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教”旧事杂说 《转帖》

随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一个忌讳的词语，一段辛酸的历史。
清同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1872年），左宗棠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称，安置河州难民陈富贵等447人于青岚山（俗称清凉山）、董永海等108人于新套河（现西巩驿营坊村南坪、北坪社西面河湾）、水应江等428人于夏家营坊（由于先民们从河州扶老携幼步行到西巩驿梁家花沟时，实在已无力继续前行，又见这里水源充足、地势平坦，故申请就此安置，被准许。因此，这部分先民实际被安置在梁家花沟，而不是夏家营坊）。
从那时起至今，我的乡亲们已在定西西巩驿生活了整整一百四十年，但至今仍操着一口标准的河州话。由于和定西本地人在语言上的差异较大，故极易区分出我们属“随教”。与我的乡民们结邻而居的本地人颇为知晓“随教”是万万不能当着我们的面直呼的，其中的忌讳妇孺皆知；而远方之人则不明就里，偶听着说河州话的定西人，便会人云亦云地说“噢，随教”。更有甚者，犹嫌“随教”不足，之前再加一“老”字，成为“老随教”。在中国语言里，大多对于不类己之人之前加“老”，如“老外”等，略带排斥、轻蔑味。由于“随教”起源与我辈相去甚远，因此我辈对“老随教”这种“雅号”已不甚敏感，每遇此种情境，非但不怒，还会戏言道：我是随族，中国第五十七个民族。倘将这“雅号”当面加之于我的父辈及其以上的先人，他们定认为这是莫大的人格污辱，必将有一场恶战，直打到对方磕头道歉为止。因此，我们一般自称为“河州人”或“河州逃难人”，而不称“随教”或“老随教”。

“随教”起源于清朝同治年间的国内战争。
我们的祖住地在河州，小地名有汪家沟、董家高山、水家山、白水家、陈家豁岘、车家洼儿、上陈家、甘坝、铁绳、芦子坪、李家沟、太子寺等，均是回汉杂居之地。这些地名至今大部分还保留着，且大多在广河县齐家镇、三甲集镇附近，如汪家沟现在为齐家镇汪家沟村。先民们在这里不知生存了多久，但从历史资料看，在清朝以前，这里杂居的回汉基本是相安无事的。2009年国庆期间，我专程去了汪家沟，看到了这里被现住回民称之为“老庄”的几眼塌窑、称之为“庙湾儿”的残砖断瓦。我相信，这就是我的祖先繁衍生息了几百年或者更长时期的地方。这里至今旺盛地生长着一棵四人合抱粗的榆树，它至少也有五六百年树龄，但仍枝繁叶茂，毫无年已迟迈的感觉。这更证明了我的祖先在这里有一个漫长的生存历史。如今，这里居住的全是马姓的回民。这是汪家沟村支部书记告诉我的。站在汪家沟山顶上，向东望去，洮河两岸黄黄绿绿的禾蔬尽收眼底；向西、向南、向北望去，隐隐约约看见了陈家豁岘、车家洼儿、董家高山、水家山、白水家等地的大概位置，这正是我的先民们土生土长过的地方啊！面对此景，油然而生吊古之情，把我的思绪拉到一百多年前的那场战乱。

西巩驿，在宋朝以前的地名不得而知。西夏人占领时，叫聚卜结隆或结珠龙，意为“十八条沟”或“多条沟凑成一条川”。宋占领后，改为“西巩”，即“巩制西夏”之意。元朝设驿站，因处在陕甘大道上，元明清三代一直为西安去兰州的必经驿站。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驿站，陕甘大道上的要镇，定西东大路的门户。历史上商旅络绎不绝，市肆繁荣，也是个人口较多、物产较丰的地方，更是一个战乱频仍的地方。

先民们初来这里，看到的是一派万分荒凉的景象，感受到的是“断肠人在天涯”的滋味。十多年的战乱致使这里人烟断绝，满川长着一人高的黄蒿与白刺，真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但能安居于此，毕竟比在战乱中东奔西藏强百倍。于是，先民们就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家乡。起初，大家在河滩里靠近水源的地方挖了几眼崖窑一起住着。后来慢慢各自挖窑分开居住，并各自垦地种植作物。由于战乱使这里的所有土地成了无主地，因此任由先民们开垦。“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劳力多的人家开垦的地多，后来的生活就好；我家全是妇人孩子，开垦的土地较少，生活一直贫困。再后来，人们慢慢地往南北两边的山区迁移居住，也有些去了金县（现榆中）、平番（现永登）、靖远等地。如我们的汪姓同宗人当年有迁到榆中的，其后裔现分居在榆中与渭源后河庭等地。先民们在这里居住稳当后，又过了好几年，才返到河州老家拉来了自家的家具、椽檩等。如今，西巩驿的河州人，分散在新街村、营坊村、小溪村、百页村及新集坪塬村、田家坪村等地。

梁家花沟在战乱前本来住着梁家、吴家、堡家等，但当先民们来到这里时，已无一人存在。好几年后，社会完全平静，忽然来了一个叫梁双喜的人，说这里的地是他家的，他要耕种。先民们已开垦种植好几年，又是政府允许的，不想给他；梁双喜也看到这里全是河州人，他要不来土地，要来也不好扎脚。于是，经双方协商，先民们凑了一些银两打发了梁双喜。梁双喜走后不知所终。后来又收到一个吴姓女人打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她家在梁家花沟北面山上叫吴家坪的地方，由于躲避战乱，在家中埋了锅扣锅的一锅银子。现在家中只剩她一人，且处外地无法回来，谁若挖出银子就归谁。先民们就按信上所言，到她家去挖，终无所获。这个人家的庄子至今还有断墙残立着。

后来，陆续回来了一些因战乱逃到外地的本地人，也来了许多流离失所的通渭人，大部分住在河州人的周围，个别人家住在河州人中间。由于从河州迁来西巩驿的人口较多，且聚居，所以至今保留着纯正的河州话。致使后来住进河州人中间的本地人或通渭人，其子孙口音、习俗均已变为河州人。当年安置在清凉山的河州人后代，因与本地人杂居较多，口音大多已变为不纯正或纯正的定西话，只有蜗（读guǎ）牛咀附近仍保留着比较纯正的河州话。对于操着介于河州话与本地话之间口音的人，我们叫他“假本子”，意为假本地人。这如同清末上海一带对操中国话却穿洋人军服的华人兵勇叫做 “假洋鬼子”一样，带有讥讽与轻蔑的味道。“假本子”的口音常常成了我们纯正河州人的笑料，我们纯正的河州话也常常成为“本地人”的笑料。如口音中时常带的“什（读sǐ）么”、“阿呔”等。不过，“本地人”把“人家们”叫“niá”，我们觉得很好玩。所以，每当“本地人”讥笑我们的方言时，我们也时常以“niá疙瘩”来还击。定西符川一带的河州人，有一大部分是从西巩驿迁去的，由于聚居，所以河州口音还纯正。其他散居到附近各县的河州人，口音基本已变为当地话。

除语言纯正外，西巩驿河州人还保留着河州习俗。最与“本地人”区别明显且有河州特色的习俗有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喜欢唱“花儿”。乡民们大多喜欢听“花儿”唱“花儿”，其调子是纯正的河州花儿调，内容大多为“调情”、“说爱”等的，有好些内容不健康。因此，乡民们对唱花儿地点是有讲究的，绝对要在野山里唱，而万万不能在庄子里或人家的大门口唱。我记得儿时，有一个小伙伴在我家大门口唱花儿，被我痛打一顿，他自知理亏，逃之夭夭。还有一些小曲子，如“马五与小金莲”，也是乡民们过去所喜欢唱的，内容极不健康，甚至达到令人肉麻的程度，更不适合在庄重的场合唱。无论是花儿还是小曲子，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即内容不健康，不适合在大众场合唱，且乡民们由于文化水平所限，无法创作出高雅的内容，实现“旧瓶装新酒”，所以作为一个文化遗产的保留就成了难题。如今，家乡的年轻人大多连调子也不会哼了，令人遗憾。第二个独特习俗是喊“哈泪（读luì）”。我至今没有查明“哈泪”到底是哪个民族、哪个时代的语言，其含义是什么。喊“哈泪”是在新人结婚当日黄昏之际进行。新郎家大门紧锁，门里门外各有一帮喊“哈泪”的人。名为“喊”，其实是“唱”，而且是门里门外双方对唱。首先，门外的唱者们从离大门百十米开外唱起，一人领唱众人和。领唱的第一句是：“合楞（响声词，如同‘轰隆’）嘛就合楞哈着响三声哟，我们的个哈泪嘛就起了身。”众人马上和道：“哈泪门儿哎哟，噢——呕儿！”如此一唱一和，同时慢步走到新人家大门口。紧接着，里面的开始唱，唱法如同门外唱者，只是内容变为问句。里面一句问，外面一句答，真正的对唱开始。问的是“天下黄河几道弯”之类问题。直到门外的把所有的问题都答完答对，大门“吱呀”一声打开，门外的唱者一拥而入，进入新房，真是“清风入蜜月，喜气来洞房”，众人开始咂烟嬉戏。乡民们把闹洞房叫咂烟，咂烟就是吸烟，无非是让新媳妇一个个点烟给闹房者吸。家乡的婚礼我已多年没有参加了，不知“哈泪”还有否？第三个与本地人区别较大的习俗是给亡人烧纸。本地人的百天纸是在整一百天烧，一年纸是整一周年烧，如此一直烧到九周年才算终了。而西巩驿河州人的百日纸在九十天烧，属抹孝纸；翻年后亡人忌日所烧纸为二年纸；再翻年为三年纸，至此，给亡人的烧纸就算结束。然后每年清明扫墓如同本地人，但十月一不送寒衣。近年也有人受本地习俗影响而送寒衣，但只是个别。第四件有差异之风俗是正月十五晚上跳火把。正月十五当日下午，各家各户开始扎火把。胡麻草最好，麦草也行。把草裹在四五尺长的木棍子一端，再用绳子把草扎七道，火把就算做成。到了晚上七八点，给先人们送过纸后，就在家里点着火把，从上房开始逐个房间用火把粗粗地燎一圈，出门时再烧掉腊月三十日贴在门上框边缘的封条（叫签马，用黄纸做成）。最后把火把拆散堆放到自家大门口，全家男女老少开始在火堆上跳过去跳过来，以求新年的健康平安。孩子们总是喜欢跳完自家的火把后，跑东窜西，看到谁家门上有火把就去跳，热闹非凡。

由于左宗棠曾官拜“青宫少保”，所以人称“左宫保”。先民们把总是很亲切地称之为“宫保大人”，缘于他救河州难民于水火之中。是他的部队护送先民们从河州一路来到西巩驿，然后，给予救济粮、种籽、农具等，“寒随一夜去，春还五更来”。据老人们讲，原计划要从河州早点出发，但大家认为眼下就到方神二郎爷的青苗善事（在夏田青苗期间所做的道场）跟前，倒不如做完善事后再出发。因此，大概是在农历四五月份出发，到西巩驿后，种夏田季节已过，只好抓紧垦地种秋田，种籽与农具等都是宫保大人发放的。赈济粮大人每天八两，小人每天半斤。宫保大人的部队又住扎在先民们跟前，保护了好长时间。住扎过部队的地名至今叫“粮子坪”，营盘所在地叫“粮子圈圈”。清朝时期，西部人把当兵叫“吃粮”，把兵勇叫“粮子”。这营盘的围墙直到文革期间平田整地时才被挖倒，如今看不到任何踪迹了。宫保大人又命部队在陕甘大道两侧种植杨柳。老人们讲，西巩驿一段种的大多是杨树。宫保大人的种树政策非常严苛，一个树头就是一个人头，谁要是砍了树头就拿你的人头来换。所以，能够实现“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在我父辈儿时，这杨树沿路都是。后来，缺乏管理，特别是饥荒年代，人们攀树折枝做柴禾，以致渐渐被人伐尽。如今人们只知“左公柳”，而不知“左公杨”。

从清末到解放初期，经过西巩驿的回客总把这里的河州人看作自己人，互相亲热地称呼为“党家儿”。民国时期，马家部队经常经过西巩驿，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沿路的民众时不时遭罹“跑马家”之苦。西巩驿的河州人凡遇此情景，也极度恐慌，逃向两边山区躲藏。但当马家部队知道我们是河州人后，欺负的程度则较其他本地人轻了许多。1932年，一支回军从平凉去河州，知道西巩驿住着河州人后，决定不走西巩驿大路，而从会宁绕道华家岭，在石泉乡宋家湾（当时属西巩驿管）王家堡子中休息。西巩驿大户水家（河州人）一则觉得这都是他们的地盘，不能容忍他人骚扰，真有“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的感觉；二则想发洋财。于是，由水家大老爷带着自己的民团四十来人，再加本地欲发洋财、看热闹的共七八十人，浩浩荡荡沿小溪沟开到宋家湾王家堡子。回军看到来了一支部队，就将吃粮、衣物等散乱地丢弃在堡子里，而撤兵西去。水家民团以为回军怕他们，就不可一世地进了王家堡子，还喊话污辱回军。这民团成员，都是当地青年农民，没有受过严格训练，属乌合之众。进堡子后，各顾各，“发洋财”，每人收拾了好多自称为“洋财”的战利品，打成背包。可有谁想到，他们刚把背包背在身上，回军就杀回来了。民团的人措手不及，慌乱中背着背包迎战。本来就是乌合之众，再加之每人背了这么沉重的背包，便毫无战斗力。结果，被回军杀了个一塌糊涂，几十人毙命，连民团团长水家大老爷都被杀，只剩个别人侥幸逃回。后来才知道，回军最为生气的是，他们认为西巩驿梁家花沟的河州人都是“个家人”（自己人），不想打扰，更不想对着干，而水家却这样污辱他们。因此，回军意犹未尽地派来探子，化装成卖银货的，在梁家花沟转了几天。目的是探明水家堡子的高度与堡壕的宽度，若堡壕能一马跃过，就要血洗水家。探子在梁家花沟的几天所看到的情景使他心肠变软。因附近被杀了二十几个年轻人，家家哭声连天，人人悲痛欲绝。因此，探子回去后就没有如实报告水家堡子的实情，而是说“水家堡子很高，堡壕一马跑不过去，到处都是哭声，可怜得很”。于是，回军再也没有找水家算帐。

历史“总被雨打风吹去”，“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经过140年的繁衍生息，如今，河州逃难人的后代在各条战线正在创造着辉煌的业绩。相信，他们如河州汪家沟的大榆树，扎根厚土，枝繁叶茂，永远是黄土地上一道美丽的风景。

原文摘自水兆胜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