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智友

1938年，纳粹德国侵吞奥地利后，掀起新一轮排犹浪潮。犹太人在欧洲面临生存的威胁，开始向世界各地流亡，而中国上海成为其中最重要的流亡地。1939年2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提议，在中国的西南边陲划定犹太人特区，安置逃亡来华的犹太难民。
由于种种原因，这项计划最后没有全面实施，但其中闪耀的人性光辉却成为当时漫无边际的黑暗中弥足珍贵的一抹亮色。笔者最近发现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档案，详细记载了重庆国民政府筹议此项计划的始末。

除了中国人民对犹太民族的深切同情外，上海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即它是一个不需要签证就可以自由进入的城市。上海自清朝末年就出现的租界完全由西方人管理，中国政府无权管辖，所以被称为“国中之国”。中国人不能随便进入，但是西方人却可以自由进出。1937年，日军侵入上海后占领了非租界区。此时，中国政府撤出，汪伪政权尚未建立，而英法等国只是租界的管理者，并没有权力发放签证，如此这般，租界就形成了三不管的局面。这无形中为慌不择路的犹太难民打开了方便之门。
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挈妇将雏，不远万里，辗转逃亡到上海，将其当做第二故乡。但此时的上海租界形如“孤岛”，“苦于无法容纳，正计划限制入口之法”。且周边被德国的盟友日本军队占领，犹太难民衣食堪忧，缺医少药，处境艰难。尽管中华济难总会等慈善机构几次为他们募捐；英、美、法等国驻沪领事馆迫于侨民压力，也提供一些帮助，但这都是杯水车薪。犹太难民的境况引起了租界内外各界人士和中国民众的广泛同情，也引起了重庆国民政府的高度关注。一项计划提上议事日程，那就是为犹太难民设置一个庇护所在。

（一）入境之协助
凡国联之救济机关或国际著名之慈善团体认为品行端正而确为无国籍之犹太人，我国驻外使领馆得给予特别护照，许其入我国国境，惟享受此种特殊权利之犹太人，应先向我具呈志愿书，声明两点：（甲）入境后遵守我国法律并接受我国法庭之约束。（乙）入境后不作任何政治活动或主义宣传，不批评或反对三民主义，如有违者，我国得驱逐出境。
（二）入境后之居留
无国籍之犹太人应暂居于通商口岸，不得杂居内地，其愿入我国籍者，依照我国法律手续办理，入籍后与一般国民享受平等权利，绝不因种族与宗教之差别而有所歧视。
（三）职业之介绍
现在无国籍之犹太人多处境困难，职业上有予以协助之必要。吾人在建国过程中，所需各种专门技术人员颇多，如科学家、工程师、医生、机械修理员等，政府机关应各就主管范围调查需要情形，开具详细清单，注明所需要之人员及所拟之待遇，由外交部转发使领馆注意延聘，并请国联协助罗致，如觅得适当人员而能自备川资，或由国联或国际慈善团体代备川资来华者，各使领馆于得国内任用机关许可后，得与签订服务契约。其无契约而自动来华者，我国虽不负任何职业上之义务，政府似乎可训令各省市制定机关举行失业登记，并在可能范围之内介绍职业。”（国民政府文官处致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公函，二档馆国民政府档案）
之后，随着战局的发展，中国大规模收留犹太人的计划没能全面实施。孙科的提案只实现了一部分。

再生之地
在今天以色列的利顺市有一个独立广场，一圈石柱拱卫着熊熊燃烧的独立之火。火炬下的文字是，没有他们的帮助就没有今天！石柱上镌刻着大写的英文字母“China”。以色列-中国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先生曾说：“在那难忘的年代，无论是政权的更迭，还是时局的变化，都没有使在中国居住的犹太人受到任何歧视。当时，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崇高情谊的呵护下生存、发展的。中国，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再生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