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的心理初探
    从上个世纪至今，鲁迅一直是中国社会思想层面关注的焦点所在，就此展开的讨论不绝于耳。这中间经过了多声道与单声道的交替，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的明暗争流------其实这对于鲁迅的解读本身就足以构成一个研究中国现当代思想变迁的特殊角度。值得庆幸的是，当代社会相对宽容的语境及个人意识不同程度地突破集体钳制后的浮出，对鲁迅的争论也相对摆脱政治抑或权威的威慑，使以客观的角度重新审视鲁迅成为可能，这时鲁迅摘下神圣的光环，更多地作为人的形象出场。
    《野草》是鲁迅全部创作中最为特殊的一笔，其创作背景所含的特殊历史意味对鲁迅的心灵产生了巨大的历史辐射作用，同时，鲁迅个人所经历的感情创伤在《野草》上的投射也是这部作品的特殊所在。另外，之后鲁迅的思想及创作的转向在一定意义上无形中使《野草》成为其整个创作过程中的一种标志。西方学者夏济安在他的《野草》研究专著《黑暗的闸门》（The Gate of Darkness）中甚至认为《野草》意味着鲁迅文学生命的终结。无论如何，《野草》中对个体生命具有的形而上意味的深深探究为了解鲁迅开辟了一个近便的入口。
    一于他人眼中看到自己
    在《死后》一文中，鲁迅通过梦的结构，借用超现实的手法预设了自己死后的情境。他写道:“ 假使一个人的死亡只是运动神经的废灭，而知觉还在，那比全死了更可怕。”他怕什么呢？怕爱者的“伤心”，更怕恨者的“快意”，怕自己成为“加添些饭后的闲谈的资料”，直到“影一般死掉”，“连仇敌也不知道”，“不肯赠给他们一点惠而不费的欢欣”，这才宽心“快意”，面对他人的议论，甚至死后还想借用纸笔声讨“任意死掉的权力”。以往的人们多半不吝言辞地赞美鲁迅至死的不妥协，却忽视了其中所流露出的“我”与他者之间的紧张与焦虑感。鲁迅对他者对于自身的确认与否的重视是不言而喻的，在其他篇章中同样有迹可循。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抗与紧张的主题衍化成为《野草》一定数目篇章中具有主题性质的意义乃至形式架构之上的意义所在，无形中意味着创作时隐藏的对立面和敌对的指向。
    《求乞者》中，“我”对求乞者“不见的悲戚”，“拦着磕头”“追着哀呼”的厌弃和“决不布施”的决绝，不正是鲁迅一向对民众态度的隐含表现吗？《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聪明人与傻子具有明显倾向的意义对比。价值对换后借狗之口对人的变相批判(《狗的驳诘》)。还有实为鲁迅自喻，那个被利用后厌弃的女人面对天地的无言却是最凄厉的控诉（《颓败线的颤动》）。在《复仇》中，这种紧张感甚至被推到同归于尽的极致------这一对抗紧张的结构始终或隐或显的蕴含其中。这里我们不难发现鲁迅对他者始终存在的对抗后面，隐藏着他将与他人的敌对作为自身的安身所在，以及极度在意他人对自身的评价的功利主义。鲁迅是在借由他人在确认自己，哪怕是在对抗与紧张的状态之下，也能感到“快意”。荣格将主体心理过程受到客观事物干扰的心理定义为外倾性质的心理类型，具有这种心理类型的人群其主体往往屈服于客体②。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具有这种心理类型的人容易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表现为不自信，被束缚，进而自然会产生压抑与无力感。鲁迅就是这样在与他人的对抗之中确认着自我的身份，陷在他人的眼光与对他人深深的怨恨之中。选择敌对与对抗的方式处理和他人的关系已经成为鲁迅的一种思维惯式。
    鲁迅外倾性心理的形成可以从他童年的不幸中找到根源，从小康之家到衰败使他从心理的优越感转而化作众人嫌恶的自卑，巨大的心理落差成为他怨恨他人的最初原因，一定程度上造成他日后写作中始终持批判对抗态度的心理根源所在。他曾说过：“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大家看我想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吧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很这个社会。”④这样一种对他人深深的怨恨在鲁迅心里很早就霾下了根，变成影响鲁迅一生的根源所在，也是理解鲁迅作品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