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三种不同的红色
转自：陈雪瑞吧

因此，我希望大家对胡适的这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要牢牢记住后半句，彻底忘掉前半句。
如此说来，难道我们就对史料不能加以质疑，而必须全盘接受吗？当然不是。但是，凡是对史料有所质疑，必须要以其他的史料为证，无史料证据而妄自揣度，是要不得的。

当我们拿不同记载去质疑其他史料，那我们面对两种不同的记载，又将如何取舍呢？这也可以分下面几种情况：
a、有直接史料的，相信直接史料，而不信间接史料。
譬如鱼豢《魏略》称诸葛亮“亮乃北行见备”，这与《三国志》“三顾茅庐”的记载截然不同，那么到底谁是谁非呢？我们读诸葛亮《出师表》，有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曲，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出师表》是诸葛亮这个当事人亲笔所写，这就是第一龘手资料，是直接史料。除非能证明《出师表》是伪作，否则我们必然选择相信《出师表》。
这是因为间接史料的创作，是以直接史料为基础的，间接史料在编纂、流传的过程中，会遭到删削修改，从而造成错误记载，但直接史料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b、都是间接史料的，相信年代接近的记载，而不信年代久远的记载。
譬如研究夏商周三代历史，司马迁《史记》与谯周《古史考》相比，我们选择相信《史记》，而《史记》与《竹书纪年》相比，我们又选择相信《竹书纪年》。这是因为《竹书纪年》作者所见史料，必然多于司马迁，而司马迁所见史料，又必然多于谯周。这是因为一般情况下，谯周所见史料，司马迁皆见之，而司马迁所见史料，谯周则未必得见。
c、同一部书或同一时代书中记载不同，则当比较其史料来源
譬如《史记•晋世家》记载赵氏灭族之事，曰：“十七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而《赵世家》中记载此事，则敷衍为一大篇声情并茂的“赵氏孤儿”的故事。两种记载孰真孰假？我们考察两者史料来源，《晋世家》采用《左传》记载，而《赵世家》中采用战国传说，很明显，《左传》记载的可靠性要远远大于战国传说，因此就可以得出结论，《晋世家》记载为真，而《赵世家》记载为假。
d、孤证的情况，应当存疑
有时候，某方面的史料只有一条，也就是所谓孤证。在这种情况下，其所述内容应当存疑，而不能轻率的断定其为真或为假。
譬如传世诸书皆曰尧舜禅让，而《竹书纪年》偏说“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竹书纪年》之记载，旁书所无，是为孤证。那么到底孰真孰假？
个人以为，《竹书纪年》的说法虽然是孤证，但不宜轻易抹杀，而尧舜禅让之说，战国诸子多有论及，他们也不可能是串供，因此在得到更多的史料证明之前，上述两种说法可以并存之，不必偏信一种。

二、史识
史识指的是对历史的见识，我们读历史，能从一件具体历史事龘件中得出什么结论？能从许多件历史事龘件中窥探到怎样的历史发展趋势？
读史书时，怎么样才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呢？个人以为，一是全面的看问题，二是要有足够的见识。
譬如读《汉书•李陵传》，读至武帝应允李陵以五千步卒远涉大漠独当单于，则可知其用兵之轻率；读至其闻路博德上书而疑李陵反悔，敕书责其出兵而不与之骑，则可知武帝纯用权术，非用兵之道；读至闻李陵败，召相士察看李陵家人有无死丧色，则可知武帝之迷信；读至陈步乐初受厚封，后被逼死，则可知武帝之暴虐，赏罚全凭一己好恶；群臣之中，除司马迁之外，更无一人秉公而言，则可知当时朝臣尽为武帝积威所劫，皆诺诺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