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
保罗·克鲁格曼,因其对贸易和经济地理学的贡献,获得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对区域经济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克鲁格曼之前,经济学家们在解释不同地理位置的城市增长时,缺少一套自洽的理论工具。一般来说,经济学中假定边际产出必须是递减的。但为了解释城市的集聚和增长,边际产出递增又成了一种比较吸引人的假设。但这种假设有一些“套套逻辑”的意味在其中——城市出现了集聚,其原因是集聚是经济的,但为何有些城市获得了集聚的正外部性,而有些城市没有呢?传统经济地理学在这方面并没有很好的解释手段。
但在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中,一个简单的模型便可解释企业生产时的集聚行为。假设一个厂商面临两个不同地点的市场,此时他有两种选择:可以在同一个地点生产,将一部分产品卖到另一个市场,并支付一定运费;也可以在两个地点都生产,不支付运费,但支付新建工厂的固定成本。那么,如果规模经济效应很大(有利于原有地点扩大生产)、运费较低、且可贸易商品的比例较高时,在新地点建厂便显得不太划算,厂商便会选择集聚。这称作所谓“中心-外围”模型,对美国19世纪中叶的大规模城市集聚和工业集聚有着非常好的解释力。由于在该时期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铁路运输也逐渐普及,工业化则使得可贸易品的比例增加,美国的城市便出现了集聚。
新经济地理学有着很好的延展性,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关于城市集聚的新命题,一些经典命题也因此得到了解释。例如,19世纪的经济学家马歇尔,曾提出产业集聚的三大原因,即劳动力市场共享、知识外溢以及专业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三者并称为马歇尔外部性。在传统经济地理学中,只有专业提供者能够得到解释,而新经济地理学能够解释前两者。
新经济地理学至今仍然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其规模经济的思想被广泛用于解释和预测城市的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