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发
截至上世纪七十年代,许多专家仍认为惠安地区没有烧制陶瓷的历史,因为惠安沿海地域山丘连绵起伏,土壤多为红色,粘性强,砂粒粗,不具备制陶的土壤条件。明清时期的《惠安县志》都只记及壳灰、木炭、砖瓦的烧制,而没有陶瓷制作的记载。
泉港区域原属惠安,山峦丘岭更为密集,制陶的土壤条件更差。而在1976年,晋江地区文管会及各县文化部门开始进行文物普查,注意到惠安县内有不少带“窑”字的村名,从而加强对古窑址的普查工作。结果共发现了唐、五代至宋元的窑址8处,仅在今泉港界山镇内就发现6处古窑遗址,即槐山村古窑址5处,岭头村宫后古窑址1处。
槐山古窑群位于界山镇槐山村内,五处窑址皆系唐至五代时期遗留,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为1976年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窑址。1981年,晋江地区和惠安县文化部门特地派有关人员到实地挖掘考察。在这些古窑群中,林厝尾1号遗址保存较好,范围近500平方米,从二至三米深处发掘出大量古陶瓷器具。于是,县文化部门很快将古窑群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并立石碑为证。
据村民历代口传:唐时槐山村建有99处瓷窑,远近闻名,四邻乡民呼槐山村为“瓷窑”。“99”虽是虚数,并非确指,却说明了当时此地陶瓷制作业极盛,而“瓷窑”这一称谓在民间沿用至今,槐山村名倒只见于政府行文中。
另一处宫后窑址距槐山村不足1里,即在邻村岭头下窑自然村的宫后山坡处,南接下窑宫,北临百窑厂。1976年普查时,窑址已遭破坏,地面暴露部分器皿碎片、窑砖、垫托等物堆积,范围约有12×8.3平方米之广,当时采集到的罐、钵、盆、垫托计有十多件。经鉴定,这些标本的年代亦在唐代。
追溯泉港区域的陶瓷制作史,远远不止于唐、五代。1987年,省市文物工作者在涂岭镇的蚁山,发现一处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共采集到1件陶纺轮、1件陶豆以及200余件陶片。陶片可辨别原器,有尊、鬲、罐、钵、壶、瓮和冼等,质地有细沙、灰陶、红灰、泥质红灰和沙质黑灰等,纹饰有篮纹、菱形纹、粗绳纹、弦纹、席纹、方格十字纹等。
这些质地和纹饰纷杂各异的陶器和碎片,不仅是当时人们重要的生产、生活用具,而且也表现了这一时期陶瓷制作的水平。它们的发现,表明泉港区在有文献记载以前,已有闽越族包括制陶在内生产劳动的历史。由此,足见泉港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是源远流长的。
截至上世纪七十年代,许多专家仍认为惠安地区没有烧制陶瓷的历史,因为惠安沿海地域山丘连绵起伏,土壤多为红色,粘性强,砂粒粗,不具备制陶的土壤条件。明清时期的《惠安县志》都只记及壳灰、木炭、砖瓦的烧制,而没有陶瓷制作的记载。
泉港区域原属惠安,山峦丘岭更为密集,制陶的土壤条件更差。而在1976年,晋江地区文管会及各县文化部门开始进行文物普查,注意到惠安县内有不少带“窑”字的村名,从而加强对古窑址的普查工作。结果共发现了唐、五代至宋元的窑址8处,仅在今泉港界山镇内就发现6处古窑遗址,即槐山村古窑址5处,岭头村宫后古窑址1处。
槐山古窑群位于界山镇槐山村内,五处窑址皆系唐至五代时期遗留,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为1976年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窑址。1981年,晋江地区和惠安县文化部门特地派有关人员到实地挖掘考察。在这些古窑群中,林厝尾1号遗址保存较好,范围近500平方米,从二至三米深处发掘出大量古陶瓷器具。于是,县文化部门很快将古窑群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并立石碑为证。
据村民历代口传:唐时槐山村建有99处瓷窑,远近闻名,四邻乡民呼槐山村为“瓷窑”。“99”虽是虚数,并非确指,却说明了当时此地陶瓷制作业极盛,而“瓷窑”这一称谓在民间沿用至今,槐山村名倒只见于政府行文中。
另一处宫后窑址距槐山村不足1里,即在邻村岭头下窑自然村的宫后山坡处,南接下窑宫,北临百窑厂。1976年普查时,窑址已遭破坏,地面暴露部分器皿碎片、窑砖、垫托等物堆积,范围约有12×8.3平方米之广,当时采集到的罐、钵、盆、垫托计有十多件。经鉴定,这些标本的年代亦在唐代。
追溯泉港区域的陶瓷制作史,远远不止于唐、五代。1987年,省市文物工作者在涂岭镇的蚁山,发现一处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共采集到1件陶纺轮、1件陶豆以及200余件陶片。陶片可辨别原器,有尊、鬲、罐、钵、壶、瓮和冼等,质地有细沙、灰陶、红灰、泥质红灰和沙质黑灰等,纹饰有篮纹、菱形纹、粗绳纹、弦纹、席纹、方格十字纹等。
这些质地和纹饰纷杂各异的陶器和碎片,不仅是当时人们重要的生产、生活用具,而且也表现了这一时期陶瓷制作的水平。它们的发现,表明泉港区在有文献记载以前,已有闽越族包括制陶在内生产劳动的历史。由此,足见泉港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是源远流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