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失去20年”的原因：老龄化扼杀了年青一代的创造力<查看评论>
大洋新闻 时间: 2012-07-07 来源: 广州日报
《中国人太多了吗？》 梁建章、李建新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我经常去日本考察。有一次，看到一则消息：日本的互联网企业家堀江贵文被判刑，罪名是“违反证券交易法”。我当时也没特别留意。可后来我和日本学者聊起经济的创新活力时，堀江贵文的名字不止一次地被提到。有一位日本经济学家说：“要知道日本经济为什么缺乏创新活力，看看堀江贵文的下场就知道了。”原来堀江贵文是日本非常罕见的30来岁的创业者。他开跑车、追模特、行事高调、特立独行，所以并不为保守的主流社会所接受。后来，这样一个后辈，竟然想收购老牌电视台“富士电视”，结果被以伪造报表的罪名告上了法庭。这位日本经济学家显然是同情堀江贵文的，认为一个敢于挑战的年轻人被死水一潭般的社会扼杀了，他的被捕就是在警告年轻人别想着去打破现状。
我并不想评论堀江贵文的是非，但是令我奇怪的是，这样一位二流企业家，怎么就会成了日本互联网界的风云人物。而且判刑后，还有这么多人同情他。现在我才逐渐理解，日本太需要更多的“堀江贵文”了，创业活动的低迷正是日本经济萧条的症结。不仅日本的本土互联网公司数量比韩国和中国要少得多，而且新创立的企业也要比其他国家或地区少得多。2009年，美国企业首次公开募股(IPO)的数量达到66家，而日本企业IPO的数量仅有19家，而且很多还是大财团分拆出来的企业。
日本二战后曾经培育出像丰田、索尼这样的高科技公司，这些公司当年也是由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创立的。但是最近20年，就再也没有出现像他们那样的年轻的世界级的企业家了，难怪堀江贵文成了一个标志。日本秋田大学社会政治学教授岛泽学夫说：“由于老一代人牢牢把持着职位，日本的年青一代在就业和创业的路上，四处碰壁，不断被打压和边缘化。”
在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前几年，很多学者认为，日本经济的问题主要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所带来的金融危机。但是现在看来，金融危机不是根本的问题。金融危机一般持续时间是2~4年，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只持续了12年，而日本经济已经深陷“失去的20年”。
由于人口老化，企业中老人的比例越来越高，原本富有创造力的日本企业逐步变得保守。日本企业中普遍存在论资排辈、资历重于能力的现象。随着企业中老年人比例提高，年轻人的提升空间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僵化的人事制度导致年轻人不光是不敢创业，也不敢加入看似高风险的创业型公司。因为一旦失败，就很难再找到好工作。
日本企业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早已不是在和中国比拼劳动力成本，而是在和美国、德国比拼科技创新能力。日本企业之所以败下阵来，是因为错失了一个又一个新技术带来的发展机会。
（摘自《中国人太多了吗？》）
剩女是个伪问题，大量剩男会危及社会稳定
剩女剩男是跟男女婚配人口比例失衡有关的问题。当然，现实的婚姻，不仅与婚配男女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有关，还与社会经济条件、婚育观念因素有关，这其中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婚配模式影响较大。
现实中的男女婚姻模式除了“门当户对”，还有一种是“嫁高娶低”的梯度婚配模式。如果以甲、乙、丙、丁等表示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排序的话，那么男女婚配的这种模式是甲男乙女、乙男丙女、丙男丁女，在这种婚配模式下，这个社会上最终剩余下来的就是甲女丁男。若以教育程度地位为例，男博士娶女硕士，男硕士讨女学士，最后剩下的可能是女博士和男文盲。
不过，相比庞大的剩男“后备军”，剩女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更重要的是，剩男剩女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群体。剩女首先不是女性适婚人口的绝对剩余，而是来自社会婚配模式和个体婚姻的选择。这个群体的特点是，她们大多占据主动和优势地位，经济独立且自主性强，而其中还不乏不婚主义者。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剩女”是个“伪问题”。
相反，剩男就不一样了，剩男首先是男性适婚人口大量绝对过剩，且他们还多处于被动和劣势地位。剩男人口的基本特征是：婚姻权、生育权等基本人权得不到实现；自身经济、文化等资源处于劣势；被社会排挤和歧视；有旺盛的生理需求却又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满足。这样一个被社会遗忘的社会底层大众，若没有必要的“安全阀”，必定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
（摘自《中国人太多了吗？》）
《中国人太多了吗？》
梁建章、李建新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人口问题几十年来一直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也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为使一般读者对这一问题有清晰的了解，本书作者采取了基于学术性的普及写法，提出问题，简要论证，得出结论，语言风格也是轻松活泼，易于阅读。应该说这种方法有其合理性，也是学术服务于公众的一种尝试。总的来说，本书主题有其重要性，是一个可以也应该讨论的重要话题，对于研究者、对于公众，均有其参考价值。
作者
简介
梁建章：从CEO到人口学者
梁建章1969年生于上海，13岁时以“电脑小诗人”闻名，上海复旦大学少年班毕业后赴美国留学，20岁获得乔治亚理工学院电脑系硕士学位。在完成硕士学位后，他还曾念了一段时间博士，但随后发觉学业再没挑战，“最先进的东西不在学校而在企业”。于是梁建章进入甲骨文公司研发部工作，在那里积累了3年研发经验。1998年，互联网在中国悄然兴起，这时梁建章觉得机会成熟了。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之举，离开甲骨文公司，自立门户创立携程网。
2003年12月，携程在纳斯达克上市，梁建章成为亿万富翁。三年后，他卸下CEO一职，重回校园，赴斯坦福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如今，梁建章不仅戴上博士帽，还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合著了一本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学术著作《中国人太多了吗？》。
大洋新闻 时间: 2012-07-07 来源: 广州日报
《中国人太多了吗？》 梁建章、李建新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我经常去日本考察。有一次，看到一则消息：日本的互联网企业家堀江贵文被判刑，罪名是“违反证券交易法”。我当时也没特别留意。可后来我和日本学者聊起经济的创新活力时，堀江贵文的名字不止一次地被提到。有一位日本经济学家说：“要知道日本经济为什么缺乏创新活力，看看堀江贵文的下场就知道了。”原来堀江贵文是日本非常罕见的30来岁的创业者。他开跑车、追模特、行事高调、特立独行，所以并不为保守的主流社会所接受。后来，这样一个后辈，竟然想收购老牌电视台“富士电视”，结果被以伪造报表的罪名告上了法庭。这位日本经济学家显然是同情堀江贵文的，认为一个敢于挑战的年轻人被死水一潭般的社会扼杀了，他的被捕就是在警告年轻人别想着去打破现状。
我并不想评论堀江贵文的是非，但是令我奇怪的是，这样一位二流企业家，怎么就会成了日本互联网界的风云人物。而且判刑后，还有这么多人同情他。现在我才逐渐理解，日本太需要更多的“堀江贵文”了，创业活动的低迷正是日本经济萧条的症结。不仅日本的本土互联网公司数量比韩国和中国要少得多，而且新创立的企业也要比其他国家或地区少得多。2009年，美国企业首次公开募股(IPO)的数量达到66家，而日本企业IPO的数量仅有19家，而且很多还是大财团分拆出来的企业。
日本二战后曾经培育出像丰田、索尼这样的高科技公司，这些公司当年也是由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创立的。但是最近20年，就再也没有出现像他们那样的年轻的世界级的企业家了，难怪堀江贵文成了一个标志。日本秋田大学社会政治学教授岛泽学夫说：“由于老一代人牢牢把持着职位，日本的年青一代在就业和创业的路上，四处碰壁，不断被打压和边缘化。”
在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前几年，很多学者认为，日本经济的问题主要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所带来的金融危机。但是现在看来，金融危机不是根本的问题。金融危机一般持续时间是2~4年，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只持续了12年，而日本经济已经深陷“失去的20年”。
由于人口老化，企业中老人的比例越来越高，原本富有创造力的日本企业逐步变得保守。日本企业中普遍存在论资排辈、资历重于能力的现象。随着企业中老年人比例提高，年轻人的提升空间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僵化的人事制度导致年轻人不光是不敢创业，也不敢加入看似高风险的创业型公司。因为一旦失败，就很难再找到好工作。
日本企业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早已不是在和中国比拼劳动力成本，而是在和美国、德国比拼科技创新能力。日本企业之所以败下阵来，是因为错失了一个又一个新技术带来的发展机会。
（摘自《中国人太多了吗？》）
剩女是个伪问题，大量剩男会危及社会稳定
剩女剩男是跟男女婚配人口比例失衡有关的问题。当然，现实的婚姻，不仅与婚配男女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有关，还与社会经济条件、婚育观念因素有关，这其中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婚配模式影响较大。
现实中的男女婚姻模式除了“门当户对”，还有一种是“嫁高娶低”的梯度婚配模式。如果以甲、乙、丙、丁等表示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排序的话，那么男女婚配的这种模式是甲男乙女、乙男丙女、丙男丁女，在这种婚配模式下，这个社会上最终剩余下来的就是甲女丁男。若以教育程度地位为例，男博士娶女硕士，男硕士讨女学士，最后剩下的可能是女博士和男文盲。
不过，相比庞大的剩男“后备军”，剩女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更重要的是，剩男剩女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群体。剩女首先不是女性适婚人口的绝对剩余，而是来自社会婚配模式和个体婚姻的选择。这个群体的特点是，她们大多占据主动和优势地位，经济独立且自主性强，而其中还不乏不婚主义者。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剩女”是个“伪问题”。
相反，剩男就不一样了，剩男首先是男性适婚人口大量绝对过剩，且他们还多处于被动和劣势地位。剩男人口的基本特征是：婚姻权、生育权等基本人权得不到实现；自身经济、文化等资源处于劣势；被社会排挤和歧视；有旺盛的生理需求却又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满足。这样一个被社会遗忘的社会底层大众，若没有必要的“安全阀”，必定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
（摘自《中国人太多了吗？》）
《中国人太多了吗？》
梁建章、李建新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人口问题几十年来一直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也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为使一般读者对这一问题有清晰的了解，本书作者采取了基于学术性的普及写法，提出问题，简要论证，得出结论，语言风格也是轻松活泼，易于阅读。应该说这种方法有其合理性，也是学术服务于公众的一种尝试。总的来说，本书主题有其重要性，是一个可以也应该讨论的重要话题，对于研究者、对于公众，均有其参考价值。
作者
简介
梁建章：从CEO到人口学者
梁建章1969年生于上海，13岁时以“电脑小诗人”闻名，上海复旦大学少年班毕业后赴美国留学，20岁获得乔治亚理工学院电脑系硕士学位。在完成硕士学位后，他还曾念了一段时间博士，但随后发觉学业再没挑战，“最先进的东西不在学校而在企业”。于是梁建章进入甲骨文公司研发部工作，在那里积累了3年研发经验。1998年，互联网在中国悄然兴起，这时梁建章觉得机会成熟了。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之举，离开甲骨文公司，自立门户创立携程网。
2003年12月，携程在纳斯达克上市，梁建章成为亿万富翁。三年后，他卸下CEO一职，重回校园，赴斯坦福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如今，梁建章不仅戴上博士帽，还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合著了一本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学术著作《中国人太多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