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一些学者联系江汉流域的地下发掘成就，认为此有一土生土长的原始文化，即“先楚文化”，其创造者是楚之先民，因此，楚族本来就源自荆楚地区。俞伟超在其《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一文中指出：
　　如果同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龙山文化相比较，江汉平原的这些虽有类型差别的原始文化(指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湖北龙山文化----笔者注)，可以归为一个大系统。从分布的范围来考虑，这个文化系统应当就是楚文化的祖先。
　　后来在《楚文化的渊源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一文中，又进一步根据徐旭生指出的先楚与三苗同属南方的“苗蛮集团”的论断，联系考古文化成就，明确提出“楚人与三苗的先祖是同源的”，即楚之先祖应为荆楚地区的土著居民，属于苗族或苗蛮集团。
　　应该承认，上述诸说，尤其是东方说与苗蛮说是有充分的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作依据的，应存其说而不应轻易否定它。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今天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是经过几千年来长期融合而成的。我们认定某一民族的族源，首先要尊重传统的说法。远古时期由于书写条件的限制，古代历史大都寓于古代神话与传说中。这些神话与传说，虽然充满“神”味，不少甚至还不无荒诞奇特，但去粗取精，其中确也蕴含着历史的真实。古人根据这些神话传说编撰成书，一般是可信的，应该是我们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今天人们(不仅是汉族)追祖溯源，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充分体现了中国各民族的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故传统的说法与心态，应予以充分的尊重。同时，族源问题，指的是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居支配地位的那一部分人，而非后来形成的某一民族群体。民族形成原本如滚雪球一样，由少而众，越滚越大，故族源指的是这一民族的轴心部分。依据这两个前提，我们对楚族的族源问题，在现有条件下是可以逐渐取得共识的，或能取得大体一致的认同，这对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增强坚韧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是有重大意义的。

　　大溪文化距今约六千年左右，因最早发现于四川巫山大溪而得名，约与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前期相当。其分布范围约西起巫山，东至湖北监利，北达汉水东北岸，南至洞庭湖北岸。江陵、公安、松滋、钟祥、天门、京山等地都是分布较集中的地方。属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其年代约与仰韶文化晚期相当。各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有红陶、黑陶、灰陶、白陶之分。前期以红陶为主，晚期则黑陶增多，红陶相对减少。典型器物有内[佥欠]口圆底盘、筒形瓶、深腹豆和瓮等。如江陵蔡台出土的红陶盆、灰圈足碗，公安王家岗出土的白陶盆，松滋桂花树出土的器座罐、[佥欠]口涂腹豆等都是造型轻巧实用的器物。其中公安王家岗出土的瓮，壁厚坚实，容量大，既可盛食物，又可盛水，说明其时先民经济生活已渐趋充实。在器壁纹饰上亦颇具特色。陶器表面常先施一层红色陶衣，然后主要以黑彩绘上水波纹、人字纹、平行线纹、戳印纹、刻印纹、指印纹等纹样，明快流畅，古朴生动。
　　与此同时，鄂东和鄂西北等地亦出土了与大溪文化相类似的器物，说明这一带先民与江汉地区先民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
　　约距今五千年左右，江汉地区先民与黄河流域、长江下游等地域先民一样，都相继转变为父系氏族公社，在考古学上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后期。江汉地区这一时期文化，因最早在京山屈家岭发现而称为屈家岭文化。屈家岭文化是承袭大溪文化而来的，与中原地区由仰韶文化发展而为龙山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分布范围，约北至河南南部，南至洞庭湖北岸，东到黄冈以西，西达三峡，中心地区在汉水中游的京山、钟祥、天门等地和[氵员]水流域一带。

楚国国王属于商族吧，百姓应该是南蛮

好

楚人是中原人

与最新的考古不符，屈家岭和石家河最终取代了河南仰韶和红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