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信，那就是真实的商鞅。”一提及此，孙皓晖语气凝重：“司马迁写《史记》，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上，是基本真实的。但司马迁的历史观是有问题的。遍翻《史记》，凡是在生死存亡之际为国家承担责任、勇于牺牲的人，文仲、吴起、商鞅、晁错……没有一个能得到他的好评。能得到他好评的都是擅于做人、明哲保身之辈，范蠡、张良、李陵……我们为什么还把司马迁的主观评价当作史实来看？司马迁说商鞅‘刻薄’，只因为他的法律严格。但那是战时法律体系，能不严格吗？法律严格又能反证立法之人刻薄吗？司马迁说商鞅‘造反’，但《战国策》里记载，商鞅死后不久，秦国丞相范雎就说，商君‘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试问，商鞅相当于秦国第一任丞相，范雎是第三任丞相，商鞅若是造反，如此短的时间内，范雎就敢给商鞅这么高的评价吗？”
孙皓晖得出结论：司马迁错了，商鞅没造反。车裂商鞅，只是秦孝公死后秦国朝野权力斗争的需要，以及和其他战国外交周旋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