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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自三峡来，所遇无非石者，势常结约不舒。至西陵以下，岸多沙泥，当之辄靡，水始得遂其剽悍之性。如此者凡数百里，皆不敢与之争，而至此忽与石遇。水汹涌直下，注射拳石，石堮堮力抵其锋，而水与石始若相持而战。以水战石，则汗汗田田滹滹干干，劈之为林，蚀之为窍，锐之为剑戟，转之为虎兕，石若不能无少让者。而以石战水，壁立雄峙，怒狞健鸷，随其洗磨；簸荡之来，而浪返涛回，触而徐迈，如负如背；千万年来，极其力之所至，止能损其一毛一甲，而终不能啮骨理而动龈腭。于是，石常胜而水常不胜，此所以能为一邑砥柱而万世赖焉者也。
予与长石诸公，步其颠，望江光皓森，黄山如展筛，意甚乐之。已而见山下石磊磊立，遂走矶上，各据一石而坐。静听水石相搏，大如旱雷，小如哀玉。而细睇之，或形如钟鼎，色如云霞，文如篆籀。石得水以助发其妍而益之媚，不惟不相害，而且相与用。予叹曰：“士之值坎禀不平，而激为文章以垂后世者，何以异此哉！”山以玄德娶孙夫人于此、石被睇锦，故名。其下即刘郎浦。是日同游者，王中秘季清，曾太史长石，文学王伯雨、高守中、张翁伯、王天根也。
予与长石诸公，步其颠，望江光皓森，黄山如展筛，意甚乐之。已而见山下石磊磊立，遂走矶上，各据一石而坐。静听水石相搏，大如旱雷，小如哀玉。而细睇之，或形如钟鼎，色如云霞，文如篆籀。石得水以助发其妍而益之媚，不惟不相害，而且相与用。予叹曰：“士之值坎禀不平，而激为文章以垂后世者，何以异此哉！”山以玄德娶孙夫人于此、石被睇锦，故名。其下即刘郎浦。是日同游者，王中秘季清，曾太史长石，文学王伯雨、高守中、张翁伯、王天根也。
《水利考》：县地平衍，三峡之水并流入境，奔逸震荡，最难防御，且当**、石首诸县之上流，尤为要害。县东五里有古堤，自堤首桥抵江陵接境之古墙铺，长亘八十余里，旧有采穴一口，藉以分泄江流。元季湮废。明洪武二十八年以后，溃决不时。至嘉靖中，尤甚。隆庆初，议者谓县东五十里采**当诸穴之首，在江南岸原有故道，自堤口起，六十里至沙河，下洞庭，必当开浚，以宽下流之决溃。至鱼家潭之七里庙，何家洲之朝英口，古墙之曹珊口，皆堤防要害。其五通庙、胡思堰、清水坑、马黄冈等堤，凡十有九处浸塌，亦当预防者也。
○云梦泽，《班志》华容县南有云梦泽，或曰当在今石首、华容二县境。《左传》定四年，吴入郢，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杜预曰：此所谓江南之梦也。今湮
《水利考》：县当江湖汇注之区，甚污下，乡民各筑垸御水，而县治临江，尝多水患。元大德中，议开尺八穴，以杀江流。至明时，穴已湮废，因修筑堤岸以御涨溢。嘉靖四十四年，县西四十里之黄师堤，县东三十里之朱家埠堤一带，大抵湮决，寻议修筑，西自江陵县界之龙窠岭，东至白螺矶，凡二百六十余里。隆、万以后，江水南啮，水患始少。
○云梦泽，《班志》华容县南有云梦泽，或曰当在今石首、华容二县境。《左传》定四年，吴入郢，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杜预曰：此所谓江南之梦也。今湮
《水利考》：县当江湖汇注之区，甚污下，乡民各筑垸御水，而县治临江，尝多水患。元大德中，议开尺八穴，以杀江流。至明时，穴已湮废，因修筑堤岸以御涨溢。嘉靖四十四年，县西四十里之黄师堤，县东三十里之朱家埠堤一带，大抵湮决，寻议修筑，西自江陵县界之龙窠岭，东至白螺矶，凡二百六十余里。隆、万以后，江水南啮，水患始少。
明清时期，江汉——洞庭湖平原在长江、汉江以及其他诸多河湖的水文、地质因素影响下，洪水泛滥，河流淤积，其地形地貌的变迁剧烈。原来之耕地有可能沦为“巨浸”，而先前低洼之地则可能演变为阡陌之区。由此造成田地和税粮严重脱节.有昔本上粮而今为湖野，有向称荒塌而近成膏腴，完无田之差者所在多有，享无粮之土者不一而足。田之赖于丈、民之欲其清也，急急矣.濒临长江的石首县为例，顺治十年（1653），据该县乡官夏、生员刘元隆、刘志尚等通邑耆老里排具呈堤溃田崩情形称：
嗣经上委兴山县知县刘元祯踏勘崩溃处，所目击昔之堤即今之北岸，昔之田即今之中流。如罗童垸、藕池，其崩卸田地八百八十八顷九亩七分；陈公堤调弦，其崩卸田地九百六十三顷八亩八分；杨桃垸、港口等处，其崩卸田地一千四百一十一顷八十一亩五分。以上共崩沙米麦七千六百六十六石有零。⑥
据此统计，仅顺治十年（1653）前后，石首一县崩溃田地即达3254顷98亩之多，由此带来7666石米麦税粮无着。倘若不进行田地清丈，以均其赋役，则必将导致“上欠国税，下累百姓”之局面。
嗣经上委兴山县知县刘元祯踏勘崩溃处，所目击昔之堤即今之北岸，昔之田即今之中流。如罗童垸、藕池，其崩卸田地八百八十八顷九亩七分；陈公堤调弦，其崩卸田地九百六十三顷八亩八分；杨桃垸、港口等处，其崩卸田地一千四百一十一顷八十一亩五分。以上共崩沙米麦七千六百六十六石有零。⑥
据此统计，仅顺治十年（1653）前后，石首一县崩溃田地即达3254顷98亩之多，由此带来7666石米麦税粮无着。倘若不进行田地清丈，以均其赋役，则必将导致“上欠国税，下累百姓”之局面。
田地科则轻重不一，或是由于胥吏、册书等在土地买卖过割中营私舞弊；或是清初战乱导致两湖册籍尽失，或者地籍管理、赋役征收十分混乱。凡此种种，人为导致民众赋役分摊不均，急需官府为之清田均粮.两湖地区属于战乱之后大规模移民迁居的重要省份之一，移民的大量涌入增加了当地的劳动人手，加之清初政府推行的鼓励垦荒政策，使得战乱造成的荒地很快得以垦辟成熟。随着荒田的渐次开垦成熟，特别是优免升科期限的来临，必然带来如何对这些新开垦成熟田地升科征税的问题。无论是以新垦之地补充原额，即“除荒征熟”，还是新旧税额重新调整，都是需要进行土地清丈.两湖地区因濒江、滨湖地区田亩易于坍塌，亦因战乱导致众多赋役册籍被毁，或胥吏营私舞弊，致使赋役征收体系混乱。更因移民大量涌入，开垦荒地较多，荒熟混淆，征不足额。凡此种种，使得该区成为清初土地清丈的重要区域之一。就本文考察的若干清丈事例来看，在部分贤能州县官员的大力支持倡导下，制定详细的清丈条规，并依靠既有的乡里组织，以及动员包括族长、户长、湾长等乡土社会资源，许多州县的确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田地丈量。当然，这期间由于立场、观点和利益的不同，从朝廷、地方官员到基层民众，不乏反对的声音。唯此，也使得清丈活动呈现一种不拘泥于陈规、因地制宜的区域性特征。
长江沿岸州县，因堤岸崩溃所造成的田地废除现象亦为惊人。以濒临长江的石首县为例，顺治十年（1653），据该县乡官夏、生员刘元隆、刘志尚等通邑耆老里排具呈堤溃田崩情形称：
嗣经上委兴山县知县刘元祯踏勘崩溃处，所目击昔之堤即今之北岸，昔之田即今之中流。如罗童垸、藕池，其崩卸田地八百八十八顷九亩七分；陈公堤调弦，其崩卸田地九百六十三顷八亩八分；杨桃垸、港口等处，其崩卸田地一千四百一十一顷八十一亩五分。以上共崩沙米麦七千六百六十六石有零。⑥
据此统计，仅顺治十年（1653）前后，石首一县崩溃田地即达3254顷98亩之多，由此带来7666石米麦税粮无着。倘若不进行田地清丈，以均其赋役，则必将导致“上欠国税，下累百姓”之局面。
嗣经上委兴山县知县刘元祯踏勘崩溃处，所目击昔之堤即今之北岸，昔之田即今之中流。如罗童垸、藕池，其崩卸田地八百八十八顷九亩七分；陈公堤调弦，其崩卸田地九百六十三顷八亩八分；杨桃垸、港口等处，其崩卸田地一千四百一十一顷八十一亩五分。以上共崩沙米麦七千六百六十六石有零。⑥
据此统计，仅顺治十年（1653）前后，石首一县崩溃田地即达3254顷98亩之多，由此带来7666石米麦税粮无着。倘若不进行田地清丈，以均其赋役，则必将导致“上欠国税，下累百姓”之局面。
清顺治元年（1644），户部下令各省清查地籍，由于当时战事未靖，各地是否切实推行颇多疑问。学界一般认为顺治一朝多是恢复万历旧制，康熙初年各地开始清丈土地。②也有学者认为清初各省并没有进行土地丈量，册籍编造都是抄袭明代旧册。③就中国疆域之广，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不平衡，任何中央制度的实施都有一个“地方化”过程。而且由于各地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其政策执行过程难免出现偏差或变异。因此，对于清初土地清丈问题，不可以偏概全，必须分区域、分时段考察。
就两湖地区而论，清代顺治年间，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战火之中，清廷的统治秩序未能有效建立。鄂东以“蕲黄四十八寨”为代表的地方武装一直坚持到顺治六年（1649）才被清廷镇压。鄂西“夔东十三家”则在李自成余部李锦、刘体纯、李来亨等领导下，一直坚持抗清到康熙三年（1664）。随之是康熙十二年（1673）至康熙二十年（1681），长达八年的吴三桂叛乱。当时清军以湖北荆州为中心，吴三桂以湖南常德为中心，双方大致以洞庭湖及长江沿线为锋面，陈兵两岸，两湖地区成为双方厮杀和争夺的主战场。
就两湖地区而论，清代顺治年间，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战火之中，清廷的统治秩序未能有效建立。鄂东以“蕲黄四十八寨”为代表的地方武装一直坚持到顺治六年（1649）才被清廷镇压。鄂西“夔东十三家”则在李自成余部李锦、刘体纯、李来亨等领导下，一直坚持抗清到康熙三年（1664）。随之是康熙十二年（1673）至康熙二十年（1681），长达八年的吴三桂叛乱。当时清军以湖北荆州为中心，吴三桂以湖南常德为中心，双方大致以洞庭湖及长江沿线为锋面，陈兵两岸，两湖地区成为双方厮杀和争夺的主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