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初看到雍正如此谈吐，大多除了觉得随性活泼，还会觉得惊讶——古人说话不应该是满嘴“之乎者也”么?看起来一个皇帝跟现代人说话的区别也没那么大呢!
　　那么，为什么现代人会对传统社会人的谈吐如何有诸多想象?他们说话到底是咬文嚼字还是通俗易懂?这得从中国古代书面语和口语两条线的发展轨迹说起——

一、书面语和口语的双轨发展：从合拍到脱节再到合拍
　　首先，我们厘清四个概念：口语、书面语、文言文、白话文。
　　书面语是在口语基础上产生的，文言文和白话文都是书面语。只不过前者建立在先秦汉语口语的基础上，而后者则建立在近代汉语口语的基础上。
　　1、先秦时文言和口语基本一致中古汉语口语研究尚不足
　　大约在先秦时期，文言文还是和当时的口语一致的，与现在倾向使用双音节词不同，当时的汉语里单音节词占据上风。《论语》《孟子》这类，可以说就是当时口语的实录。“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当时说话，就是这么个腔调。
　　但是由于书面语本身的保守性，加之以文言文为载体的儒家著作经典地位的确立，以及汉字对于汉语的巨大影响，文言文和口语很快就进入了漫长的双轨发展时期。
　　大约在两汉时期，口语和文言文就有了一定的距离。中国第一部方言著作、西汉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除了以通语解释方言以外，还注重以今语解释古语。《方言》卷一就记录：
　　假、炽、怀、摧、詹、戾、艐，至也……皆古雅之别语也，今则或同。
　　(大意为：假、炽、怀、摧、詹、戾、艐这些词，都是“至”的意思……是从古语分化出来的不同说法，现在有些地方已经通用了。)
　　《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书影，汉扬雄撰，晋郭璞注，宋庆元六年(1200)寻阳郡斋刻本
　　虽然文言文和口语都在发展，但前者远远跟不上后者的速度，距离越拉越大。可惜由于反映当时口语文献远没有文言文献那么丰富，中古时期汉语口语的研究尚有很大空间。

　4、五四白话文运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书面语和口语发展的双轨发展，文言文和白话文对立的局面，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终结。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不摹仿古人”“不避俗字俗语”等，吹响“白话文运动”的号角，终于让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成为了汉民族的共同书面语。
　　这里有个段子：胡适和黄侃打赌文言文和白话文谁更简洁。胡适对学生说，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发电报拒绝了。复电便是用白话文写的，而且非常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
　　学生们绞尽脑汁拟定了电报，挑出字数最少的一份，写的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念毕，不无幽默地说：“这份电稿仅12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了。我用白话文只须5个字：“干不了，谢谢。”

　二、对古人的误解源于重文言、轻白话
　　梳理了从先秦到五四，书面语和口语、文言和白话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最早在唐宋时，当时古人的口语就和我们现在的差不多了。为什么我们总有一种错觉，觉得古人说话都是那么佶屈聱牙呢?
　　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白话文出现时间晚，且被传统社会认为不登大雅之堂。虽然使用先秦口语的“十三经”到了后世已经成了难懂的文言，连汉人的批注对唐宋人来说也很古奥。可是，儒家经典是士子必修，要想参加科举就不得不学。除了功利的需要，正史、正式的文章、书信，也都必须使用文言文。
　　语录体的《朱子语类》里，朱熹说着一口大白话，可是到了学术著作《四书章句集注》，他还是用上了文言文。还有朱元璋，别看平时下诏那么随便，登基诏书说得可是“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
　　二是古文教育重文言。文言文和口语脱节太严重，不论是散文还是骈文，如果不经过专门的学习，基本无法诵读理解。我们从小接受的古文教育，自然是重文言轻白话的，这让我们误以为古人说话也是如文言文一样咬文嚼字。
　　总而言之，最晚在唐代的时候，人们的日常交流已不再是“之乎者也矣焉哉”了。如果大家细心阅读研究文献，一定还能发现更多有趣的“萌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