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
[原文]
来书云：“师云：‘《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有何可思虑得？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体，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学者之蔽，大率非沈空守寂，则安排思索。德辛壬之岁著前一病，近又著后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发用，并与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别？恐认贼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思其可少乎？沈空守寂，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为丧失良知一也。良智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亦自会分别得。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所以认贼作子，正为致知之学不明，不知在良知上体认之耳。
[译文]
来信写道：“先生，您认为《易传·系辞》中讲的何思何虑，它是指所思虑的仅是天理，此外别无他虑，并不是说无思无虑。心的本体即天理，还有什么可思虑的？学者的功夫虽千思万虑，也只是要恢复他的本体，并不是靠私意去安排思考一个什么出来。若去安排思考，也就是自私弄智了。’学者的弊病，多数不是死守空寂，就是去安排思考。我在辛已到壬午期间（明·正德十六年到嘉靖元年，即1521—1522年）犯有前一种毛病，最近又犯有后一种毛病。但是，思考也是良知的作用，它与凭私意去安排的情况有什么区分呢？我忧虑自己认贼作子，因受迷惑而不知道其间的区别。”
“思曰睿，睿作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可见，思怎么会没有呢？死守空寂与安排思考，正是自私弄智，它们同样都丢弃了良知。良知是天理的昭明灵觉所在，因此，良知就是天理，思是良知的作用。如果思是从良知上产生的，那么，所思的也不过是天理。从良知上产生的思，自然简易明白。良知自然也就能够知道。如果凭私意安排的思，自然是纷纭繁扰，良知自然能够分辨。因而思的是非正邪，良知没有不知道的。之所以会认贼作子，正是由于还不理解致良知的学问，不懂得从良知上去体认、观察。

正心诚意
答罗整庵少宰书
罗整庵（公元1465——1547年），即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明代江西泰和人。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少宰（明清吏部侍郎的别称）。学术上主张理得于天而具于心，理气本为一物，著有《困知记》。阳明先生的这封回信写于正德十五年，罗的信见于《困知记》附录卷五。参见《明儒学案》卷四十七。

159
[原文]
某顿首启：昨承教及《大学》，发舟匆匆，未能奉答。晓来江行稍暇，复取手教而读之。恐至赣后人事复纷沓，先具其略以请。来教云：“见道固难，而体道尤难。道诚未易明，而学诚不可不讲。恐未可安于听见而遂以为极则也。”
幸甚幸甚！何以得闻斯言乎？其敢自以为极则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道以讲明之耳。而数年以来，闻其说而非笑之者有矣，诟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较量辨议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复晓喻，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则天下之爱我者，固莫有如执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当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孔子以为忧。而世之学者稍能传习训诂，即皆自以为知学，不复有所谓讲学之求，可悲矣！夫道必体而后见，非已见道而后加体道之功也。道必学而后明，非外讲学而复有所谓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知此，则知孔门之学矣。
[译文]
鄙人顿首谨启：
昨天幸蒙无倦教诲《大学》，因乘船匆匆，未能作答。清早，在船上稍有空闲，把您的信取出又阅了一遍。到江西后只怕事务纷繁，首先在此略作答复，并请批评指正。
来信写道：“见道固然困难，若要体认道就会更困难。道的确不容易理解，但是，学也确实不能不讲。恐怕不能把自己的观点看成为学问的最高标准了。”
十分荣幸！我岂能听到这番话呢？我怎敢自以为达到最高标准而心安理得呢？我正想就天下之道而加以讲明。多少年来，对于我的学说，天下之人，有的讥讽，有的辱骂，有的不屑一顾。这些人愿意教导我吗？愿意一再开导我使我明白，只怕不能够救正我吧？但是，在天下钟爱我的人中，还有谁象您如此的深切周到，我该如何感激您的。孔子对“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深感忧虑。但今天的学者只要读了几天书，略懂一点训诂，就自以为能够知道学问了，就不再去讲究探求了，真可悲！道，必须体察后才有所见，并非见道后才下体察道的功夫。道，必须通过学习才能理解，并非在讲学之外还有明道之事。然而，现在讲学的人有两种，其一用身心来讲学，其二用口耳来讲学。用口耳讲学的，揣测估摸，讲的尽是捕风捉影、似是而非的内容。用身心讲学的，所言所行，的确是自己具备的东西。能够知道这些，也就深谙孔子的学说了。

160
[原文]
来教谓某《大学》古本之复，以人之为学但当求之于内，而程、朱格物之说不免求之于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补之传。非敢然也。学岂有内外乎？《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即明白而可通，论其工夫，又易简而可入。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与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补？而遂改正补缉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已乎？
[译文]
在来信中，您认为我之所以要恢复《大学》的旧本，主要是由于我认为人的学问仅该在内心探求，而程、朱格物的观点不免要到心外去探求。因而我就删除了朱熹重分章节的作法，削减了他所增补的传。
我不敢这样做。学，它怎会有内外之分？《大学》的旧本亦是孔子相传的旧本，朱熹怀疑它有遗漏错误之处而重新加以改正补充，我则认为《大学》旧本并未有遗漏错误之处，就全部根据旧本罢了。我或许有过分信任孔子的过失，并非有意否决朱熹重分章节的作法，并删削他增补的传。学问最贵在心中有所获得。我心中认为是错误的，即便是孔子的言论，我也不敢说它是正确的，何况那些比不上孔子的人？我在心里认为是正确的，即便是平常人的言论，我也不敢认为是错误的，何况还是孔子呢？再者，旧本已继承流传了几千年，现在读来，在文词方面朗朗上口；就工夫而言，既简易又可行。又凭借什么来肯定这段必须在那里，而那段必须在这里呢？这里是否缺少了什么，而那里又需要补充什么呢？并且，随即加以改正并适当补充，您是不是把背离朱熹看得过重，而把违逆孔子看得过轻呢？

161
[原文]
来教谓：“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以为务，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不尽之有，何必于入门之际，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诚然诚然！若语其要，则“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诚意”？“诚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详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为“精一”之学，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夫谓学必资于外求，是以己性为有外也，是“义外”也，“用智”者也。谓反观内省为求之于内，是以己性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故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学矣。“格物”者，《大学》之实下手处，彻首彻尾，自始学至圣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门之际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见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了，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而言则谓之物。故就物而言谓之格，就知而言谓之致，就意而言谓之诚，就心而言谓之正。正者，正此也；诚者，诚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谓穷理以尽性也。天下无性外之理，无性外之物。学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认理为外，认物为外，而不知义外之说，孟子盖尝辟之。乃至袭陷其内而不觉，岂非亦有似是而难明者欤？不可以不察也。
凡执事所以致疑于格物之说者，必谓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谓其专事于反观内省之为，而遗弃其讲习讨论之功也；必谓其一意于纲领本原之约，而脱略于支条节目之详也；必谓其沉溺于枯槁虚寂之偏，而不尽于物理人事之变也。审如是，岂但获罪于圣门，获罪于朱子？是邪说诬民，叛道乱正，人得而诛之也。而况于执事之正直哉？审如是，世之稍明训诂，闻先哲之绪论者，皆知其非也。而况执事之高明哉？凡事之所谓格物，其于朱子九条之说，皆包罗统括于其中。但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谓毫厘之差耳。无毫厘之差，而千里之缪，实起于此，不可不辨。
[译文]
来信写道：“若认为学问根本不必到心外寻求，仅应该专心返身自省，那么，“正心诚意”四个字不是全部包容了吗？又何必在学问的着手处用格物这一功夫让人迷惑不解呢？”
正是，正是！若讲学问的主宰，“修身”二字已经足够，又为什么非要讲“正心”呢？“正心”二字已经足够，又为什么非要讲“诚意”呢？“诚意”二字已经足够，又为什么非要讲’致知、格物”呢？只是因为学问的工夫详尽周密。然而，简而言之也只有一件事，如此才是“精一”的学问，这里正是不得不深思的。理没有内外之分，性也没有内外之分，所以学也没有内外之分。讲习讨论，未曾不是内；返身自省，未曾就摒弃了外。若以为学问一定要到心外寻求，那就是认为自己的性还有外在的部分，这正是“义外”，正是“用智”。若以为返身自省是在心内寻求，那就是认为自己的性还有内在的部分，这正是“有我”，正是“自私”。这两种见解都不明白性无内外之分。所以说：“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从此处可以知道格物的主张了。“格物”是《大学》切实的着手处，自首至尾，自初学至成圣人，唯这一个工夫而已，并非只在入门时有这一工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均是为了修身。格物，使人所用的功夫每天有能看见之处。因此，格物是格其心中的物，格其意中的物，格其知中的物。正心，就是正其物的心。诚意，就是诚其物的意。致知，就是致其物的知。这里怎么会有内外彼此的区别？理仅有一个。从理的凝聚上来说称为性，从凝聚的主宰处来说称为心，从主宰的发动上来说称为意，从发动的明觉上来说称为知，从明觉的感应上来说称为物。所以，从物上来说称为格，从知上来说称为致，从意上来说称为诚，从心上来说称为正。正，就是正的这个东西；诚，就是诚的这个东西；致，就是致的这个东西；格，就是格的这个东西，全是所谓的穷尽天理而尽性。天下，并没有性外之理，并没有性外之物。圣人的学说不光明，主要是因为世上的儒生主张理是外在的，主张物是外在的，但不知晓以义为外的观点，孟子曾反驳过，以致于重蹈覆辙而不自觉。此处岂不是也有好象是而难以说明的地方吗？这是需要明察的。
之所以您对我的格物观点心存疑虑，因为您认定它是内而非外；认定它只肯定返身自省而摒除了讲学探讨的功夫；认定它只一心注重简约的纲领本源，而忽视了详细的细节条目；认定它深陷于枯槁虚寂之中，而不能穷尽物理人事的变化。若真如此，哪里只是圣学的罪人、朱子的罪人呢？这是用异端邪说欺骗百姓，这是背道离经，人人都可以讨伐诛灭他。更何况您这样正直的人？若真如此，世上略懂一些训诂，知晓一点先哲言论的人，也都能明白它是错误的，更何况您这样贤明的人？我所讲的格物，把朱熹所谓的九条全囊括进去了。然而，我的格物有中心，其作用与朱熹的不同。这正是人们说的有毫厘之差。但在此处，差之毫厘即可产生失之千里的错误，所以不得不辨明。

163
[原文]
执事所以教，反复数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说。若鄙说一明，则此数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说而释然无滞，故今不敢缕缕，以滋琐屑之渎。然鄙说非面陈口析，断亦未能了了于纸笔间也。嗟乎！执事所以开导启迪于我者，可谓恳到详切矣。人之爱我，宁有如执事者乎？仆虽甚愚下，宁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诚，然而姑以听受云者，正不敢有负于深爱，亦思有以报之耳。秋尽东还，必求一面，以卒所请，千万终教。
[译文]
您的谆谆教诲，反复数百言，都是因为不理解我的格物主张。如果认识了我的主张，那么，您所讲的都可以不用辩论，也能毫无疑问。所以，我不敢再细细述说，以免累赘。但是，我的主张若不当面陈述，用纸笔一下子是很难说清楚的。哎！您对我的开导启示，可以说是诚恳而又周详了。钟爱我的人，谁又能象您这样呢？虽然我很愚蠢，怎么能不感激佩服您呢？但是，我不敢毅然舍弃心中真切的想法来听从您的教诲，正因为不敢辜负您的深厚，也想以此来报答您。秋后返家时，一定去拜见您，以满足当面请教的心愿，万望不吝赐教。

人即天地之心
答聂文蔚
聂文蔚（公元1487——1563年），即聂豹，字文蔚，号双江。江西永丰人。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傅。1545年，被捕入狱。出狱即居家十年，后被起用为平阳知府，修兵练卒，整顿地方军务，颇有政绩。其学主张“归寂”之说，并在入狱后三年，著成《困辨录》一书，在“心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归寂”说，表现出不同于王学的思想特色。但他对王阳明却极为崇拜，王阳明在浙江时曾与之相见，王死后，聂立位北面再拜，始称门生。参见《明儒学案》卷十七。

164
[原文]
春间远劳迂途枉顾，问证惓惓，此情何可当也？已期二三同志，更处静地，扳留旬日，少效其鄙见，以求切靡之益。而公期俗绊，势有不能，别去极怏怏如有所失。忽承笺惠，反复千余言，读之无甚浣慰。中间推许太过，盖亦奖掖之盛心。而规砺真切，思欲纳之于贤圣之域。又托诸崇一以致其勤勤恳恳之怀，此非深交笃爱何以及是？知感知愧，且惧其无以堪之也。虽然，仆亦何敢不自鞭勉，而徒以感愧辞让为乎哉？其谓“思、孟、周、程无意相遭于千载之下，与其尽信于天下，不若真信于一人。道固自在，学亦自在，天下信之不为多，一人信之不为少”者，斯固君子“不见是而无闷”之心。岂世之谫谫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乃仆之情，则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间。而非以计人之信与不信也。
[译文]
春季，有劳您自远方绕道光临寒舍，又不知疲倦地问辩求证，此等真情，我岂敢担当？本来，我与几位朋友相约，找一个安静之所，住上十天半月，探讨一下我的现点，以便在彼此切磋中有所裨益。然而，您因公务在身，不能久留，分别后，我郁郁寡欢，若有所失。忽然之间收到您的来信，前后数千言，读后甚感欣慰。信中对我的过奖之处，不过是您对我的鼓励提携之情。其中的规劝砥砺，真切感人，是想促进我入圣贤之列。另外，又拜托崇一，让他转达您的殷切关怀，若不是交往亲密，爱心深厚，又怎能如此？我既感激又愧疚，担心辜负您对我的一片心意。即便这样，我又岂敢不鞭策勉励自己，而只在那里感愧谦让呢？您认为“子思、孟子、周敦颐和二程，他们无意于在千年之后遇到知音，与其让天下人都相信，倒不如让一个人真相信。道依然存在，学问也依然存在，全天下人都去信奉它不为多，一个人真信它也不为少。”这固然是君子“不见是而无闷”之心，但世上浅薄鄙陋之人又怎能明白这一点呢？而在我而言，其中有许多不得已而为之的现象，并不是斤斤计较于别人是否信奉它。

165
[原文]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而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非故为是而以蕲天下之信己也，务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尧、舜、三王之圣，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说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杀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蛮貊，而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为其良知之同也。呜呼！圣人之治天下，何其简且易哉！
[译文]
人即天地之心。天地万物与我原本是一体。平民百姓遭受的困苦荼毒，又有哪一件不是自己的切肤之痛？不知道自身的疼痛，是没有是非之心的人。人的是非之心，根本不须考虑就能知道，根本不须学习就能具备，这就是所谓的良知。良知存在于人心之内，没有圣贤和愚笨的区别，古今天下都是一样的。世上的君子，只要一心致其良知，就自然能辨别是非，具有共同的好善厌恶之心。待人若待己，爱国如爱家，从而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若能如此，想让国家治理不好也办不到。古人看到善就象自己做了好事；看到恶就象自己做了坏事；把百姓的饥饿困苦看成是自己的饥饿困苦；只要有一个人没有安顿好，就觉得是自己把他推进了阴沟。这样做，并不是想以此来获得天下人的信任，而是一心致其良知以求自己心安罢了。尧、舜、禹、汤等圣人，他们说的话百姓们没有不信任的，这是因为，他们所说的也只是推致了自己的良知；他们做的事百姓们没有不喜欢的，这是因为，他们所作的也只是推致了自己的良知。因此，他们的百姓和乐而满意，即便被处死也没有怨恨之心，百姓们获得利益，圣人不引以为功。把这些推广到蛮夷地区，凡是有血气的人无不孝敬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的良知是相同的。哎！圣人治理天下，是何等的简单易行！

166
[原文]
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于誉。损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无怪于纷纷籍籍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
[译文]
时光流逝。后来，良知的学问不再光明，天下之人，各用自己的私心巧智彼此倾轧。所以，人们各具自己的打算，于是，那些偏僻浅陋的见解，阴险诡诈的手数不计其数。一部分人以仁义为招牌，在暗处干着自私自利的事。他们用狡辨来迎合世俗，用虚伪来沽名钓誉，掠他人之美来作为自己的长处，攻击别人的隐私来显示自己的正派。因为怨恨而压倒别人，还要说成是追求正义；阴谋陷害，还要说成是嫉恶如仇；妒忌贤能，还自认为是主持公道；恣纵情欲，还自认为是爱憎分明。人与人之间彼此蹂躏，互相迫害，即使是骨肉之亲，互相也不能没有争强好胜的心思，彼此间隔膜丛生。更何况对于广大的天下，众多的百姓，纷繁的事物，又怎么能把它们看作是与我一体呢？如此，天下动荡不安，战乱频频而没有止境，因而也就见惯而不怪了。

167
[原文]
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见其若是，遂相与非笑而诋斥之，以为是病狂丧心之人耳。呜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体，而暇计人之非笑呼？人固有见其父子兄弟之坠溺于深渊者，呼号匍匐，裸跣颠顿，扳悬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见者，方相与揖让谈笑于其旁，以为是弃其礼貌衣冠而呼号颠顿若此，是病狂丧心者也。故夫揖让谈笑于溺人之旁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无亲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谓之无恻隐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爱者，则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尽气，匍匐而拯之，彼将陷溺于祸而不顾，而况于病狂丧心之讥乎？而又况于蕲人信与不信乎！呜呼！今之人虽谓仆为病狂丧心之人，亦无不可矣。天下之人，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犹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犹有丧心者矣，吾安得而非丧心乎？
[译文]
托上天的洪福，我在偶然间发现了良知学说，认为只有致良知后天下才能得到治理，从而清明太平。所以，每当想到百姓的困苦，我就十分沉痛，于是，我不顾自己是个不肖无才之人，希望用良知来挽救百姓，拯治天下，也是不自量力。天下人看到我这样，于是都来讥讽、诽谤我，说我是丧心病狂的人。哎，这还有什么可顾虑的？我正有着切肤的疼痛，又哪有空闲对别人的讥讽斤斤计较呢？如果有人看到他的父子兄弟坠入深渊，一定会大喊大叫，不顾弃鞋丢帽，奋不顾身地下去解救他。士人们看到这种情况，则在一旁作揖打恭，谈笑风生，认为这个人丢弃衣帽、大喊大叫，一定是个精神失常的心。看到有人落水，依然在那里礼让谈笑而不去救落水之人，这只有没有亲戚骨肉之情的山野之人才这样做。但是，孟子已说过：“无恻隐之心，非人矣。”如果是有父子兄弟爱心的人看见了，一定会痛心疾首，奔走呼号，竭尽全力，乃至爬着也要去解救他们。此时，他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哪还有精力去在乎被讥笑为精神失常呢？又岂会去期望别人的信或不信呢？唉！如今虽有人认为我是精神失常的人，也无关紧要了。天下人的心，都是我的心。天下的人中也有精神失常的，我又怎么不能精神失常呢？天下也有心理变态的人，我又怎么不能心理变态呢？

169
[原文]
仆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为己任。顾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旁徨四顾，将求其有助于我者，相与讲去其病耳。今诚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养，去共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济于大同。则仆之狂病固将脱然以愈，而终免于丧心之患矣。岂不快哉！嗟乎！今诚欲求豪杰同志之士于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谁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与志，诚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无假于外求矣，循是而充，若决河注海，孰得而御哉？文蔚所谓一人信之不为少，其又能逊以委之何人乎？
[译文]
鄙人无才，岂敢以孔圣人的道作为己任。仅是我心中也稍稍知晓身上的病疾，所以才徘徊不前，四处张望，希望寻找到一个能帮助我的人，和我并肩设法消除我的病疾。如今，若能有志向道合的杰出人才来扶持匡正我，共同使良知之学光大于天下，让全天下的人都懂得致其良知，藉以彼此帮助、启发，剔除自私自利的毛病，将谗言、嫉妒、好胜、忿恨等恶习荡涤干净，以实现天下大同。如此，我的精神失常将会即刻痊愈，再也不会有心理变态的反常现象了。岂不快哉？哎呀！现在在天下真要寻觅志同道合的杰出人才，除了您我又寄希望于谁呢？您的才能和志向，足以能够拯救天下受难的劳苦大众。如今，既然明白一切皆在我心，不必向外索求，根据这个并加以发展，就如同江河决口入注大海，还有什么能抵御呢？正如您所言，即使一个人真信奉也不少，为倡明良知学，您又能辞让给天下的哪一个人呢？

170
[原文]
会稽素处山水之区。深林长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无时不宜，安居饱食，尘嚣无扰，良朋四集，道义日新，优哉游哉！天地之间宁复有乐于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仆与二三同志方将请事斯语，奚暇外慕？独其切肤之痛，乃有未能恝然者，辄复云云尔。咳疾暑毒，书札绝懒，盛使远来，迟留经月，临歧执笔，又不觉累纸，盖于相知之深，虽已缕缕至此，殊觉有所未能尽也。
[译文]
会稽素有山清水秀之美称。深林长谷，比目皆是。春夏秋冬，气候适宜。安居饱食，幽静无声，良朋聚集，讲明道义，这是多么的逍遥自在！天地之间还有比此更让人感到高兴的吗？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我和数位同志，正想按照孔子的话去做，又哪有空余时间去向外寻求呢？唯独这切肤之痛，却不能无动于衷，所以写了上面的一番话。咳嗽又加上暑热，对写信我心灰意懒。您派人远来，逗留月余，临行执笔，不觉间写了这些。毕竟我们相知甚深，虽谈了这么多，仍觉言不尽兴。

致其良知
此信为阳明先生与聂文蔚的第二封论学书信。 此书于嘉靖七年（1528年）十月写于广西，为王阳明的绝笔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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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来书所询，草草奉复一二。近岁来山中讲学者，往往多说勿忘勿助工夫甚难。问之，则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难。区区因问之云“忘是忘个甚么？助是助个甚么？”其人默然无对，始请问。区区因与说，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若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间断，此便是忘了，即须“勿忘”。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须“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间断，即不须更说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须更说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简易！何等洒脱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悬空守著一个“勿忘勿助”，此正如烧锅煮饭，锅内不曾渍水下米，而乃专去添柴放火，不知毕竟煮出个甚么物来！吾恐火候未及调停，而锅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种专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终日悬空去做个勿忘，又悬空去做个勿助，渀渀荡荡，全无实落下手处，究竟工夫，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呆汉。才遇些子事来，即便牵滞纷扰，不复能经纶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劳苦缠缚，担搁一生，皆由学术误人之故，甚可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