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刘正寅，文章原载于《文化纵横》
　　清起于边陲，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有其自身的特点，然其入关代明，以“正统”自居，以建“大一统”之功为己任，继承了传统中国的制度与理念。清朝又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处于由王朝中国到近代中国转变的特殊历史时期，经历了由“天下一家”的中央帝国融入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历史进程，故其边疆概念、经营策略、管理模式，也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到近代的转变。具体到对西北边疆的治理，前后经历了由传统的西域经营到新疆建省的两种不同治理模式的转变。
　　一、清朝统一西域
　　清朝肇兴于东北，在其入关前已统一漠南蒙古，而漠北蒙古喀尔喀诸部也向清进九白之贡，与西蒙古卫拉特诸部同为清的“朝贡之国”。清入关后，即以宗主视天下，反复强调：“今天下一家，虽远方异域亦不殊视”，“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内而直隶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极边诸部落，以及海澨山陬，梯航纳贡，异域遐方，莫不尊亲，奉以为主。”清朝继续了中国传统的疆域观，在稳定内地的同时，积极致力于边疆的统一。
　　(一)平定准噶尔
　　清朝前期的西域基本上处于准噶尔汗国的统治之下。准噶尔是西蒙古卫拉特诸部之一。卫拉特蒙古的先祖可上溯至蒙元时代的斡亦剌(斡亦剌惕、猥剌、外剌、外剌歹、歪剌歹)，明代文献作瓦剌，清作卫拉特，皆蒙古语Oyirad之音译。明清之际，卫拉特有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辉特等部，并游牧于天山以北的草原地区。其中准噶尔实力渐强，称雄卫拉特诸部。至噶尔丹长准噶尔，遂兼并天山及其以北地区的卫拉特诸部，“胁诸卫拉特奉其令”。此后噶尔丹吞并天山以南的叶尔羌汗国；又向西扩张，征服哈萨克、吉利吉思等部，势力远及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地，建立起称雄中亚的草原游牧帝国。

　　早在清朝入关前的皇太极时期，就与卫拉特建立了联系。此后卫拉特不断向清朝遣使通好。康熙十年(1671年)，噶尔丹取得准噶尔统治权后，即向清朝政府上书，“请亦准照常遣使进贡”。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清朝赐卫拉特噶尔丹博硕克图汗敕曰：“尔噶尔丹博硕克图汗，自尔父兄历世相承，虔修礼好，敬贡有年，延及尔身，笃尽悃忱，往来不绝，殊为可嘉。”然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亲率三万大军，东逾杭爱山，发动了对漠北喀尔喀蒙古的战争。喀尔喀仓猝迎战，不敌军溃，遂举部内迁。噶尔丹骤得漠北草原，骄横不可一世，竟紧追不放，侵入漠南，直接与清朝政府发生军事冲突，遂发展成为一场与清政府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在清康熙帝的“御驾亲征”下，噶尔丹一挫于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失却了攻击的锐气；再惨败于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南宗莫德)，根本上丧失了抵抗力量。此后，噶尔丹率残部流窜于塔米尔河流域一带，“困穷已极，糗粮庐帐皆无，四向已无去路”，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病死于阿察阿穆塔台地方。
　　噶尔丹败亡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成为准噶尔汗国首领，与清朝保持着相对和平的关系，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然随着实力的恢复与增长，策妄阿拉布坦加强了对外的扩张与征服，清朝、准噶尔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关系日渐紧张。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策妄阿拉布坦又遣军侵入西藏，于翌年十月底攻占拉萨。准噶尔侵藏严重威胁到清朝在青藏地区乃至整个西部和北部边疆的统治，清朝遂决定“驱准保藏”，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将准噶尔军队逐出拉萨。雍正初年，清无暇亦无力用兵边疆。雍正五年(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卒，其子噶尔丹策零继立，清准关系进一步恶化，清廷遂有兴兵之议。然事与愿违，清军首战即挫，后双方互有胜负，最终以和谈划界结束了对抗。康、雍时期对西域的经营，加强了清朝与西域的政治、经济联系，推进了清朝对西域的统一，为以后乾隆朝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统一西域奠定基础。

　　(二)统一回部
　　天山以南地区，清文献作天山南路；因其居民以今维吾尔族等穆斯林民族为主体，又称为“回回”或“回部”。元代以降，这一地区处于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后裔统治之下，至16世纪演化为叶尔羌汗国，18世纪后期为准噶尔噶尔丹征服。
　　关于这一地区被噶尔丹征服后的历史，由于相关史料缺乏，学术界长期以来受到察合台语文献《和卓传》英文节译本的影响。这是一部有关西域伊斯兰教派势力和卓们的传记，于18世纪后期用维吾尔语察合台文写成，有多种抄本传世。19世纪末R。肖将其节译成英文，伊莱亚斯为之写了长篇的导论和注释，于1897年作为《孟加拉亚洲学会学报》附刊发表，得以广泛流传，成为不少学者研究西域和卓家族史的主要资料。但是《和卓传》作为一部圣者传，它具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充满了圣者的“奇迹”，材料多来自传闻，常与史实不符。英文节译本不仅节去圣者大量的“奇迹”，而且也节去许多他认为有矛盾的原文，甚至径改原文，使本来还有些松散、模糊的《和卓传》的构架变得严整、清楚起来。而伊莱亚斯尽管做了很大的努力，不仅未能改变《和卓传》英文节译本的基本构架，反而给它涂了一层“科学”的色彩，把它引进严肃的历史科学领域。根据这部节译本的叙述，兴起于叶尔羌汗国的伊斯兰教派势力和卓家族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他们分裂为黑山派和白山派两个对立的派别；准噶尔灭叶尔羌汗国之后，根据事先达成的协议，白山派和卓阿帕克成为塔里木盆地的汗；此后，白山派和卓与黑山派和卓继续斗争，相互交替，和卓家族始终统治着这一地区，直至大小和卓毙命，清朝统一西域。随着《和卓传》英文节译本的广泛传播，这一历史构架也被普遍接受。于是“伊斯兰神圣国家”或“和卓时代”这种结论性的术语也就出现于国外学者的历史论著中。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噶尔丹征服叶尔羌汗汗国后，仍任命原叶尔羌汗室成员来管理这一地区，准噶尔汗廷仅每年收取定额贡赋，对其内部管理并不过问。至策妄阿拉布坦时期，准噶尔汗国加强了对天山南路的统治，直接任命各城阿奇木伯克、伊萨噶伯克等军政官吏，使这些地方官吏直接对准噶尔汗廷负责，同时还向天山南路各城派驻称作喀喇罕的准噶尔人，负责监督各城赋税的收缴，并监视各城社会、政治动态，直接参与、干涉当地内政管理。这种统治取消了察合台后王的汗统地位，基本上消除了作为世俗统治者的察合台后王的影响，结果更加突显了和卓这股宗教势力的影响。由于和卓的宗教影响力，策妄阿拉布坦为加强在天山南路的统治，对和卓家族采取了限制、利用的政策。同时，由于察合台后王退出政治舞台，蒙古分封体制不存，各地阿奇木伯克突起。当时天山南路各地的军政大权掌握在各城阿奇木等伯克手中，和卓只能利用宗教来影响、操纵政治。策妄阿拉布坦卒后，噶尔丹策零继续执行其父的既定政策，比较牢固地控制住天山以南地区。
　　清朝入关之初，即有“吐鲁番国苏鲁谭阿布伦木汉默德阿济汗遣都督马萨郎等进方物，兼请订进贡额例。”后天山南路为噶尔丹归并，处于准噶尔的统治之下。噶尔丹灭亡后，哈密封建主额贝都拉乘机脱离准噶尔，转附清朝。从此哈密成为清朝经营西域的枢纽和桥头堡，清朝进而与准噶尔争夺更西的吐鲁番地区。此后吐鲁番统治者额和卓等亦率部附清，于雍正三年(1725)移居瓜州。乾隆二十年(1755)清朝进军伊犁，不仅吐鲁番降清，塔里木盆的库车、拜城等亦纷纷归附，而乌什阿奇木伯克霍集斯更是擒达瓦齐以降。
　　清军在进军伊犁途中遇到了羁留在准噶尔的两个和卓兄弟，即原禁押在此的白山派和卓首领之子大和卓波罗泥都、小和卓霍集占。清廷此时对回部情况缺乏了解，以为他们“原系叶尔羌、喀什噶尔回部之长，羁留准噶尔为质。未经放回，情甚可悯。……即将伊派令前来入觐，至回营时，仍令复回原部”，“令其招降叶尔羌各处人众。”决定由小和卓霍集占留在伊犁，管理在这一地区耕地的回部民众，而将大和卓波罗泥都派往喀什噶尔等处招服回部。需要强调的是，当时不仅东部的哈密、吐鲁番早已归降清朝，而且在塔里木盆地东部的库车、拜城、乌什、阿克苏等城亦已归降，波罗泥都被往收附的只是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尚未最降清朝的地方，而不是整个塔里木盆地，更不是整个回部。当时占据乌什、阿克苏、拜城等地的霍集斯伯克倒是有统治整个回部地区的企图，“伊于解送达瓦齐时，阴求阿睦尔撒纳，俟招降叶尔羌、喀什噶尔后，令其总统各部”，对此，清朝认为“心殊叵测”。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和卓家族以前在天山以南地区政治事务中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们“系传授经教之人”，作为宗教领袖的身份没有变。大小和卓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权是由清朝赋予的，并且能够控制这一地区，也是在清朝政治、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完成的。

　　清朝企图利用和卓势力招附回部，然而事与愿违，和卓兄弟利用清朝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占据天山南路后，即杀害清使，举起反清自立的旗号。面对突变，清朝一面积极准备出兵平定，一面又寄希望于“晓谕招抚”，企图“不劳师旅”即能解决大小和卓问题。在这种努力失败后，才最终不得不以武力解决，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出兵天山南路。次年叛乱被平定，大小和卓就戮，清朝完成了对西域的统一。

　　二、清朝对西域的管理与统治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平定准噶尔及大小和卓之乱，完成了对西域的统一。清政府明确宣布“准噶尔荡平，凡有旧游牧，皆我版图”，将包括天山南北、阿尔泰山东西，一直到帕米尔高原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西域地区置于清朝的有效统辖之下。清人以西域新归，又称新疆或西域新疆。
　　(一)清朝对西域的管理
　　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创立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对满洲各部及陆续归降的蒙古、汉人实行八旗组织管理。至清太宗皇太极时，又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同时，开始依仿明制，改订中枢官制，建内三院和六部二院。入关后，清承明制，采用明朝行省、州、县行政体制，对广大内地(包括西南地区)实行直省统治。
　　清朝对北部和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的是不同于内地行省制的藩部管理模式。清朝所谓藩部，在地域范围上指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是相对于清朝直省统治的内地和东北而言。藩部与内地同属清朝版图，只是在管理模式上有所不同。清朝本着“因俗而治”的原则，对各藩部原有社会组织、职官制度加以改造、利用，将其纳入清朝行政体制中，并于中央设立与六部平行的理藩院来管理藩部事务。同时清廷又派出将军、都统、大臣等驻扎边疆地区，代表朝廷处理有关军政大事；藩部受驻防将军、大臣的节制，保证了清朝的有效统治。清朝的藩部统治模式始于对蒙古的统治。早在入关前，在统一蒙古的过程中，即依仿八旗组织形式，结合蒙古原有社会组织特点，对归附的蒙古各部进行编旗，每旗设扎萨克一人执政。扎萨克由清朝皇帝封授蒙古王公贵族充任，对本部的事务有较多的自主权，可世袭，但须由朝廷任命。同时推行盟会制度，由若干扎萨克旗组成一个盟。随着对漠北喀尔喀蒙古和青海蒙古的统一，清朝也把扎萨克旗管理模式推广到这些地区。

　　三、西北边疆危机与新疆建省
　　1840年鸦片战争打破了传统中国的“大一统”体系，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华帝国从此沦为西方列强入侵、掠夺的对象；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屈辱地纳入到近代国际关系的体系中。随着列强入侵的日渐加剧，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了极大损害，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
　　(一)阿古柏入侵与西北边疆危机
　　当英法列强以船坚炮利打开了清朝海防大门的时候，沙俄侵略者则从东北和西北两个方向对我边疆领土蚕食鲸吞。俄国觊觎中国领土由来已久，早在17世纪已侵入中国北方边疆地区，遭到了边疆各民族及清朝政府的有力抵抗。19世纪以后，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沙俄加紧了对外扩张和侵略，由西伯利亚南下哈萨克草原，积极向中亚诸汗国和中国扩张，侵入了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鸦片战争后，沙俄在对中国东北边境加紧侵略的同时，对西北边疆展开了全面的、大规模的侵略活动，先后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通商章程》、《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及相关子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行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44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获取了大量政治、经济特权。
　　俄国的南下政策及其在中亚的扩张与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利益相冲突。在沙俄南侵中亚及清朝西北的同时，英国也从印度北上，占领阿富汗，染指中亚和新疆事务，在这一地区与俄国相角逐。

　　由于新疆的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原先管理新疆伯克制、札萨克制等藩部统治制度遭到破坏，并且已经不适应新的统治形势。左宗棠针对当时的现实情况，提出在新疆设立行省、全面实行郡县制的主张。自光绪三年到八年(1877-1882)，左宗棠多次上奏朝廷，强调“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已者”，阐明新疆设省的必要性。同时，左宗棠还指出，伯克制阻碍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建议在善后局的基础上在各地设立新的行政建置，直接管理各地民政事务。刘锦棠继左宗棠主持新疆军务后，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建省方案，使新疆建省最终得以实现。光绪十年九月(1884年11月)，清廷发布上谕：“前经左宗棠创议改立行省，分设郡县，业据刘锦棠详晰陈奏，由部奏准。……著照所议，添设甘肃新疆巡抚、布政使各一员。”随后“授刘锦棠为甘肃新疆巡抚，仍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宜”，“以甘肃布政使魏光焘为甘肃新疆布政使”。这标志着新疆行省正式建立。
　　新疆建省是清朝边疆统治制度的重大变革。如前所述，清朝在其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继承了中国历代王朝传统的政治理念，孜孜于大一统之治。由于清起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故在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管理方面又有其独到之处。清朝把全国分为内地(包括西南地区)和藩部两大部分，对内地采取行省体制加以管理，对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采取“因俗而治”的藩部管理体制，并通过严格封禁政策将内地与藩部隔离开来。这在当时的王朝体制下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它有利于清朝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有效统治，有利于边疆的稳定与统一。但是1840年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传统王朝体制被打破，清朝不得不屈辱地被纳入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开始了其近代化的变革。旧有的藩部管理模式无法适应这种发展、变化。边疆与内地政令不一，边疆与内地之间、边疆各地之间封禁隔离，不仅严重阻碍着边疆与内地的交流与联系，不利于边疆地区的建设和边疆民族的发展，而且也不适应于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下的边疆防御，不能有效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因此，清朝在收复新疆后，改变了以往的“因俗而治”的藩部管理模式，设立行省，推行郡县制度，实行与内地划一的边疆政策。这大大有利于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保证了中央政令畅通，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统一，有利于抑制外来侵略，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边疆安全。

同时，新疆建省后废除了比较落后的伯克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当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另外，由于旧有的民族隔离、封禁政策被取消，大批内地人民迁居新疆，加强了新疆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联系，促进了西北边疆的开发。
　　新疆建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在传统中国融入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过程中，清朝政府面对列强入侵、边疆危机的现实，对边疆管理体制所作出的重要调适，在中国边疆管理制度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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