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记：
　　“权力争夺”应该是一个中性概念，关键在于权力挣得后的作为。纵观元帝国统治者的所作所为，我们很难认为元朝统治阶级争夺皇位的性质，是政治家对施展政治抱负的政治舞台的争夺，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像是狼群对猎物的争夺。这样的争夺，无论谁胜谁负，于社会全无正面意义，相反，只会加剧社会矛盾，使苦难中的人民雪上加霜。
　　立国之始，百废待兴，统治阶级忙于争权夺位，罔顾民生是为必然，其统治根基可想而知。元帝国早夭是必然结果。

　　随记：
　　元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广阔的帝国。从疆域的广阔度来说，连清帝国和与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帝国也不能和蒙元帝国相提并论。《元史·地理志》言元帝国的疆域是：“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蒙元统一后的疆域是：北到北冰洋沿岸（包括西伯利亚大部），南到南海诸岛，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中亚，东北至外兴安岭（包括库页岛）、鄂霍次克海。
　　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统治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实现民族和解，促进民族融合，是为第一要务。然而，元帝国却采取了激化民族矛盾，加深民族分裂的政策。
　　保护权贵，强化特权，依靠少数人，站在百姓敌对的立场上，定政策，办事情。虽已立国，却仍坚持战争状态的思维，终其一朝，始终未能实现民族和解。此酷似一叶扁舟在大海行驶，一旦风起浪涌，翻船是必然的。

　　随记：
　　剥夺了农民的土地，使他们沦为奴隶，只得依附权贵才能生存，表面上看似壮大了权贵的实力，实则培养了敌对势力。权贵们越是肆无忌惮，制造的敌人越多，为统治者掘的墓坑就越深。

　　元朝是以行钞为主，相传元世祖忽必烈建都上都城后，曾想仿效宋朝以铜钱为主要流通货币，但有大臣劝阻道：“铜钱乃华夏阳明政权之用，我们起于北方草原地区，属于幽阴之地，不能和华夏阳明之区相比，我国适用纸币。”忽必烈认为有理，便决定用纸钞而不用铜钱了。其实，主要原因是元朝的历代皇帝从未停止过侵略和战争。从成吉思汗1206年建国算起,南进中原,三次西征,到元世祖统一后的数百年间,年年用兵,“费糜巨万”。这就有两个难点,一是战线漫长,铸钱运输困难;二是开支巨大,铸钱的材料无法保证,而使用纸币是唯一可行之路。

　　随记：
　　农民的土地、身份、权利、尊严均被剥夺，剩下的只有皮鞭、苦役和不断增加的赋役，他们干瘪的肚子里没多少粮食，却有很多怒气，仇恨在积聚，怒火在累加。犹如把干柴置于毒日头下暴晒，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燃起大火，是时，权贵们津津乐道的特权、财富和颐指气使会在瞬间化为灰烬。剥夺了众人的东西，就使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

　　五、制度腐败
　　元朝时等级分层最为明显，特权阶层和特殊利益集团随处可见。
　　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奢侈腐化成为风气。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岁赐和“作佛事”。武宗时，政府年入钞二百八十万锭，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万锭。仁宗即位后支出更达二千万锭，其中大部分用在赏赐蒙古贵族。武宗时，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据仁宗延佑四年（1317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
　　元朝末期，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吏敛括的花样无奇不有。“所属始参日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日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日得手，除得州美日好地分，补得职近日好窠窟”，甚至连肃政廉访官吏也是“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
　　到了顺帝时，一切腐败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王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元朝的统治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道路。

　　随记：
　　个别的官员腐败，反映的是人品问题；大面积的官员腐败，折射的是制度腐败。制度腐败靠惩治、宰杀贪腐官员以震慑，几无效果，只有决策者割除自己的私欲，从制度上、从根本上用猛药，才能收效。而改进制度，触动的是庞大的、实力强悍的利益集团，非常药可医。不仅需要魄力，更需要智慧和胆识。元帝国的衰灭，是其立国之本决定的。

　　随记：
　　纵观有元一朝，统治者始终把自己当做“外族”，把百姓视为敌人。残酷压榨，高压监禁，敌视情绪始终增长。这样的皇帝，百姓没人喊“万岁”；这样的江山，百姓没人去捍卫。长久积聚的愤怒，等待着时机。朱元璋的大明江山，与其说是打下来的，不如说是元朝统治者一点一点拱手送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