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民国东南大学招生考试中，收到了一份令老师们惊诧赞叹的国文卷子，一番吟咏赏玩后，老师们给这张卷子打了满分。这考生名叫卢冀野，一位年仅16岁的金陵才子：10岁就能做成人之文，“年十二三始好韵语”，十四五岁时，就有一些气象清新开阔的上佳诗作，如《江上听雨》：“掌中几醉白云杯，得月楼台打扫开；一夜鹃声花落后，隔帘烟雨渡江来。”

但卢冀野竟没被录取，原因是数学零分。更有趣的是，第二年卢冀野“卷土重来”，却以“特别生”被破格录取。

入学后，他也确实没让老师们失望：结交文武人才、一手创办学校最早的学生刊物，同年，他还成了词曲大师吴梅的得意门生。

“若问江南卢冀野，而今消瘦似梅花”。后人评价称，卢冀野若非在46岁之壮年早逝，他的成就应该更高——他的同班同学，唐圭璋、任半塘，后来成了中国当代词学大师，王季思则是戏曲大师。

众所周知，民国类似卢冀野这样的偏科大才，被破格录取的相当不少。著名的如钱钟书，国文特优、英文满分、数学15分进了清华；钱伟长，中文、历史满分，而数学、物理、化学和英文加起来25分进了清华；吴晗则是货真价实的数学零分，也进了清华。

特别有趣的是，1929年拍板破格录取钱钟书的清华校长罗家伦，自己在1917年报考北大文科时，恰逢胡适判阅其作文试卷，胡适毫不犹豫地打了满分，并向学校招生委员会荐才。但校委们一看罗家伦的成绩单，数学成绩却是零分，其他各科分数也平平。

取弃争论之际，主持招生会议的蔡元培校长力排众议，破格录取罗家伦。罗家伦后来成为“五四”风云人物、“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传诵一时的《五四宣言》，便是他的手笔。

二、学非仕，招考标准无需一刀切
这些偏科天才们之所以能被破格录取，首先是因为民国时期普遍存在的高考自主招生制度。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即实行高等院校自主招生考试政策。因此，各校招生考试连科目都不尽相同，如北大招生考试分第一类和第二类，第一类为文、法、商三科招生，别的不考，必考中文和英文；第二类为理、工科招生，则要考数学。

到1929年，北京大学本科生入学则仅考国文、外文（英文、德文和法文选其一）、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化学五门。而且国文考试只有一道作文题，考生写篇作文就行了。

但武汉大学文科，就要考国文、党义、数学、历史、地理、化学、物理，没有英语；理科则为国文、党义、英文、数学、化学、物理、历史、生物。

教育学者们分析民国初期实施自主招生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当时中国近代新式教育起步之初，发展速度快但不平衡，各高校性质、层次和规模差异显著，很难用同一标准招考学生；

其次，这也是清末引进西方教育模式的自然延续，因在近代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之初，中等学校毕业生数量不足，高校只有从办学实际出发，多途并举，才能招到足够的学生。

并且，民国初期军阀混战不休、社会动荡不定，中央政府权威有限，没有、也不可能公布一个全国统一的学生入学考试规程。而当时的高校数量也少，于是，由学校自主招生，便成了最简便易行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民国时期主政者的政治理念和教育理念，认为选官考试和教育考试应当分离的观念非常强烈，大学的目标在培养人才而非官僚，无需统一标准一刀切。因此，民国时期的文官考试、选拔，另有一套与高校招生考试并行、互不相干的独立体系，并有专门的考试与人事管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