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友人之提醒，特搬来此文与大家分享，感谢@我是虹蓝迷 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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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放原文：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一身承当了战争与议和两重责任的李鸿章在朝野之怒号中退出了权力的中心。清流群起，在追究战争与议和的因果中走向除弊变法。但这个过程又与深宫里的母子不和相纠缠，遂使开新、守旧之争与帝党、后党之争错杂交叠，从而使这段历史往往面目不甚分明。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杨国强先生深入剖析了这场由家事、国事的纠结造成的朝局混乱，以说明由清流派群体主导的变法“自其初起之日起便不能不捆缚于两种君权的起伏分争之中，并在起伏分争里常常顾此失彼”的不由自主。

在翁同龢的记述里，这场风波起于“瑾、珍二妃”的“祈请干预”，而其间的情节，是当日作吏部司官的何刚德言之更见详悉：
　　凡放缺放差，必由军机进单，御笔圈出。若单内无名，便不能放。有一日，上海道缺出，上要放鲁伯阳，军机大臣曰：鲁伯阳单内无名，不知何许人，似不能放。上曰：汝再查之。次日，军机上去，言复如前，上曰：鲁伯阳系江苏候补道，李鸿章曾经保过。军机曰：既系江苏候补道，须电询两江总督刘坤一再定。嗣刘复电到，谓却（确）有其人。是日遂特简焉。军机出来，不免有一番议论，语便外扬，于是物议纷纭。有谓其用廿万金运动者，有谓其目不识丁者，而御史之参奏上矣。不得已乃令送部考验。

当安维峻用宫廷之中的母子关系来推度中日战争走势的时候，与之俱生的，同时又会是用中日战争的走势来诠释宫廷之中的母子关系。刘坤一所见西太后的“怒甚”正起于此。自甲午夏季开始，西太后从中日战争的军情亟迫里一路走来，其忧惶交集与光绪帝相去不会太远。若以翁同龢所眼见的“臣等奏辽沈紧急情形”而西太后落泪，以及皇帝因“战和皆无可恃”而放声痛哭的事实为比照，则西太后对刘坤一所说的“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哭”显然不能算是向壁虚造的假话和言不由衷的空话。而且这段时间里曾有“懿旨发宫中撙节银三百万佐军饷”，之后又有“太后许发内帑二百万”助饷。这些出自“撙节”和“内帑”的银子都在国库之外而归宫廷所有，前者是省下来的，后者是维持开销的。“懿旨”移此以“佐军饷”，当然都是用来打仗的，而对于下懿旨的西太后来说，进出之间实在无异于在割肉。因此，比之安维峻用主战主和对帝王母子作一分为二的剖割，应当是光绪帝所说的“战和皆无可恃”更近实地写照了甲午年间母子共同的困境和共同的彷徨。然而“以言获罪”的安维峻能够“直声震中外”，又非常明显地说明，与西太后召见枢臣，把家事移入国事相比，士大夫之激昂者则着意在把国事之成败归结于帝王的家事。他们大半都在远看宫廷，同时大半又都始终深信不疑。之后是帝王的母子不和虽起于家事，却在甲午乙未之际和以后被深宫和臣下廓然放大，昭彰地成了中国政治中牵汇万端的重心和关轴。而此日纷纷群集，正在由拒和一路转向变法的清流人物，则因其从一开始便以君权为寄托，遂从一开始便自觉地卷入了这个深不见底的过程之中。

　家事与国事混杂在一起的政治情势，对慈禧、光绪母子以及当时官员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有些什么样的历史情节？
　　杨国强：光绪二十一年（1895）七月的一道上谕由“朕敬奉皇太后宫闱侍养，夙夜无违”起讲，备述“慈训殷拳，大而军国机宜，小而起居服御，凡所体恤朕躬者，无微不至”。然后严辞切责说：
　　乃有不学无术之徒，妄事揣摩，辄于召对之时，语气抑扬，罔知轻重。即如侍郎汪鸣銮、长麟，上年屡次召对，信口妄言，迹近离间。当时本欲即行治罪，因值军务方棘，深恐有损圣怀，是以隐忍未发。今特明白晓谕，使诸臣知所警惕。吏部右侍郎汪鸣銮，户部右侍郎长麟，均著革职永不叙用。

晚清朝政之乱，表病在新旧，本病在后帝，始于宫廷一二人离异之心，成于朝列大小臣向背之口，因异生误，因误生猜，因猜生嫌，因嫌生恶，因恶生仇。
　　之后一路颉颃，遂又有“因仇生杀”。在他眼里，起端于“宫廷一二人”的“离异之心”是在“误”、“猜”、“嫌”、“恶”、“仇”的层层串结之中演为“朝政之乱”的，推而论之，则帝党和后党便在这种层层串结中都成了塑造者和被塑造者。事后返视，“误”、“猜”、“嫌”、“恶”、“仇”显然都不能算是理性清明的东西，然而时当甲午乙未之际，中日战争的失败，以及由士人之群议形成的对于战争失败的反思，一面促成了开新，一面又笼罩了“后帝”，遂使当日的庙堂之中和庙堂之外，“表病”与“本病”都交相重叠而分剥不开。所以，汪鸣銮因“尤切直”而得罪，但在汪鸣銮之前，清流一脉已在常常说两宫，常常作褒贬，常常发訾议；在汪鸣銮之后，清流一脉仍然在常常说两宫，常常作褒贬，常常发訾议。与这种不止不息相对称的，便是京城与外省的通信里，尤多见时事与评论交集的夹叙夹议：
　　常熟近甚危，廿日撤去毓庆宫，疑太夫人与本宫甚和睦，盖所谓以计取也。
　　闻上自园请安回，途间更衣（如厕）数十次，天颜憔悴，更甚于前。
　　京中乱事不可言，自毓庆宫撤后，盘游无度，赌钱放烟火，在户部提十万金为赌资，欲假洋款千万修淀园各山。本月十六有宦官寇连才上封事，大致言上不宜驻跸园中，太上不宜黜陟官员，不宜开铁路，不可时召优伶入内，不宜信任合肥、南海，宜早建储等语。此是愚忠。前时曾跪太上前，泣谏不听，因乞假五日作十条，膺逆鳞之怒，交刑部处决。

以及“常熟结主甚深”，之后又有“常熟日内皇皇自危”；“闻为同治立惇邸之孙、澜公之子为后，方九岁”，之后又有“朝局大要必翻，昨又闻吴綗斋言：继端邸之子为后，甚确”，等等。这些文字出自不同的作者之手，比之汪鸣銮的“奏对”，它们都属私议，而且私议所牵及的人和事，大半都来自于传闻之知。因此夹叙夹议里便会有猜测，有互歧。然而写信人和读信人的关注之所在显然都不在这些地方，他们张目顾眄于“上”和“太上”之间，广涉神情、德性、言语、态度，其留心处却都在太后和皇帝各自的势力走向以及彼此的势力消长。而形成于同一个过程里的“朝列大小臣”之“向背”，则一定会使母子之间的事同时成为臣子之间的事。所以，说两宫的私议和訾议一路延伸，便有“所问时事，则恭邸、合肥意见极合，而皆效忠于东朝。上所倚，一常熟耳，力不支”那样的问答，以见帝党之划分和判别后党。帝党划分和判别后党，是在以一边倒对一边倒，而其间的目力各异，尺度也各异，因此后来又有太后“左右近臣日进谗言，巨奄李莲英挟宠弄权，势焰尤赫，荣禄、刚毅与为朋比，排击忠良”之说。等而下之的，还有指屡次弹劾清流中人的杨崇伊为专门“以排正类为己任”，并由其“凶恶之至”而归到“千古亡国，如出一辙”，等等。这些排比后党的评说所共同关切的，显然也是势力的走向和势力的消长。以此反照庙堂里的众生相，则毕显母子之间的紧张同时又在伴生臣子之间的紧张。

以及“常熟结主甚深”，之后又有“常熟日内皇皇自危”；“闻为同治立惇邸之孙、澜公之子为后，方九岁”，之后又有“朝局大要必翻，昨又闻吴綗斋言：继端邸之子为后，甚确”，等等。这些文字出自不同的作者之手，比之汪鸣銮的“奏对”，它们都属私议，而且私议所牵及的人和事，大半都来自于传闻之知。因此夹叙夹议里便会有猜测，有互歧。然而写信人和读信人的关注之所在显然都不在这些地方，他们张目顾眄于“上”和“太上”之间，广涉神情、德性、言语、态度，其留心处却都在太后和皇帝各自的势力走向以及彼此的势力消长。而形成于同一个过程里的“朝列大小臣”之“向背”，则一定会使母子之间的事同时成为臣子之间的事。所以，说两宫的私议和訾议一路延伸，便有“所问时事，则恭邸、合肥意见极合，而皆效忠于东朝。上所倚，一常熟耳，力不支”那样的问答，以见帝党之划分和判别后党。帝党划分和判别后党，是在以一边倒对一边倒，而其间的目力各异，尺度也各异，因此后来又有太后“左右近臣日进谗言，巨奄李莲英挟宠弄权，势焰尤赫，荣禄、刚毅与为朋比，排击忠良”之说。等而下之的，还有指屡次弹劾清流中人的杨崇伊为专门“以排正类为己任”，并由其“凶恶之至”而归到“千古亡国，如出一辙”，等等。这些排比后党的评说所共同关切的，显然也是势力的走向和势力的消长。以此反照庙堂里的众生相，则毕显母子之间的紧张同时又在伴生臣子之间的紧张。

因此，在甲午乙未之际和之后的中国政治里，这种调停两宫的愿想始终存在于皇帝和太后的周边，但大半又始终只是一种愿想。比这种愿想更富力度地影响了时局的，是帝王之家事可以调停，而帝王之家事一旦进入朝局，则权力之相抗相争已不可调停的既成走向。一则记载说：“自毓庆（宫）撤后，盘游无度。太上每谓之曰：咱门天下自做乎，抑教姓翁的做？”然则翁同龢虽常存调和之心，而自西太后看去，比心迹更容易辨识的，是直观可见的他同光绪帝的亲近程度，以及随之而来的他对光绪帝的影响程度。时当母子失和又逢清流鼓噪，这两种程度都会触发深疑和雄猜，之后积深疑雄猜而为不移的定见和成见，积定见和成见而为固结的判断。这是一个虽有推理而并无实证的过程，又是一个宁信推理不信实证的过程。由此返视光绪元年（1875）翁同龢“奉懿旨”派“毓庆宫授皇帝读，闻命感涕，不觉失声”，以及受命面对之际“皇太后挥涕不止”，谕以“尽心竭力，济此艰难”的场面，则翁同龢之能够作光绪帝的老师自始即出自西太后的选择和托付，因此其久任师傅适以见其久被信重。幼年和少年时代的光绪皇帝不算是一个容易受教的学生，是以年复一年，太后召对便常常要向师傅查问功课。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君臣之间还有过共论皇帝的言之恳恳：
　　（太后）首论书房功课宜多讲多温，并诗论当作，亦宜尽力规劝，臣对语切挚；皇太后云书房汝等主之，退后我主之，我亦常恐对不得祖宗也，语次挥泪。

西太后的“语次挥泪”和翁同龢的“对语切挚”，都说明了君臣之间的推诚相见，两者共有的意愿都在于把皇帝陶铸得像个皇帝的样子。而以岁月计，其时与光绪帝亲政相距不过两年。因此，以光绪十三年（1887）的言之恳恳比甲午乙未之际的“咱门天下自做乎，抑教姓翁的做”，则七八年之间的前事不同于后事里，西太后之深恶翁同龢本是由深信翁同龢逆变而来的。其间的颠倒显见得太过剧烈，所以其间的颠倒遂不在常理常情之中。而与缺失掉的常理常情相对映的，正是产出于“本病”和“表病”层层牵结之中的深疑雄猜。而这种积深疑雄猜而为不移的定见和成见，积定见和成见而为固结的判断一经形成，便已打破维持已久的庙堂秩序和人际绾连，使咫尺变作敌国。随之，是撤毓庆宫之后十一个月，汪鸣銮“革职永不叙用”；汪鸣銮“革职永不叙用”之后四个月，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之后两年，翁同龢“开缺回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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恳请诸君阅读，我也在认真体会这个文章，看后与大家分享观点。
另：作为一吧之主许久不出现，也不发新东西给大家实在是我的过错，请大家原宥，考研初试已过，请大家多多提供资料线索，小伤在这里谢过了。

已经看到，感谢伤吧主！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本文观点，即深宫母子关系对甲午乃至整个光绪朝政局的影响。但是……高中党悲催不解释，只有等到寒假了……

忽略了一点 在两宫问题上 不管臣子奴才们怎么张扬 光绪帝是有让步的

而且还是多次再让 想来为的就是缓和关系
可反过来说自甲午战争后 太后的让步现在被大家看到的 也只是强权过后的小恩惠
所以我一直认为 皇上在兹事体大上 一直是理智的

有历史佐证谈论的好帖，吧主辛苦啊，希望以后总能看到这样有料的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