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毛剑杰

庭外角力
周入狱后不久，南京最高检察院检察官陈绳祖就于1946年9月19日、21日、24日至26日连续对周佛海进行侦讯，10月2日向法院提交起诉书，指控周佛海“参与组织伪国民政府、滥发伪币资敌、签订卖国的中日基本条约、以汪伪特使身份出访满洲国，以及招募伪军、公卖鸦片、搜刮物资、奴化青年”等罪行，认为“无一而非祸国殃民之举”，指其触犯《惩治汉奸条例》。
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公开审理周佛海案，主审法官是时任立法委员的知名法学家、高等法院院长赵琛，推事葛之覃、金世鼎，主诉检察官陈绳祖，辩护律师章士钊、王善祥和杨喜麟，都是名动一时的民国法政精英。
对赵琛等法官来说，审判周佛海时面临的压力，远远大于不久前审判褚民谊、陈公博等其他几名大汉奸：一头是认为“汉奸人人得而诛之”、甚至可以不必调查证据、直接枪毙的极端公众情绪，在民间一呼百应。
另一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高层，许多周佛海旧日同事、朋友，如陈立夫、陈布雷、顾祝同等能量大到足以影响国策的党政军界要人，从不同角度出发，希望法院能不判周佛海死刑。
两头压力，同时考验着法官们依程序审判、维护司法独立的职业素养和职业操守，它们甚至直接在法官身上碰撞角力。
公审之前，蒋介石约谈司法部长谢冠生，询问高等法院有无可能不判周佛海死刑，谢冠生委婉回答，周佛海一案目标太大，处理不善会引起更大的舆论怒火。蒋介石还约见过承办此案的推事，得到的答复是，从案卷来看周佛海罪行应重于陈公博，若最终判决不是死刑，舆论一定哗然，认为陈公博死得冤枉（侯学宾《周佛海受审记》）。

爱国还是卖国？
各方诉求在法庭外角力多时后，法庭内的控辩也终于开场。这是一场截然不同于庭外角力、纯粹司法程序层面的较量。
10月21日上午10时，庭审开始，依程序问过被告人姓名、年龄、籍贯等基本信息后，审判长赵琛开始切入正题：“国民政府曾公布惩治汉奸条例，你为何要参加伪组织？”（南京市档案馆《审判汪伪汉奸笔录》）
周佛海辩称，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觉得有搞和平运动的必要，但在现今看来已是错的。”并且，“依当时国际形势，我认为抗战不能得到胜利，我对抗战失去信心，宁愿牺牲自己，去参加和平运动。”
周此前在狱中写的洋洋数千言自白书中，也承认参与组建汪记南京“国民政府”，但同时否认这是卖国行为，因为“不会影响抗战的阵营”，也不会“增加敌人的战斗力”。理由是“一直到敌人投降止，有许多日人仍以为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是日本上了当。因此南京伪府的成立不但没有增加敌人的战斗力。倒反使敌人碍手碍脚，不能畅所欲为。”
周还称：他在伪府担任许多伪职，但却是“空名”“都没有权责，既不能做恶，也不能做善。”且自己已于1942年向军统局自首，有戴笠的信件可以作证。
随后，审判长问及起诉书中指控的第二项罪行，即周佛海与日方签订卖国条约一事。周佛海说自己未参与详情。
“高、陶二人悔悟回渝，你为何还甘心附逆呢？”审判长指的是高宗武、陶希圣二人脱离汪伪阵营并公布所携汪伪卖国密约事。
周辩称高、陶二人与中央早有联络故得逃走，而他那时没有。
“高、陶发表文章，还说到你参加和平运动是很坚决的。”
周不答。
起诉书指控的第三项罪行，是周主导成立伪中央储备银行、滥发伪币，并颁布法令禁止人民持有法币一事。
庭审至此，参加旁听的军统人员赵毓麟回忆，这时周佛海忽然将置于面前的扩音机挪近了一些，目的在使听众对他的供词听得更清楚些。（《中华文史资料》“周佛海受审旁听记”）
周佛海在自白书中也曾专为此事写了长篇辩解，称他是为了减少民众损失，抵制日军军用票才不得以发行中储券。且中储券有货币储备基金支持，并非掠夺。

“我曾到日本借到一亿日元，充作中储行的发行准备。最初中储券与法币的比价是77与100之比，后来才逐步变为1与2之比，这是因为中储券有了一些信用的关系。当时我的方针是整理币制，安定金融，尽量减少同胞因币值低落所受的损失。同时我订立银行制度，使它尽到扶助农工商业的任务，不使社会金融成为国家财政的牺牲品。”
审判长回应说：“你要知道参加伪政府、组织储备银行、稳定沦陷区金融是已达到敌人以战养战的目的吗？”认为周佛海“借此套取法币，供给敌人购买物资，使后方物价高涨。”
周佛海答：“我们实在是想安定沦陷区物价的。”

这时，陈绳祖忽地站起身来：“这里有蒋委员长侍从室和军统局的公文，对周犯所称功劳及胜利时委派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一事，完全是一时利用!”这话完全否定了周佛海自己宣称的投诚为国。（《周佛海受审记》）
此前辩护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中有个意外，军统局出具的公函中，虽承认周佛海确曾为军统提供过情报和庇护，但同时却否认周佛海有自首行为。

死中求生
但杨淑慧的努力并非完全没有成效。在她四处求告的同时，蒋介石也在谋求为周佛海免去死刑。
蒋先是委托周佛海的好友陈布雷出面，希望仍然在司法层面完成此事，但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夏勤认为，最高法院已经作出维持原判的决定，无法再加以更改。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和司法院院长居正协商，认为只能政治方式加以解决，即由司法院签呈国民政府，请求减刑，也就是特赦令，这是周佛海免死的唯一希望。
杨淑慧千方百计通过高层关系设法延缓执行死刑，一边再顾不得礼节，于除夕夜闯进了陈布雷的家。陈是周佛海的老朋友，且能随时见到蒋介石，他见杨淑慧头发蓬松、脸色煞白，马上进入客厅说：“周太太，定定神，慢慢说。”（侯学宾《周佛海受审记》）
杨淑慧也不哭，一副豁出去的样子，表示若周佛海被枪决，她便把蒋介石写给周佛海的亲笔信交给香港媒体。
陈布雷则安慰杨淑慧说，法院若要处决周佛海定会行文到侍从室，他可代为压下，“以性命担保”周佛海暂时不会被处决，并保证在初一去蒋处拜年时会提醒其处理周佛海的事。
陈言尽于此，杨淑慧只得半信半疑地走了。
年初五一过，毛人凤突然找到杨淑慧，说蒋介石要召见她。到了蒋介石官邸，陈方领她进去，蒋早已端坐在客厅里了，她一见到蒋介石。眼泪就簌簌地流了下来，赶紧跪倒在地，阵阵悲泣。
蒋介石皱着眉头，打破沉默表态称“让佛海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放他出来。”杨淑慧终于吃了定心丸，轻轻地又磕了几个头，站起来走了。自始至终一言未发。（侯学宾《周佛海受审记》）
杨淑慧在等待中度日如年之际，舆论也在反复质问南京高等法院：为何周佛海已判处死刑，却迟迟不予执行。对此，南京高等法院院长发表谈话称，周佛海何时执行，需等司法院下令由检查处执行。
1月25日，陈果夫、陈立夫上书蒋介石，为周佛海求情免死。
1月29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曾就周佛海一案通令各通讯社及报馆，“不宜有刺激人心之记载。”随后，2月3日最高法院呈文国民政府，申请给周佛海减刑。
3月26日，蒋介石签署特赦令，以有戴罪立功表现为理由，核准将周佛海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至此，周佛海终于逃脱死刑。

终有盖棺日
1947年农历端午节，杨淑慧叫进整桌酒菜，和周幼海、周少海等子女一起到监内合家同欢，共度佳节。但他们不曾想到，这是周家最后一次团圆。
这年秋天起，周佛海心脏病复发，并发症一起袭来，痛得常常只能俯卧床头大叫。杨通过关系找到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想保外就医，但谢以“刚特赦又要保释，等于放人，担不起这个责任”为由拒绝了。
1947年l0月，周佛海心脏病日趋严重，由监狱医生及家属聘请的医生医治，病况时好时坏，只能靠注射维他命及麻醉剂维持。1948年2月9日（农历除夕），又突患肺炎及急性肋膜炎，病情严重，但未获保外就医。只能在监狱中由医生二人随时治疗，并有其家属聘请的医师随同昼夜诊治。
2月28日晨，周佛海病情突变，浑身出汗如雨，精神疲惫。下午1时半已处于弥留状态。2时气绝身死，时年5l岁。4月5日，周佛海埋葬于南京郊区汤山永安公墓的半山间。一生机巧的周佛海，就此盖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