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用词，不拘于字数，但古今组词的方式是有差别的。比如说：
马上——即刻立刻——当即
刚才——适才、方才
像——似
比如——好比、好似
就——便
怎么——如何
如此等等。

对话是非意识流小说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古风和现代风格差异非常大的一个就在于提示语。金庸书中你不会看到“某某某说：‘xxxx’”之类的字样，因为“说”这个字在古文中很少表示“开始说话”。往往人们用“道”来替代。金庸常用“说道”，略有些重复的意思，而原著75绝大多数用的是“道”，可见一斑。有时候干脆没有“说”“道”等动词，直接在动作后面接引号。不是不好，但还是少用为妙，否则全篇如此，会显得这人过于急躁，动作不做完就忙着讲话。
人物的说话自然也有讲究。旁白是作者的描述，不那么古代化还情有可原，但人物说话过于现代化，就会彻底把这篇文贴上“非古风”的标签。除了上述字眼的选择之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根据人物本身的性格。好的文章，哪怕不写明这一句话是谁说的，根据说话内容，读者也能看出来，绝不会混淆。

另外，称谓是遣词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无论是称呼自己还是称呼他人，古代和现代有着很大的区别。
“我”自然是最常用的第一人称代词，但也有很多情况用的是其它词语如“在下”“小可”“愚兄”等等。
展昭的专属自称“展某”应当是众所周知的，无须赘述。白玉堂的则有点麻烦。
“爷”这个字在唐宋时期指的是父亲，有《兵车行》“耶娘妻子走相送”一句为例证（“耶”即通“爷”），直到明清才成为尊称。由于石玉琨的年代限制及《七侠五义》本身对清廷的影射属性，“五爷”这一自称在猫鼠同人中毋须规避，但对其他人尤其是原创角色，相对少写为好。

对其他人的称呼，江湖中人可称“少侠”“大侠”“先生”等等，可参考《天龙八部》（同为北宋背景，略晚于仁宗时期）；
　　官府中人则可称姓加官职，或姓后跟“大人”二字；
　　平民可称“足下”“阁下”“公子”“娘子”等等（注：宋时“娘子”就是对年轻姑娘或少妇的称呼，并非对妻子）。
　　有一点我想吐槽很久了。白玉堂不太看得起官府，加之本性张狂，许多作者描写他与皇帝或高官的对手戏时，不免将其写得十分嚣张。
　　但希望各位注意，白玉堂再怎么不拘礼法，毕竟有社会环境限制，绝不可能完全彻底地脱离封建礼教的束缚。
　　他也许会没那么严格地三跪九叩，但基本“天地君亲师”的规矩肯定还是会守的。
　　至少对赵祯，尤其是非独处时，会对天子表现出应有的尊重。这是个人修养问题。真性情不等于没礼貌，古今皆然。没上没下没大没小，那是小燕子。

【十六】第三讲造句
　　助词包括语气助词和结构助词。既然是讲造句，主要还是结构助词。
　　最明显的一个少用就是“的地得”，尤其是“的”。文言中极少见到这个字，因为它的含义往往已由它所附着的那个词包含了。

　　当不能包含的时候，可以通过调整语序来达到省去此字的目的。
　　比较两个句子：“他的眼睛里放出喜悦的光芒”和“他目中光芒闪动，显是喜悦之极”，哪一个更接近古文风格，显而易见。

　此句中前一个“的”的含义可直接由“他”表现，“他的眼睛里”和“他目中”并无语法上的区别；而后一个“的”即是语序变动的结果。

除了助词之外，其他一些虚词也需要斟酌。如“在”“从”“为了”“因为”“比”等介词，“和”“于是”“而且”“或者”等连词，“啊”“噢”“嗯”等叹词，这些都是现代汉语中常见的词汇。但常见的文言虚词只有十八个：而、何、乎、乃、其、且、若、所、为、焉、也、以、因、于、与、则、者、之。现代汉语中虚词的功能绝大多数由这十八个字担任，这就使得它们的含义格外广泛也格外多变。

我当然不是说古风也需要“之乎者也”这样写，这反而显得做作。要是出现“噫吁嚱”，那更加是装13利器了。只是在考虑一个句子的结构时，如有可能，尽量使用以上十八个虚词，尤其是“且”“以”“于”“乃”这些具有较为明确的多义虚词。再来一个例子：“他站在那人身旁”和“他立于那人身侧”，固然“站”和“立”、“旁”和“侧”的用字影响风格，但“在”和“于”的不同才起了决定性作用。倘若写“他立
在那人身侧”，请试细辨其中差别。

很多时候，自己绞尽脑汁不如直接套用前人成果。我是说写作方式，而不是内容。例如说，成语是汉语的精粹，正如诗词是中国文学作品的瑰宝一样。它们本身就非常凝练了，不用作者再去苦苦思考如何处理文字。关于成语的用法对错，我以前写过资料，也就不再赘述。而诗词的情况似乎稍有不同。

猫鼠不同于其他的武侠同人，他们不仅仅是江湖人，更多牵扯到的是官场。
诚然，石玉琨的原作有些部分是影射清廷，以至于官职、地名等有些混乱。
而且说书体裁是以后人视角讲述前朝故事，不用避讳什么。但我们写同人，是在纯后世的角度，却放在北宋当时的背景。
换句话说，原著用的是过去时，而同人往往用的是现在进行时。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考虑到历史的进程，以及赵祯一朝的各类状况。
仁宗朝是北宋文化的顶峰，唐宋八大家，宋朝的那六个全是仁宗一朝的。但他们的年代和包拯相比，有前有后，因此引用或化用他们的诗词散文，应当有所注意。

《三国演义》我看不下去，也不好总结，但故事总是知道个大概的。
　　它讲的是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局面，也算是同人小说的始祖了，所以有些人物刻画、事齤件描述，以及对历史真实事齤件的化用和承受范围内的修改，是相当有可借鉴处的。
　　说起来历史上的周瑜要是知道后世人都以为他是被诸葛亮气死的，会不会又气活过来呢……

《西游记》是神怪小说。
　　由于创作时期较前，还算不上是我们如今所谓的“古风”，而是半文言半白话的，并且还较为偏向文言。
　　文言式的小说不是不好，而是较难掌握；况且既要写得不出错，又要让一般读者能够顺利理解，这实在是需要相当深厚的文学功底才能做到的。
　　我当年写《碎语录》的时候，只是因为好玩，并且重点在于如何写得通俗易懂。然而这样一来，很多文言用词难免不伦不类，贻笑大方了。
　　仅就体裁而言，想写正宗的章回体，《西游记》会提供很高的参考价值。

《水浒传》相比其它几部，就格外便于猫鼠同人借鉴了。
　　因为它主体写江湖故事，贯穿线索写官场故事，时代背景刚好又是在北宋，晚于仁宗时期不过百年。
　　但就逻辑性而言，《水浒传》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教材，当然也许是我读得不够透彻的缘故。
　　我始终不能理解那么多对手，为何一听到宋江的名字就大呼“哥哥义气”进而归顺，尤其是宋江本人根本是毫无个性。作者不停地说他有义气，却实在看不出来究竟哪里表现得他有义气了。
　　最后被赐死还要拖着李逵一起挂掉的神奇情节，除了定要与爱人共赴黄泉以外我简直想不出其他的解释。

《红楼梦》被誉为古往今来第一奇书，其文学成就自然不是我们可望其项背的。我也曾看过许多红楼风的猫鼠同人，可以看出作者对红楼实在是爱之深刻。
　　然而对这种文风，我倒不是很赞同。
　　原因有二。
　　第一，红楼写政治，写文学，写人情，写世故，它什么都写，就是不写武功。唯一一个勉强算得上是侠士的柳湘莲，出场又不多，两三回就没他事了。因此红楼本身与江湖几乎可说是毫无关系，要用其风格来写武侠同人，自然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第二，不论是生活用具，还是生活习惯，由于主要视角是贾府内一干人，其描述必然是富丽堂皇，极尽奢华的。不如此不足以显出纨绔子弟奢侈成性。于是有挚爱红楼之人，借鉴这些描述，来形容金华二少爷白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