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王谏伐闽越之辞曰:“不习南方地形者，多以越为人众兵强，能难边城，淮南全国之时，多为边吏；臣穷闻之，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内外也。其入中国，必下领水，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辄收捕，焚其积粟，虽百越，奈边城何。”此虽言闽越，南越亦无以异，即有丧败，安用发大兵为备乎？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当时用兵南越，天时地利皆非所宜，偏师丧败，事所可有，然以大体言之，则三郡之开，辟地万里，越人固未尝敢以一矢相加遗，安用局促守五岭乎？使一败而至于据岭以守，则三郡之不属秦久矣，何以陈胜既起，任嚣犹能挈南海以授赵佗，而佗既行尉事，南海犹多秦吏，而待他稍以法诛之邪？《陈余传》载武臣等说诸县豪杰之辞，谓秦南有五岭之戍，盖汉通南越，岭道有五，故为辞者云尔，非必武臣当时语本如此。《赵佗传》言佗檄横浦、阳山、湟溪绝道众兵以守，则似秦与南越往来，惟有三道耳。

南越王玉佩

汉武帝之通夜郎也，拜唐蒙为中郎将，将二千人，食重万余人。《史记·西南夷转》。王莽之击益州也，发天水，陇西骑士，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轮者合二十万。（犹以军粮前后不相及，致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见《汉书·西南夷传》）知当时南方道路艰阻，运饷者恒倍蓰于士卒。始皇若发五十万人以攻越，疲于道路者，不将愈百万乎？又淮南谏书，言“自汉初定以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而《史记·东越列传》载:闽越围东瓯，东瓯告急天子，天子问太尉田蚡，蚡对亦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汉书·高帝纪》十一年诏亦曰:“粤人之俗，好相攻击”，知当时越人，尚分散为众小部落，此其所以有百越之称也，安用发大兵攻之，彼亦岂能聚大兵来攻，而待发大兵以守乎？

《史记》所谓筑越地者，盖谓筑城郭宫室也。中县民至初，必不能处深山林丛，其势固不能不筑宫室以居，城郭以守。然则秦人之徙中县民，其意虽欲使与越杂处以化之，实仍自为聚落，故其数不耗减易知也。长沙开辟最久，盖犹不免焉，而闽越无论矣，故尉佗于此，并以中国人与蛮夷分言之也。

南越王赵佗

当时居越中者，中国人虽少，而越人之数，则初非寡弱。尉佗报文帝书，自称带甲百万有余。今案《汉书·地理志》，汉所开九郡，除朱崖、儋耳外，其余七郡，口数余百三十万，而朱崖、儋耳，户亦二万三千余，见于《贾捐之转》。然则百万虽虚辞，而淮南王谓越甲卒不下数十万。吴王濞遗诸侯书，谓“寡人素事南越三十余年，其王君不辞分其卒以随寡人，可得三十余万”。则非夸饰之语矣。唐蒙谓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案《汉志》，犍为郡口四十八万九千，牂牁(zang ke)郡口十五万三千，则其辞亦不虚。《史记·西南夷列传》谓滇小邑，又谓滇王其众数万人。又《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湘成侯监居翁，以南越桂林监。闻汉兵破番禺，论瓯骆兵四十余万降侯。”知南方文化程度虽低，生齿数实不弱，盖由气暖而地腴使然。秦所徙中县民，区区介居其间，二能化之以渐，使即华风，而未尝自同于剪发文身之俗，亦可谓难矣。抑秦之所以使之者，固自有其道，而后人遇秦之论，有不尽可信者欤。

其一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