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做法，是把小企业全部赶走。有一次我和上海的官员聊天，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的回答冠冕堂皇，产品需要更新换代。
为什么中国好的私营企业都出在浙江？马云刚开始创业是在上海，他觉得上海经营环境不好，才跑到浙江
我一点都不反对全球化，我反对的是：全球化就是引进外资。
一个行业，只要有一个大型国企进入，民企通常就没办法跟它竞争，因为这个大型国企最主要的股东政府是唯一可以随便使用暴力，解释法律的，而民企就因此成了第三第四等企业公民
《福布斯》杂志曾对世界上最好的200家小公司进行排名，印度有13家企业上榜，而中国仅有4家。《印度能否赶超中国》引发激烈讨论。印度依靠内资发展的经验，而我们走的却是依靠外资的道路。
印度有很多劣势，比如基础教育做的不好，比如劳动力市场非常死板———这个劣势正是中国目前要实行的。但我的一个观点是，硬件的障碍是一个企业家能够克服的，而软件环境的障碍恰恰是企业家自己没法克服的。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硬件条件也不是很好，但它有良好的企业制度，所以它就能克服这些硬件障碍。而且，印度在意识形态上是支持自由企业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没有障碍。印度现在有几个城市正在把它的机场部分私有化，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很多评论家认为印度在开放外资方面落后于中国。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在政策条款方面，印度对外资的开放是领先于中国的，但实际的情况是外资不愿意进去。外资为什么不愿意进去？这是因为印度的政策是既鼓励外资，又鼓励内资，外资进不进入，主要取决于它对在这个市场的竞争能力的判断。比如美国完全是对外资开放，你很难想象外资会去美国开一家CPU公司来和Intel竞争。内资的竞争力太强，外资就不愿意进来。另外，印度的金融体制比中国完善很多，原因就是对私营企业开放。印度早在1991年开始实行银行业的私有化改革和市场开放。所以，印度的银行对私营企业的支持远远大于中国，印度也因此成功地成长了一批能够与欧美最佳企业在国际上竞争的企业，譬如软件巨人Infosys和Wipro，医药及生物技术大王Ranbaxy及Reddy博士实验室等等。而我们中国经济发展30年了，却没有产生这种跨国公司（除了少数国有垄断企业去国外购买能源资产）。现在印度的企业大规模去国外并购，印度流出的资本相当于流入的三倍，而且这些完全都是私营企业。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比较好的就是联想，实际上，联想是一个在香港注册的企业，如果它在中国内地注册的话，远远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各级政府甚至学界都认为外资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呢？那是他们没有明白一个道理：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他们经常看到经济增长了，外资也增长了，于是自然而然地认为，因为外资进来了，经济才增长了。更合理的解释是，恰恰是经济增长以后，外资才跟着进来。我们来看30年来的改革开放历史，上世纪80年代时中国有什么外资？除了深圳等有限的几个特区外，基本没什么外资，但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丝毫不逊色于90年代及以后的经济增长，甚至在质量上还要超过90年代———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农民的收入在增加，对环境的破坏不是那么严重，能源使用占GDP的比例一直在下降。我们再看看温州的发展史，温州之所以富裕，根本不是靠外资，而是依靠内生的力量。温州模式的经验就是，实行更多的经济自由化，比如默许地下金融的存在，默许各种私有产权的存在。广东的案例也很有意思。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去过深圳，当时有一个感觉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当时我碰到很多从吉林、辽宁来深圳创业的企业家，他们在“社会主义”的东北做不了企业，只好跑到资本主义的深圳来创业。深圳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创业模式，就是既吸引外资，也吸引内资。
而后来的上海模式恰恰相反，是通过牺牲内资来扶持外资。我们最近做了一个统计表明，上海的内资企业在全国30多个省市区的排名非常靠后。大家其实也都知道，上海没有自己的品牌。这并不是上海人不聪明，或者上海人不会创业，上海人在上世纪30年代是一个非常具有创业能力的城市，荣毅仁不就是当时的上海人嘛！原因何在？就是由于政府的“重外资，轻内资”政策，造成内资企业没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现在老说中国企业没有创新的能力，内资企业的制度环境这么恶劣，它如何能有创新能力？
为什么中国好的私营企业都出在浙江？马云刚开始创业是在上海，他觉得上海经营环境不好，才跑到浙江
我一点都不反对全球化，我反对的是：全球化就是引进外资。
一个行业，只要有一个大型国企进入，民企通常就没办法跟它竞争，因为这个大型国企最主要的股东政府是唯一可以随便使用暴力，解释法律的，而民企就因此成了第三第四等企业公民
《福布斯》杂志曾对世界上最好的200家小公司进行排名，印度有13家企业上榜，而中国仅有4家。《印度能否赶超中国》引发激烈讨论。印度依靠内资发展的经验，而我们走的却是依靠外资的道路。
印度有很多劣势，比如基础教育做的不好，比如劳动力市场非常死板———这个劣势正是中国目前要实行的。但我的一个观点是，硬件的障碍是一个企业家能够克服的，而软件环境的障碍恰恰是企业家自己没法克服的。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硬件条件也不是很好，但它有良好的企业制度，所以它就能克服这些硬件障碍。而且，印度在意识形态上是支持自由企业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没有障碍。印度现在有几个城市正在把它的机场部分私有化，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很多评论家认为印度在开放外资方面落后于中国。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在政策条款方面，印度对外资的开放是领先于中国的，但实际的情况是外资不愿意进去。外资为什么不愿意进去？这是因为印度的政策是既鼓励外资，又鼓励内资，外资进不进入，主要取决于它对在这个市场的竞争能力的判断。比如美国完全是对外资开放，你很难想象外资会去美国开一家CPU公司来和Intel竞争。内资的竞争力太强，外资就不愿意进来。另外，印度的金融体制比中国完善很多，原因就是对私营企业开放。印度早在1991年开始实行银行业的私有化改革和市场开放。所以，印度的银行对私营企业的支持远远大于中国，印度也因此成功地成长了一批能够与欧美最佳企业在国际上竞争的企业，譬如软件巨人Infosys和Wipro，医药及生物技术大王Ranbaxy及Reddy博士实验室等等。而我们中国经济发展30年了，却没有产生这种跨国公司（除了少数国有垄断企业去国外购买能源资产）。现在印度的企业大规模去国外并购，印度流出的资本相当于流入的三倍，而且这些完全都是私营企业。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比较好的就是联想，实际上，联想是一个在香港注册的企业，如果它在中国内地注册的话，远远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各级政府甚至学界都认为外资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呢？那是他们没有明白一个道理：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他们经常看到经济增长了，外资也增长了，于是自然而然地认为，因为外资进来了，经济才增长了。更合理的解释是，恰恰是经济增长以后，外资才跟着进来。我们来看30年来的改革开放历史，上世纪80年代时中国有什么外资？除了深圳等有限的几个特区外，基本没什么外资，但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丝毫不逊色于90年代及以后的经济增长，甚至在质量上还要超过90年代———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农民的收入在增加，对环境的破坏不是那么严重，能源使用占GDP的比例一直在下降。我们再看看温州的发展史，温州之所以富裕，根本不是靠外资，而是依靠内生的力量。温州模式的经验就是，实行更多的经济自由化，比如默许地下金融的存在，默许各种私有产权的存在。广东的案例也很有意思。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去过深圳，当时有一个感觉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当时我碰到很多从吉林、辽宁来深圳创业的企业家，他们在“社会主义”的东北做不了企业，只好跑到资本主义的深圳来创业。深圳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创业模式，就是既吸引外资，也吸引内资。
而后来的上海模式恰恰相反，是通过牺牲内资来扶持外资。我们最近做了一个统计表明，上海的内资企业在全国30多个省市区的排名非常靠后。大家其实也都知道，上海没有自己的品牌。这并不是上海人不聪明，或者上海人不会创业，上海人在上世纪30年代是一个非常具有创业能力的城市，荣毅仁不就是当时的上海人嘛！原因何在？就是由于政府的“重外资，轻内资”政策，造成内资企业没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现在老说中国企业没有创新的能力，内资企业的制度环境这么恶劣，它如何能有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