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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份代理意见一繁一简
李树亭昨天告诉记者，其代理意见共计111页7万多字，其中附录引用了两审判决书和相关证言等材料。陈光武介绍，其代理意见只有10多页1800字，其中包含一些案卷中的图片和用来佐证的其他图片。
李树亭的代理意见主要有5点。
第一，石家庄中院和河北高院的两审判决，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并且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依法应当予以排除。
第二，聂案刑事诉讼过程中，无论是公安侦查阶段，还是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审理过程，都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并且两级法院作出的判决适用法律都确有错误。
第三，2005年1月17日，王书金被抓获后，相继供述其多起强奸杀人犯罪行为，并带着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指认作案现场。其中关于他在石家庄市西郊玉米地实施的强奸杀人犯罪，直接指向了聂树斌曾经供述的同一起案件。这一新的关键证据的出现，进一步证明石家庄中院和河北高院两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确凿。
第四，邯郸中院和河北高院在对王书金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的审理过程中，对王书金多次供述的在石家庄市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的犯罪事实，不进行调查核实并予以确认，违反了刑诉法规定。
第五，关于聂树斌和王书金究竟谁是石家庄市西郊孔寨村玉米地强奸、杀人案真凶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的人证和物证，但依据两人所供述的作案时间、作案地点、作案过程、杀人手段、受害人相貌、衣物特征、抛埋衣物地点，特别是关键的隐蔽性细节——案发现场遗留受害人一串钥匙等情节，真正的凶手更多地指向了王书金而非聂树斌。而且，即使不能确认王书金是石家庄市西郊孔寨村玉米地强奸、杀人案的真凶，也不能确认聂树斌实施了故意杀人、强奸妇女的犯罪行为，因为聂树斌案存在着前述第一项、第二项情形。
李树亭称，他在代理意见中对其观点有详细阐述。基于上述理由，请求山东高院依法对聂案提起再审，并改判聂树斌无罪。

钥匙的存在聂“不知道”
李树亭指出，案卷显示，聂树斌案的两审判决，主要依据聂树斌的口供作出。而聂树斌本人的口供内容，无论是作案时间、作案地点、作案过程、杀人工具、抛藏被害人衣物地点，还是逃跑路线等，都先后互相矛盾，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
“最重要的是，聂树斌自始至终，都没有供述一个最关键的隐蔽性细节：被害人遗落在案发现场的一串钥匙！”李树亭说。
陈光武表示，王书金独立供述过一串钥匙的细节，但该钥匙的细节，在聂树斌的供述中却没出现过。通过该细节不但能确定聂树斌不是真凶，还可以肯定，王书金才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的真凶。

侦办文书现7年后地名
李树亭认为，现有卷宗显示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依法应当予以排除。他指出案卷中存在的10余处漏洞、错误或疑点，包括聂树斌在法律文书上的6处签名涉嫌伪造。李树亭就此向山东高院申请笔迹鉴定。
李树亭还指出，1994年9月28日，石家庄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刑事案件破案报告表》显示：聂树斌用事先盗窃的女式上衣将受害人勒窒息后强奸逃跑。但彩色照片上的物证上衣并不能断定为女式。而最蹊跷的是：当时并无“新华西路”这条道路的名称，根据李树亭的调查，“新华西路”的名称直到7年后才出现。
聂树斌本人严重口吃，但上述所有《讯问笔录》显示：聂树斌回答讯问时话语流利，且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内容量很大的供述。甚至在两个多小时内，“口吃的厉害，一天说一点”的聂树斌，竟然完成了长达8页、数千字的供述内容！

多份文书真实性存疑
李树亭认为，案卷中的《现场笔录》显示，其形成过程违反法定程序，且其作为现场原始勘查笔录的真实性存疑，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李树亭指出，当时参与勘查现场的有石家庄市公安局六处处长、痕检科副科长、市局法医王建斌、分局技术员杜同福、王永学等人，但《现场笔录》只有王永学一人签字，且签字日期非现场勘查的当日。
此外，《现场笔录》的正文最后一句话，和附文部分的4、5、6项是后添上去的。结合实地考察发现，《现场笔录》描述的内容与现场平面示意图自相矛盾。
李树亭还指出，《尸体检验报告》的形成同样违反法定程序。该《尸体检验报告》上，多名技术人员对死者尸体进行了检验，但仅有1人签名，还是由他人代签，并且没有注明技术职称。该《尸体检验报告》时间为案发两个月后，也就是在聂树斌被逮捕后的第二天，并且没有受害人家属到场的任何记载。
此外，李树亭认为，石家庄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的内容被添改过。
京华时报记者李显峰

康家人提出了对该案的五点质疑：
1.现场衣物、场外衣物、自行车摆放位置以及现场痕迹等，均与罪犯作案时间、过路行人的干扰不能吻合；
2.受害人康某生前曾习防身术，聂树斌正常状态下难以制服康某并予以杀害；
3.康某的门牙脱落；
4.遗体和衣物不在同一地点，怀疑案发现场非第一现场；
5.怀疑是雇凶作案。

别说的好像是有定论了一样，现在还没有再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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