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求贤的诚意，卫鞅是不怀疑的。然则诚意不能等同于治国方略的选择。自古以来，人们对治理国家提出了千百种主张，大而言之，形成传统共识的便有王道治国、道家治国、儒家治国、墨家治国、法家治国几种主流。其中的王道治国是经过两千多年历史延续的成规定制，其最为成功的范例便是西周礼制。这种王道礼制，的确曾经使天下康宁一片兴盛，而且儒家道家至今还在不遗余力的为这种王道张目礼赞。春秋战国以来，王道礼制虽然已经大为衰落，但许多国君为了表示自己仁义，仍然坚持说自己奉行王道。那么秦公呢，能说秦公就一定不赞赏王道么？似乎还没有证据这样论断。而且，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正是操的王道之学，那时秦国确实强盛一时，穆公也称了霸，老秦人至今还引为骄傲。秦公《求贤令》也申明向往穆公时的强盛，信誓旦旦的要恢复穆公霸业。据此推测，秦公如果接受王道治国，似乎也有理由。

那么道家呢？老子在秦献公时期西行入秦，这也是秦人的一大骄傲。更重要的是，秦献公的确曾想用老子为丞相治国，只不过老子本人坚辞不受罢了。秦献公是目下秦公嬴渠梁的父君，也是继穆公之后最有作为的一位秦国君主。秦公在《求贤令》中数落了几代祖先，但对父君秦献公却是推崇有加的。他会拒绝父亲曾经很赞赏的道家么？也很难说。至少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秦公厌恶道家。再说，来栎阳后，卫鞅还听侯赢讲过，秦公曾想请百里奚之后裔治秦，而那位老人据说是操道家之学的。

至于儒家和墨家，卫鞅相信秦公不会选择。在诸子百家中，儒家最蔑视秦国，秦人也最厌恶儒家。儒家士子不入秦，几乎是天下皆知。儒家的仁政、礼制、恢复井田制等根本主张，秦国也和列国一样嗤之以鼻。秦公不会看中儒家，至少有两个事实根据。其一，上大夫甘龙就是东方甘国的名儒，权力在嬴渠梁即位后却日渐萎缩。其二，秦国《求贤令》发出后，曾秘密要求在各国活动的密使，尽可能少的使儒家士子入秦。墨家呢？虽然是天下最简朴最勤奋最巧思最主张正义且最有实际战斗力的团体学派，但墨家的息兵和兼爱非攻两点为政主张，在任何一个战国都是行不通的。如果秦公要选墨家，可说最容易，因为墨家曾经在一段时间里以秦国南部大山为学派总院，和秦国大有渊源。

那么对法家呢？
法家是战国变法的火炬。凡欲强国者必先变法，已经成为战国名士明君的热点话题。然则推行法家之学的根本前提，是国君的决心彻底与否？法行半途，不如不行。楚国的半途变法造成的不伦不类，正是最为惨痛的前车之鉴。秦公熟悉法家么？不熟悉。秦公喜欢法家么？不清楚。秦公能以法家为唯一的治国之道么？更不清楚。卫鞅清醒的知道，推行王道礼制，未必需要国君与主政大臣同心同德，只要国君不阻挠即可。而推行法制，则必须要国君支持，而且要坚定不移的支持，君臣始终要同心同德，否则，法令难以统一，变法难见成效。列国变法的道路，无一不铺满了鲜血。韩国申不害尚只是整肃吏治，已经是血雨腥风了，更何况天翻地覆的彻底变法？像秦国这样的赤贫国家，非强力法制无以拯救，法制推行如排山倒海，激起的回力亦是天摇地动，没有同心同德力挽狂澜的君臣相知，变法者自己就会被混乱的动荡无情的吞噬，谈何强国大志？

如何试探？卫鞅一时想不清楚，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不能急躁。

秋风清凉，卫鞅耳边响起一个苍老旷远的声音，计国事者，当审权量。说人主者，当审君情。谋虑情欲，必出于此。士虽有圣智，非揣摩细究，真情无所索之。此，谋之本也，说之法也。错其人，勿与语。此，名士择君之道。慎之，慎之。
这是老师精研历代名士的成功与失败后归纳的《说君》。当初讲解时，卫鞅似懂非懂，惟强记在心而已。十年之后，当自己历经坎坷曲折而面临艰难抉择的时刻，这段警语却油然浮上心头，使他顿时清凉醒悟——即或有圣者智慧，也当审视君情；要索得君主内心的真正选择，就必须揣摩细究反覆试探；错其人，勿与语，若国君不是自己所持主张的当说之人，就不要对他陈述自己的真实想法，这是名士选择君主的根本点。那么，自己该当如何试探秦公的真正抉择呢？

：儒家主张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其实就是要恢复到夏商周时的一千多个诸侯国去，先生以为可行么？复井田、去赋税，在方今战国也可行么？
：儒家教化民众有方，行仁政礼制，不以成败论美恶，可使秦国成为文明礼仪之邦。不修仁政，虽成亦恶。修行仁政，虽败亦美。此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大理也。公当思之。
：破衣烂衫，食不果腹，你如何文明礼仪呀？！大争之世，弱肉强食，正是实力较量之时，先生却教我不以成败论美恶，不觉可笑么？果真如此，秦国何用招贤？

天下列国争雄，国力消长为兴亡根本。何谓国力？
其一，人口众多，民家富庶，田业兴旺。
其二，国库充盈，财货粮食经得起连年大战与天灾饥荒之消耗。
其三，民众与国府同心，举国凝聚如臂使指。
其四，法令稳定，国内无动荡人祸。
其五，甲兵强盛，铁骑精良，兵勇公战。
有此五者，方堪称强国。而目下之秦国，五无其一。地小民少，田业凋敝不振；国库空虚，无积年之粮；民治松散，私斗成风，国府控缰乏力；内政法令，因循旧制；举国之兵，不到十万，尚是残破老旧之师。如此秦国，隐患无穷，但有大战，便是灭顶之灾。君上以为然否？

卫鞅神色肃然，治国之道，强国为本。王道、仁政、无为，尽皆虚幻之说，与强国之道冰炭不能同器。君上洞察深彻，不为所动，鞅引以为慰，三道玄谈俱往矣。
强国之道，乃法家精义之学，与前述三道天壤之别。法家强国，务求国家实力增长，务求激励朝野士气。

独裁者的治国宝典 [url]http://商君书[/url]
[url]http://商君书[/url]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WVJzPWkle4LAlkBOqeM-Tm48YeFxGlBkwg4Dmv2ZG-spvMFK9Xp8G678eRHLhu1lpomibbITOzi94Xu8blGuy_

此中根源何在？
其一，变法不深彻。李悝助魏文侯变法，以废除井田、奖励农耕、兴旺田业为主，疏忽了军制、吏制、爵制、国制、民制之全面变法。齐国韩国则更是粗浅的整军治吏之变法，没有深彻的再造翻新。楚国之变法，因吴起惨死而中途夭折，对旧世族只有些须触动，更休提深彻二字。
其二，法令不稳定，没有留下一个国家应当长期信守的铁律。前代变法，后代复辟，根基不稳，必然是兴也忽焉，亡也忽焉。有此两大缺憾，岂能强大于永远？又岂能成大业于千秋？惟其如此，三强四国不足以效法，秦国要强大，就要从根本上强盛！

感叹一下，唠两句雄主需要强才成就霸业，而强才则需要雄主的支持信赖施展才能。秦孝公信商鞅，秦惠文王任张仪，秦武王信甘茂，秦昭襄王任范雎，后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任李斯，尉缭，王翦，蒙恬等扫六合，统中国。
而屈原，韩非子，信陵君等虽拥抱负才能却得不到君王的重用信任含恨而终；吴起，王安石，范仲淹等一心变法图强，近代的洋务运动，百日维新等强国梦，皆因领导者的昏庸与懦弱而失败……

因为秦时的旧臣的反对，不然的话商秧的变法就成功了。

大秦帝国太过胡说八道，还是看史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