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对背信用证连环合同纠纷
我某公司L接受工厂的委托，先后于某年3月和5月，与香港H公司签订两份合同，进口缅甸产一级“TL”共订3500公吨，成交单价分别为每公吨1722.50美元和1510美元，CIFC2黄埔或广州，装船日期为同年7月前自新加坡或香港装船，总金额600多万元。
香港H公司在订立合同后，向新加坡P公司询盘，并按每公吨单价约1500美元CIFC2黄埔的条件与新加坡P公司订立合同，品质规格订明为缅甸一级“TL”。而新加坡P公司故意不指明为缅甸一级货，仅按每公吨1000美元的价格，委托新加坡经纪商S购买“TL”，并给S佣金10%，经纪商S则按每公吨900美元向香港E公司询盘，也未说明购买的“TL”为缅甸一级货，E公司则同意按此价供货。
我进出口公司L于5月16日和6月22日分别开出2张信用证，装运港为新加坡或香港，目的港为黄埔或广州，付款办法为凭装运单据付发票总值的95%，其余5%在货物到达目的港经检验后付款。
由于这笔交易是我某公司L向香港H公司购买，香港H公司却向新加坡P公司购买，而新加坡P公司又转向香港E公司购买，因此L向香港H公司开出信用证后，香港H公司用背对背的方式向P公司开出信用证，两者的差额约20多万美元，而新加坡P公司又利用收到的信用证要求向香港E公司开出背对背信用证，两者相差1698900美元。有关部门核查信用证时，曾提出质疑，但未引起公司的警惕。
香港H公司不能按期装船，曾多次要求我某公司L展期信用证，最后我方同意将装运期展至同年12月31日。
我某公司L业务科和工厂考虑到这笔交易数量和金额都很大，为了保证商品质量，建议公司领导派人赴装运港看货监装，直至同年9月公司才报上级审批，但在外经委批文下达前，由于对方来电称货物已装船，我方代表未能前往装运港看货监装。
同年12月份，对方告知货物已于12月24日装船，随即凭单据向香港南洋银行提交装运单据要求议付。提交的单据有：
（1）提单：由香港E公司（E公司为船务代理）签发已装船清洁提单。装运日期为同年12月24日，商品为缅甸上年产一级“TL”，数量一批为2000公吨（20000包，每包净重100千克），共订2700公吨，装运港为新加坡，目的港为黄埔，船名为“Ocean Uranus”。
（2）商品证明包括：缅甸政府贸易部门农产品公司、缅甸政府农业部、缅甸检验公司出具的证书，证明为缅甸上年产一级“TL”，有关重量、件数均与提单、发票的内容相同。
（3）香港H公司出具的发票、重量单等。
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转来单据并请广州中国银行付款，广州中国银行于次年1月8日转请某进出口公司L审单付款。单据与信用证规定表面相符，广州中国银行于1982年1月24日以电传通知香港南洋商业银行按发票总值的95%付款，共4276900美元。
次年2月11日，香港E公司以船务代理和承运人的身份来电称，原装“Ocean Uranus”号轮，因主机发生故障改装“Gui Yin”轮（我国远洋轮船公司所有）。实际上，香港E公司于同年12月24日出具的提单是假的，根本没有在新加坡将缅甸一级“TL”装上“Ocean Uranus”轮。香港E公司在收到我方货款后，才用L公司的钱按公吨400~700美元的价格，在印度购买劣等“TL”，并欺骗我远洋轮船公司，租用了该公司的“Gui Yin”轮将该批劣货于次年的2月份在印度卡基纳达港装船运来黄埔。
次年3月12日“Gui Yin”轮到达黄埔，我进出口公司L派人上船验货，发现货物与合同、信用证、提单上所规定的商品规格不符，并非缅甸一级“TL”，而是仅值不到二百万美元的印度产的劣等“TL”，装运港并非新加坡，而是印度港口，因而扣住提单，拒绝提货，让原船退回印度，并向香港H公司提出索赔，并追查责任。由于H公司资本不大，E公司又逃之夭夭，最后只追回100多万美元。
试分析：
1、 我方L应直接向谁提出权利主张，为什么？
2、 我方L对P公司应怎样采取行动？
3、 您认为可以在哪些方面防止本案的发生？
您认为可以在哪些方面减轻案发后的损失？
我某公司L接受工厂的委托，先后于某年3月和5月，与香港H公司签订两份合同，进口缅甸产一级“TL”共订3500公吨，成交单价分别为每公吨1722.50美元和1510美元，CIFC2黄埔或广州，装船日期为同年7月前自新加坡或香港装船，总金额600多万元。
香港H公司在订立合同后，向新加坡P公司询盘，并按每公吨单价约1500美元CIFC2黄埔的条件与新加坡P公司订立合同，品质规格订明为缅甸一级“TL”。而新加坡P公司故意不指明为缅甸一级货，仅按每公吨1000美元的价格，委托新加坡经纪商S购买“TL”，并给S佣金10%，经纪商S则按每公吨900美元向香港E公司询盘，也未说明购买的“TL”为缅甸一级货，E公司则同意按此价供货。
我进出口公司L于5月16日和6月22日分别开出2张信用证，装运港为新加坡或香港，目的港为黄埔或广州，付款办法为凭装运单据付发票总值的95%，其余5%在货物到达目的港经检验后付款。
由于这笔交易是我某公司L向香港H公司购买，香港H公司却向新加坡P公司购买，而新加坡P公司又转向香港E公司购买，因此L向香港H公司开出信用证后，香港H公司用背对背的方式向P公司开出信用证，两者的差额约20多万美元，而新加坡P公司又利用收到的信用证要求向香港E公司开出背对背信用证，两者相差1698900美元。有关部门核查信用证时，曾提出质疑，但未引起公司的警惕。
香港H公司不能按期装船，曾多次要求我某公司L展期信用证，最后我方同意将装运期展至同年12月31日。
我某公司L业务科和工厂考虑到这笔交易数量和金额都很大，为了保证商品质量，建议公司领导派人赴装运港看货监装，直至同年9月公司才报上级审批，但在外经委批文下达前，由于对方来电称货物已装船，我方代表未能前往装运港看货监装。
同年12月份，对方告知货物已于12月24日装船，随即凭单据向香港南洋银行提交装运单据要求议付。提交的单据有：
（1）提单：由香港E公司（E公司为船务代理）签发已装船清洁提单。装运日期为同年12月24日，商品为缅甸上年产一级“TL”，数量一批为2000公吨（20000包，每包净重100千克），共订2700公吨，装运港为新加坡，目的港为黄埔，船名为“Ocean Uranus”。
（2）商品证明包括：缅甸政府贸易部门农产品公司、缅甸政府农业部、缅甸检验公司出具的证书，证明为缅甸上年产一级“TL”，有关重量、件数均与提单、发票的内容相同。
（3）香港H公司出具的发票、重量单等。
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转来单据并请广州中国银行付款，广州中国银行于次年1月8日转请某进出口公司L审单付款。单据与信用证规定表面相符，广州中国银行于1982年1月24日以电传通知香港南洋商业银行按发票总值的95%付款，共4276900美元。
次年2月11日，香港E公司以船务代理和承运人的身份来电称，原装“Ocean Uranus”号轮，因主机发生故障改装“Gui Yin”轮（我国远洋轮船公司所有）。实际上，香港E公司于同年12月24日出具的提单是假的，根本没有在新加坡将缅甸一级“TL”装上“Ocean Uranus”轮。香港E公司在收到我方货款后，才用L公司的钱按公吨400~700美元的价格，在印度购买劣等“TL”，并欺骗我远洋轮船公司，租用了该公司的“Gui Yin”轮将该批劣货于次年的2月份在印度卡基纳达港装船运来黄埔。
次年3月12日“Gui Yin”轮到达黄埔，我进出口公司L派人上船验货，发现货物与合同、信用证、提单上所规定的商品规格不符，并非缅甸一级“TL”，而是仅值不到二百万美元的印度产的劣等“TL”，装运港并非新加坡，而是印度港口，因而扣住提单，拒绝提货，让原船退回印度，并向香港H公司提出索赔，并追查责任。由于H公司资本不大，E公司又逃之夭夭，最后只追回100多万美元。
试分析：
1、 我方L应直接向谁提出权利主张，为什么？
2、 我方L对P公司应怎样采取行动？
3、 您认为可以在哪些方面防止本案的发生？
您认为可以在哪些方面减轻案发后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