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评论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从“人的解放”角度来看，家庭包办婚姻戕害人性，自然是不可接受的。在“拜爱情教”教徒看来，父母决定配偶，就更是毁灭人生的做法，怎么能接受没有爱情的婚姻？
我一向主张婚姻与爱情要分开看。无爱的婚姻并非不能成立，事实上人类历史大多数阶段，婚姻都不以爱情为必要条件。婚姻主要是一种合作投资行为，两个家族为之投入情感与资金，收获子嗣、更多的经济利益与更大的家族势力。理性的投资行为，岂能让小儿女的任性热昏来干扰进程？以此反观那位13岁女孩反对父母生二胎，也完全可以否定她的做法：当子嗣意味着劳动力、合作资源与家族希望时，下位者的反对简直是大逆不道。
因此，虽然中国有梁祝化蝶的千年传奇，但“两情相悦”始终只是婚姻制度的补充而非要件。而个人自由的实现，端赖家族体制的解体，社会结构的转型。在易卜生与鲁迅的时代，“娜拉出走以后”只能是“堕落，或回来”，一百年后，女性与子女，即使从家庭出走，也不至于只拥有同样悲催的两个选项。
很多家庭伦理剧里，都会有“偷户口本”的桥段。这种怪象，但是家族体制的孑遗。两个人结婚，为什么需要户口本呢？这就给家长干涉未离家子女的婚事留下了一条通道。有形的制度之外，还有无形的精神羁绊。不少人一面反对过年，不想回家，一面又不得不抢车票，挤火车，带着红包与礼品，回家去被唠叨被逼婚。
另一篇张石先生的《中国的“逼婚”和日本的“不婚”》从社会的角度，为“父母逼婚”做了辩护。他将逼婚称之为“社会性观照”，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其实真正意义上的‘逼婚’是不存在的，父母和亲戚的所谓‘逼婚’，是不是应该说是一种‘急切的温情劝告’呢”？
以日本年轻人的“不婚”与低出生率为鉴，引入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维度，张石先生总结出了“逼婚”的正面意义：
“如果你从反面理解它，会觉得它干涉了你的隐私和个人意志，但是如果你从正面理解它，它也正在为你提供更宽广的选择空间，因为所谓‘逼婚’，绝非刚性的与不可违背的。我们也绝不能嘲笑中国父母在严冬酷暑中，在公园内外举着牌子，为子女的婚姻奔忙，这不是一种陋习，而是一种爱，一种温情，而且可能这些老人们自己也完全没有察觉到，他们也正在尽一种社会责任——他们正在阻止在都市化和现代化的大潮中不断加剧的少子化和高龄化的危机，他们对孙子的向往，也是社会对未来的信心。”
“逼婚”在当下中国，确实已经没有了制度性保障，它的威力，更多来自于融合了亲情与传统伦理观的社会意识形态，一篇题为《反逼婚的实质是反家庭维稳》（作者赵思乐）的文章指出：传统家庭伦理复苏，带来家庭父权上升，与青年人新生的自主意识和诉求形成冲突，于是青年人要求改变的反抗力量在家庭拉锯中耗散。这就是可以称为“家庭维稳”的新常态：
“家庭内部对子女的维稳工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逼从事‘靠谱’的职业，比如公务员、央企国企外企职工，而绝对不能是NGO工作者、记者、作家、艺术家，恐怕很快连律师也不行了；二是逼婚逼生，把青年人纳入更紧密的家庭结构中，新的家庭成员（妻子、丈夫、孩子）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成为新的维稳工作者。”
两相对照，不难发现，张石先生的论调，正是当下“家庭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被逼婚”会提供“更宽广的选择空间”，但他的结论很明显：父母逼婚，对于缓解中国社会的少子化、高龄化危机大有稗益，作为被逼婚者，不仅应当体谅父母或许并不自觉的为国分忧之举，还应该让渡所谓“个人幸福”，帮助中国避免遭遇日本那样的困境：“‘隐私’的盾牌抵挡了对个人空间的介入同时也遮住了寻找侣伴的视野。”

国家、社会这么大盘棋不用我等操心，花着咱税金的那群人有义务想出让我等满意的解决方案。

要是国家为了国家利益不考虑我的利益，那么就莫要怪我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考虑国家的利益。
来而不往非礼也。

有人说逼婚，是为了抱孙子。其实不然，孩子就是婚姻的锁链。这来源于本能，但不是本质。孩子只是其中的一个结果。或者说孩子也是夫妻间的制约，是人类这个物种无法摆脱的问题。然后，统治阶层就利用这些来牵制个体。要知道，中国的统治理念就是为了所谓的集体利益，会牺牲和侵犯个人利益，wg和西方的文艺复兴是截然不同的问题，导致的结果也天差地别。

不仅女的会被逼婚 男的也有...周边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