此字作子。又六行“功曹李熊 ”，的熊字侧，朱写一“雄”字。七行“十层赤楼帛兰 ”之帛字旁，朱写一“射”字。又十七行“
受以承相”句，承字旁朱写一“丞”字。皆当是用宋元丰刻本校吴琯本异字。如此之类甚多，皆已收录入校补本。此下不更一一举。
　（４）凡吴琯本双行夹注小字，皆朱勒。表示宋刻无之。如二页十八行“按《后汉书》曰”以下双行小字，至三页十三行“按《后汉》本传……复如此矣”之类是。惟二页“公孙系”以下“《后汉》作八ㄙ子系”七小子夹注不勒。足知宋椠所固有。盖吕大防校语也。
　（５）朱校吴本，有许多字改来反转不通。如上举３条的李熊，改作雄，即与《后汉书》不合。又如七页四行“屯阆中御鲁”的阆字，朱标作“郎”。同页十行 “不义之事”句，朱标义字作“羲”。十页八行“何者之谈，阿谁为失”句，朱标何字于阿字旁。十一页十六行“迁璋于南郡之公安”句朱标“江”字在公字侧作江安。皆只能是表示吕刻异字。若竟照改，便反转不通了。何焯岂能不通至此。即其他任何校书的人也不会作如此不通的窜改。唯何焯校书，才是如此尊重异本原字。从而可以定此为何氏校本之证。又如有些吴本原字，与朱校异本字，本可通用的，朱校亦皆认真地写出该本异字来。这也是何义门校勘的风格。例如卷五二页九行， “置铁钱官”句，铁字旁，朱标“铁”字。四页五行， “募兵得伍千余人”句，伍字旁朱标“五”字。同页十行，“日中饥”句饥字侧标饥字。八页十四行，“欲以客宾待之”句，于客宾侧，朱标“宾客”二字。同页十六行，“璋一无所纳”句，于一字旁朱标“壹”字。十一页三行“牵去砍头”句，砍字旁朱标“斫”字。如此之类甚多，颇似其人谬妄无聊，改古字为今字（如铁）。又改今字为古字（如壹），或颠倒同义字（如宾客），皆属多事，并无足取。不知此正是何义门校书矜慎，毫厘不苟的特点。为考版本者必须重视之处。其字与嘉泰以来刻本每多不同，即可证其所据为元丰本也。
　（６）向藏此本中，又多有用朱圈删字，亦表示为宋椠所无。如卷五六页八行，“焉意渐盛”句，渐字上加朱圈。示吕本无渐字。又卷六《刘先主志》第三行， “父弘早亡。先主幼孤，其母贩履、织席自业”句，朱圈早亡二字。又于其侧再划两小圆朱圈。其所表示，为吕刻本于“父弘”下空两格。无“早亡”二字。如此之类，对于审订旧文，大有好处。查钱写李□本亦作“焉意盛”，《函海》本同，而小注云“此下何本有渐字” ，足见渐字乃张佳胤所加，吴何本遵之，《
常志》原所无也。就文义言，“焉意盛”实较“焉意渐盛”为佳，夫上文既已言刘焉“阴图异计”矣，兹又已平定任歧、贾龙反抗之师，则当僭意更盛，何得为“ 渐盛”乎？《函海》、《先主志》，“父弘”下小注云：“刘、吴、何、李本作宏。”又次“早亡”二字下小注云：“此下刘、吴、何、李本下无空位。”足见“早亡”二字，是李□就吕刻空位添补字，吕刻所无，即常璩原文亦不应有，有则与下句“先主幼孤”文义重复矣。《三国志．先主传》云：“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举孝廉，官至东郡范令。先主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未言刘弘何官，而迳言“先主少孤”，则弘早卒未仕可知。正因未仕，所以家贫至于“贩履织席 ”。也正“世仕州郡”至弘而止之义，所以刘备虽贫而意气摄人。陈寿号称“良史”，行文精简，省言刘弘早卒而早卒之意自见。不言刘弘未仕，而未仕之意自见。常璩用《陈志》为文，于弘下加有字句，取在通俗易解，亦只可能于弘下加“未仕”二字，以明上文“世仕州郡”至弘而止之义；不应再加“早卒”二字，致与下文 “幼孤”重复。由于吕大防所据本二字漫漶，刻本作空二格。张佳胤以八股取科名，未治古文，遂妄补“早亡 ”二字。何义门得元丰原刻校之，圈去“早亡”还为空位两格。这是他专门注重版本这一优点的一个例证。类似此例之处甚多，就不悉举了。只此一例，亦即可知何焯所据为吕大防刻本，和这一校本的价值之高了。
　（７）向藏此本，朱改吴本之字极多，不可胜举。其改最多者，为卷六《刘先主志》。从第七页第六行“ 权遣使”三字起，一直勒去三十五行，至第九页首行“ 先主遂领益州牧”句，凡六百七十字。另用朱字二百九十改写。合全卷所改一百余处，共三百余字中，此连续删改部分占有四分之三。核所朱改文，皆宋刻及刘、函、廖、顾诸本所有；所氻去文，则皆唯吴、何诸被称为 “俗本”者乃有。以此可知是张佳胤所改窜，宋刻固不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