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曾经论述了，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产生不了哲人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中国历史的问题，而且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北大、清华是中国近代和今天最享盛名的高等学府，是中国人中最聪明的子弟荟萃的地方，然而，即使如此，再聪明的中国人，一旦进入了北大、清华，他们也同样成为不了真正的哲人。这个问题，就不能不值得所有的中国人进行认真的思考了。这个问题，与钱学森先生的问题，基本上同类，他说中国（包括北大、清华）出不了大师，我说中国（包括北大、清华）出不了哲人。其实，出不了哲人更根本。因为没有哲学的产生，就不可能会有科学的产生，就不可能会有科学技术的产生，就不可能会有与科技相关的人类艺术的产生，这样一来，所有方方面面的“大师”，就都将不可能产生。
我们首先来谈谈现实，自从北大、清华产生以来，它们之中产生过真正的哲人吗？根据我的观察和判断，没有。其中虽然出现过哲学学者，即研究哲学家的“家”，但没有产生过可以真正称作哲人的哲学家，也即，没有产生过真正具有自己的可以称作是纯粹哲学贡献的哲学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他们的著作，没有为人类的哲学，增添任何具有全新的哲学生长点的新的真理、规律、逻辑的发现、发明和创造。
就拿北大最著名的哲学教授冯友兰先生来说，他撰写了非常著名的《中国哲学史》，然而，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所深深揭示的，恰恰是中国人事实上并没有自己的哲学。我在前面的大量文章之中已经严肃地谈到，孔丘及其儒家，根本就不可能称作是中国的哲人，因为他们的著作，全都不思考最基本的哲学问题，什么是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最关键的有三种：真理信仰的问题，真知规律的问题，思维逻辑的问题。对于任何根本就不思考这三种最基本问题的人们来说，他们和他们的著作，根本就不可能有资格称作是“哲学家”和“哲学著作”，尤其是在这三种基本问题上，那些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全新发现、发明和创造的作者，他们也就更是根本不可能称作“哲学家”。
在中国，可以存在大量重复转述西方哲学内容的哲学学者，即所谓研究西方哲学家的“家”们，但是却没有产生过能够具有自己真正的哲学新思考、新观点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是如此，现代著名的哲学学者李泽厚先生，也同样是如此。李泽厚先生的名著是《美的历程》，以及其多部头的《中国思想史论》，再有，就是他也同样认为孔丘及其儒家是中国古代的哲人。李泽厚先生号称“美学家”，然而一切关于美的问题的讨论，如果缺乏对于最基本的真和善的问题的深刻的探讨，是无法得出关于美的问题的准确结论的。比较而言，关于美的思考，我更欣赏高尔泰先生的“美的本质是自由”的结论，虽然高尔泰先生也未必能称得上是“哲学家”；而对于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我曾批评并判定，他所论述的实质上是中国历史的《丑的历程》。美与丑，实质上是人类最高悟性智慧的两面：面向自由的是美，面向必然而且止于必然的是丑。中国历史中的“美”，几乎全都是面向现象必然，且止于现象必然，而仅仅只有对于人性“自由”的不断地压缩、变态、变形，却几乎绝对地没有人性“自由”的延伸、升华、创造。所以严格地讲，中国历史中“美”的表现，实质上几乎全都是中国人人性“丑”的无奈（具体而言，中国人古代和过去的艺术，几乎全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产物），尤其是对于中国“人”自身的描绘（例如绘画等）、吟诵（例如诗歌、音乐等）、想象（例如小说、戏剧等）而言，几乎全都充满了凄惨、哀歌、绝望。我即曾有“名言”：中国人的“四大名著”其实是中国人的“四大绝望”之书，其余所谓“高雅”的艺术，也同样类似，几乎均表现出了倾向于深刻的绝望的印迹。正是因此，我认为，李泽厚先生虽然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但缺乏真正“哲人”的素质，他还不可能称得上是中国真正的哲人或“哲学家”，因为他的著作尚匮乏真正哲学无限追求“真”的品质。
除此之外，请问，在当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其中能有中国人自己真正的“哲学家”吗？在当今北大、清华众多的哲学教授之中，其中能有中国人自己真正的“哲学家”吗？恕我直言，我看不到一个，我只看到了有大量的哲学“学者”，也即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家的“家”们，自然也包括那些胡说中国儒学即中国哲学的人们，却并没有看到一位真正的“哲学家”。通贯古今，在我看来，在中国也就只有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不仅哲学家，而且还更是全人类的人学家。他就是出生在孔丘之前、著作了真正人类“绝学”（今天应称作“人学”）的《道德经》的老子，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其他的文章和著作之中进行讨论，此处不赘。

我可以铁定地告诉大家，中国人的“道德”是由老子在《道德经》中奠定的，根本就与孔丘无关。老子的“道德”最简单的描述就是三条：“道法自然”、“上善若水”和“三生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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