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败亡时,众羌还据西海郡,并攻金城、陇西。隗嚣慰纳之,并征发其众以与光武相拒。诸羌在凉州有羌屯及征兵之纪录,此应即前引匈奴使所谓「羌人为汉事苦」之事,表示西汉内附羌人除了依本俗田畜生活外,尚有被征用以屯田及战斗的义务,这种情况在东汉也是常见的。及至公元三三年(光帝建武九年)隗嚣死后,班彪建议重置护羌校尉,〈西羌传〉载其上言云:
「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旧制……凉州部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若。又数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光武从之。
由此可见护羌校尉的护理和军事任务是相当明显的,并附有透过塞外羌夷收集国外情报的任务。此点与氐族情况不同,故东汉武都郡虽划入凉州,显然氐人仍不属于校尉的监护范围。
凉部动乱主要因素之一,在羌是生存空间的返还,在汉是国防安全的确立。另一重要因素即是班彪所称的将吏守宰,以至黠人的侵渔。根据《汉书·地理志》秦地条记述,关陇河西的人文风气是有差异的:
河西地区被移来的人民多是各地习俗颇殊的问题户,所谓「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誖逆亡道,家属徙焉」,王莽以西海郡为犯人集中地,只有益增当地人文社会的复杂性。
陇右及三辅北部的山西地区,则因「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秦汉以来名将辈出,所谓「山西出将」是也。(注五四)他们对羌事动辄以武力解决,前述李广、义渠安国等人即是其例,东汉主持对羌征战者亦多此区人物。
三辅地区则是大官、钜富及豪桀并兼之家的历来徙置区,「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h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
如此的社会风气及人文结构,对诸羌与汉人杂处显然是不利的。东汉羌乱常从西海、金城、陇西诸郡起,战败降羌颇被逼东徙至天水、安定及三辅等地;连同自愿内附东徙诸羌,两汉有明确记载者起码有六次。三辅北部诸郡如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原皆旧有羌种,殆为东汉以前已隶属匈奴,而随之内附的部落。降至二世纪前期,东徙的新、旧诸羌乃有「东羌」之称。大体以陇山为界,其西之种落为西羌,其东徙置区之新、旧种落为东羌,而东羌且有一部分徙入河东(注五五,并参表一及图二、图三)。关陇人文风气既然如此,故上述班彪之言,及〈西羌传〉所谓「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役,积以愁怨」的情况,当然可想而知。
诸羌竟受小吏黠民如此侵夺役使,如果守宰能举职行法,理当可以禁止;不过东汉时诸羌屡屡起事,在朝廷以至边吏眼中,已是一种「羌患」,最后竟至如段熲等力主实行剿绝政策,他们如何尚能平等合理对待诸羌?
再者,诸羌因地理、天候之条件,彼起此落对抗汉朝,也因此条件而不能统一,而且因隔阂至种落间自相仇杀,故容易被汉朝收买分化,前引赵充国、义渠安国之例即可见知,东汉此类例子在〈西羌传〉中更常见。这种组织力与民族性,殆难引起汉朝对他们的尊重;甚至降至北朝,杨素尚鄙视羌人甚于鲜卑,《隋书·萧琮传》可以为证。
东汉对羌豪也有王侯君长的封拜,前面第四节引〈西羌传〉,说光武封广汉塞外白马种豪楼登为「归义君长」,和帝封蜀郡徼外大牂夷种豪造头为「邑君长」,这是对内属塞外种羌的封拜。因战事不利而降的,如一一五年(安帝元初二年)封率七千家来降的号多以「侯印绶」,一二二年(安帝延光元年)封率三千余户来降的麻奴以「金印紫绶」,可能皆是羌侯之类名号。至于被分化而为汉执行刺杀任务之例,则仅见一次,即二世纪初先零别种滇零以北地郡为中心起事,自称「天子」,向西沿汉阳、陇西经略至武都,向东经上郡、西河、河东进逼至河内,声势庞大,战事延绵十余年,汉军费用二百四十余亿。汉朝为了早日终战,故悬赏刺杀。当阗种榆鬼因刺杀其将军杜季贡而封「破羌侯」,效功种号封刺杀继任天子零昌而封「羌王」,全无种雕何刺杀其谋主狼莫而封「羌侯」,使诸羌瓦解,战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