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
“我们大汉文明，既需要保卫者，也有需要保卫的东西。”庄允城的一个孙子对金圣叹的儿子说道，帝国主义理论对这种年轻人来说是最有煽动力的：“我们是保卫者，而我们的文字、服饰、饮食风俗就是需要去保卫的，如果没有了这些东西，如果每个读书人都弃笔从戎不写文章、不传播文章诗词了，那我们和鞑虏蛮子又有什么区别？”
和这帮浙北人接触了几天后，不少吴县的年轻人也去找父辈嚷嚷，比如金圣叹的儿子就突然改变了志向，不打算跟父亲去叙州教孩子念书了，而是嚷嚷着要跟浙北人去成都读军校：“孩儿也是七尺男儿，要当保卫者，不当需要被保卫的。反正有弟弟们在，父亲、母亲大人也不愁膝下无人。”

76.
“当我听了陈祭酒的那一番话后，我就知道成都书院课教的很好，大家都懂得聆听别人的话，这实在让我喜出望外。”邓名说到这里对陈佐才抱了一下拳。
“教课是份内之事。”陈佐才简短地答应了一声，脸上也不动声色，安静地把邓名的谢意收下了，其实他心里的想法远不是这么简单。
“这是保国公你的功劳。如果我那次当着刘晋戈、熊兰和全体老师骂你的时候，你派人把我拖出去杀头，那你的手下自然会有样学样，谁敢在他们面前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他们肯定不会轻饶。”陈佐才在心里默默想着：“因为你不因言罪人——虽然你屡教不改，但你对我表现出来的尊敬，让你手下都知道该怎么对待谏言，可以不听，但不能不让人说，现在已经变成了全川的风气。再说我又有一点名气，所以这次去议会骂他们的时候，虽然他们都有权把我轰出去，但谁也不好意思喊卫兵这么干。”
现在邓名向陈佐才表示谢意，称赞他教导有方，陈佐才也无意去纠正对方的看法，同样是在心中默念：“你不因言罪人，那我就不平则鸣，这就是君子对君子的报答方式。其他的客气话就不用说了，省得你这个年轻后生经不住夸，骄傲自满起来。”

77.
“确实，是一个原因。”邓名觉得若是自己将来不进行过战后的心理恢复，很有可能会把带兵的那套观念拿来对付自己人，把有不同意见的人当成逃兵毙了。大手一挥发动各种生产战役，根本不在乎有多少百姓被充作了炮灰——趁着现在自己还头脑清醒，邓名先把这个议会的框架搭起来，然后带着军队逐步习惯去服从它。不然将来走火入魔，会不会愿意用议会来限制自己就难说了。
“因此，我不愿意隐瞒我的作品，我也不会去刻意保持什么好名声，”邓名对陈佐才说道：“我会时刻提醒自己，把真实的想法和院会分享。你们在后方，基本上是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就算我自己察觉不到我已经发疯了，但你们肯定能看得出来——陈祭酒应该让四川的同秀才们明白，如果军人当得太久，心智不正常了，那也是为国家付出的牺牲，应该得到善待，让军人能够恢复过来。”

79.
“因为畏惧路上的恶狼，所以出远门的人要结伴而行；因为孤独的人举步维艰，所以我们需要朋友。同理，我们也需要国家和官府。为了永远地消除二十年前的惨剧和大乱，帝国决心尝试完全不同于皇明的道路，希望让每一个子民都能因为他纳过的税、他祖先纳过的税而得到回报，不至于在他的父母之邦冻饿而死；每一个海外的侨民只要报上‘我是中国人’，他就会受到异邦人的尊重，他的安全就能得到最可靠的保证。如果敢于给他不公正的待遇，他的祖国就会兴师问罪——这是帝国努力的方向。你们愿意加入吗？”

80.
自从五年前开始，莽鲁政权就规定缅甸的科举考试必须加试汉语，因此汉语成了官吏必须掌握的语言；更有甚者，从三年前开始，成都、叙州等最有名的中国学府都向缅北和缅南发放奖学金名额。永历十五年，缅甸同意赔偿的战争赔款实在太多了，院会认为对缅甸很不公平，所以打算从四川得到的这份赔款中拿出一半还给缅甸人民，还款的方法就是设立奖学金，奖学金的对象是面向全缅，缅北和缅南都有名额。
什么叫职业原告？看到沐天波对缅甸的形势一窍不通，招揽他的人微微一笑，一边在心里琢磨着可以把工资和提成压得更低，一边耐心地解释道：缅甸官府对于中国人报案和缅甸人报案是区别对待的。缅甸人一年到头的丢牛，但从来也没有能找回来几头，要真是偶尔找到了其中的一头，失主就会热泪盈眶，敲锣打鼓地给官府送去一块牌匾，感激官老爷为民做主；不过中国人就不同了，上次一个初到八莫的中国打工者丢了条桃木做的佛珠手链，大概值不了几个钱，但报官后全城戒严，衙门捕快蜂拥而出，最后硬是在一条阴沟里把断了线的珠子一颗颗地拾了出来穿成串。
“是一些爱国者在闹事，小老儿怕他们闹得太凶，殃及鄙店。”这位缅甸老板告诉沐天波，这五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缅甸人了解到四川的情况，或是干脆去过四川，见识过帝国政府的运行，就愈发地希望莽鲁大王的统治能有所改变。一些缅甸读书人提出，要和四川一样，不能因言罪人，要允许缅甸百姓评论时政，要提刑官独立，不能让缅甸平民在自己的国土上当四等国民。甚至有人提出应该像四川一样公布官吏的财产。这些要求激起了缅甸爱国者的愤怒，称这些读书人都是川奴，下次要是川军再和缅甸发生战争，这些人肯定都是给明军带路的。
“在官府的捕快赶到之前呢？”沐天波依旧有些不放心，刚才他明明听老板说得很清楚，客店外面那群人是缅甸的爱国者，最痛恨的就是给明军带路的缅奸：“我是不是应该拿着刀出去，以便自卫？”
“完全不用，当然，您拿刀也没人管，不过只要客官您把这一口正宗的云南腔一露就没事了。”店老板蛮有把握地说道：“听见您的云南话以后，那些爱国者就会笑着围上来，用汉语和您打招呼：昆明来的朋友，我可以和您练习一下我的汉语吗？”

83.
在清廷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院会里关于彻底解决军阀割据、统一抗清联盟的呼声也高涨起来。而时任帝国丞相的邓名也在院会中保证，他会和晋王认真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不过实际上，邓名只是在去昆明拜访李定国的时候，轻声问了对方一个问题，虽然声音不大，但邓名知道李定国肯定听了个一清二楚。等离开昆明，返回南京的时候，邓名就告诉院会要耐心等待。
而邓名的谈话似乎也起到了效果，晋王在西南实行了彻底的改革，放弃了他曾经拥有的全部权利，帮助帝国的法律和制度全面实行。不过晋王始终没有最终放弃他对于云南人事的任命权，在理论上晋王可以在任何时候推翻他自己进行的改革，重新任命每一个岗位上的官员人选。
有不少人猜测，这是因为晋王从小就见多了官府的言而无信，所以尽管邓名有过许诺，但仍无法让晋王彻底安心，所以他固执地要给西营保留那么一角安全区。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帝国政府还是要出尔反尔地追究西营官兵的过去，那晋王还是会抵抗到底——晋王天生就是一个斗士，即使过了很多年的和平生活，他也永远不会任人宰割。

84.
李定国的长孙向媒体宣读了晋王的遗嘱，他和临国公一样在遗嘱中放弃了爵位、俸禄，把这些和曾经拥有的领土一起无偿地交给了帝国政府。
“一个时代结束了。”成都日报的头版这样评价晋王的辞世。李定国、郑成功、张煌言和李来亨被认为是风雨飘摇的南明最重要的四位军事捍卫者，其中以李定国最为年长，但他却是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甚至还要晚于接过他们四人旗帜的邓名。
（全书完）

诸葛丞相

丞相之子-诸葛瞻

丞相之孙-诸葛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