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插前排。。

　　我的指挥官，直率恣意的安德鲁先生，在这个适宜喝茶聊天的午后踹开了我办公室的大门。只喷了层深色油漆的木门显然经不起他这么折腾，在他带来的冷风中摇晃了几秒后，脆弱地跑到墙角去寻求依靠了。“X！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他怒气冲冲，“我们却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密接收员？！”
我给他倒了一杯茶，推到方桌的另一条边上，笑着说：“我找到了。”
　　我通过在军校学习时的老教授格林找到了马修。格林提起他这位今天秋天就要毕业了的学生，开口就是感叹道，再也没有谁比马修更适合做机密工作了。父母双亡，无婚恋史。平时在学校也都深居简出，乍看之下，不过马路边的一株狗尾巴草。“当然，他的性格也令他万分合适这份工作。”他一边整理着他桌面上的论文，一边建议道。
格林教授对每个为他提供论文的学生都有类似的评价。第一个是我，在校期间我曾交递给格林教授多篇关于国际形势分析的论文，不出三两月就看见论文以格林的署名见报。我有时也想，如果当初我和其他人一样义正言辞地同他对峙，可能我现在就只能待在士兵营里拔草了。
另一个没有反抗格林侵权的人就是我的指挥官安德鲁。但他的原因就显得滑稽许多——他没有看到那篇论文，因为他把那一期的报纸拿去垫桌脚了。
　　我和马修的第一次会面约在学校后山的银杏小道。他穿了一件卡其色的风衣，竖起的领子挡住了他大半张脸，整个人显得高而削瘦。“先生，您找我？”，他说。
我指了指身侧的长椅，示意他坐下慢谈，“你马上就要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吗？”
他垂着脑袋看着长椅，伸手抹去其上的落叶。他犹豫了一下，说：“没有，先生。”
没有，他说。象是有什么东西在我的脑子里炸开，迸出一团团火花，将我的神经烧灼得炽热，似乎在提醒着我回忆些什么。当年我的长官在这里找到我时，我也是这样回答的。
这本该是一场循序渐进的谈话，但我清晰感觉到我的耳蜗里有个陌生的声音时而嘶吼时而低鸣，催促我向他发出邀请：“马修，我希望你能加入我们。”
他似乎轻轻笑了一声，出乎意料地没有追问“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而是说道：“为什么是我，先生。”
我怔了数秒，才恍然大笑道：“哈哈，因为格林教授的论文又获奖了。”
　　冬季会战开始前几个月，马修还是格林教授口中“父母双亡，无婚恋史。平时在学校也深居简出。”的青年。但他自毕业后就从学校搬进了市中心的一家报社，成为了在报社深居简出的青年。而就在不久以前，我介绍他认识了她的妻子安娜。我的机密接收员终于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
但他是我的机密接收员。为了让他看起来不那么机密，我们为他办了一场比正常人还要正常的婚礼。婚礼上没有人提起安娜的聋哑，大家举起酒杯对马修说，祝贺。
　　而后冬季会战爆发，我们接收到了上级的密令，调集大部分兵力从东线突破。马修说，如果这时敌方从西线进攻呢？我把地图平摊在桌面上，说：“不，敌方一定从东线进攻。”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在东线与他们正面交锋？” 安德鲁怒道，“我们兵力可比他们少十几万！”
“服从命令。”
　　最后我们在东线和敌方酣战了一天一夜，虽然连连退败，但也损伤了敌方的许多参战人员及武器装备。战报传回来不久，安德鲁将一份数据统计摔在我的面前，深吸一口气：“西线只有三千多人。”沉默了一会儿，又不可遏制地怒道，“X！你早知道！我们还去东线撞石头！”
“不。无论我们从哪里突破，就算99％敌方肯定我们在东线，都不可能只在西线留三千多人。我伸手拿起报告，丢到一旁的垃圾桶里，缓缓说。
“可事实就是——”安德鲁话说了一半，突然停下来，怔了半晌，小声说：“你的意思是……我们内部有叛徒？”
我摆摆手，“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似乎没听见我的话，只自顾自念叨了一会儿，在窗户与办公桌之间来回踱步，突然走到我面前一拍桌子：“是马修！他才加入我们半年多，肯定是……”
我打断他，说：“不可能是他。他已经半个多月没出报社了。”
“那就是他的妻子……安娜！我前天还在街上看到她。”安德鲁不依不饶。
“不，你忘了。”我说，“安娜是聋哑人。”
“你怎么知道她是真聋哑，也许是装的呢？！”安德鲁似乎认定了是安娜泄露的情报，攥着拳头说：“我今晚要去报社问个究竟。”

安德鲁前脚刚走，我马上就打电话将马修约出来吃晚饭。他在电话另一端说：“先生，冬季会战刚刚战败，我们……”我笑了一声，说道：“我就是要和你谈这件事。”
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会儿。他思忖片刻，答道：“好。”
于是我和马修在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小店里就着一堆云里雾里的话题喝了一桶啤酒。起初我们谈冬季会战，谈了三个多小时没有得出结果。各自猜测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可能是巧合，我认为其实也有可能是巧合。
后来我们越喝越疲乏，我指着天上的大月亮说，“你看，今晚的星光多么温柔。”
　　他从摆满油腻烧烤的桌子上抬起头来，揉了揉昏沉的眼睛，说：“不，那是阳光。”
　　“凌晨三点，三点。”我煞有介事地掏出手表，“肯定是星光。”
　　毫无营养的对话持续到五点左右，安德鲁从报社出来，我把马修放回家，临别时我还满怀歉意地看着他：“好好休息。”
　　他打了个哈欠，说：“晚安。”
　　我问安德鲁，他的猜测验证得怎么样了。他哭丧着脸：“安娜从打开房门的那一刻起手上就一直拿着本子和笔。完全没有任何同她语言交流的机会。”
“就这样？”我问，“你可是清早才回来的。”
“我还没来得及写些什么给她，她就已经在纸上刷刷写了一行字。说马修在不在家吃饭，刚好有饭菜和酒，问我要不要留下来吃。”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是你请马修吃饭的吧？我本来不想留下的，可是那酒，啧啧，真是好酒。”他一副陶醉的神情。
已然不能指望这老酒鬼为革命事业做更多了，因为自从吃了那一顿蹭了半瓶好酒之后他再也没和我说过怀疑安娜之类的话，并且分外殷勤地以交流之名出入报社。
此后的一场持续一个多星期的战役取得了胜利，于是大家都纷纷表示接受了巧合这个看法。马修传达，上级的计划书里战略反攻已指日可待，希望军队能够迅速调整状态及时作出反应。我敬了他一杯酒，告诉他我与他随时做好准备。
马修终于没再穿遮住半边脸的风衣，而是穿的是安娜亲手织的灰色羊毛外套，难得一副年轻有精神气的模样。他举杯碰了碰我的杯子，盛着暗紫色葡萄酒的玻璃杯相击发出泠泠的声音，他说，谢谢你让我认识了安娜。
毕竟是小巷里摆出的餐桌，灯光昏暗，玻璃杯将他的脸扭曲了大半，令我看不清他的神色，只得笑道：“哈哈，我还以为你会因为安娜的聋哑而……”
“可是我没有。”他收回酒杯，仰面给自己灌了一口，“我觉得她很好，我们正合适。”
“那对于我来说也很好。”我收手将酒杯轻轻搁在桌边，笑着说，“不给点中介费？”
　　第二年，我们迎来了最后一场艰苦难捱的战役。敌方长期以来汹汹的气势令我方军队这一仗打得仓皇而狼狈。它持续了半年之久，由北到南，从酷暑到严冬。前线总是日复一日地上演千人死万人伤的惨剧。唯一可喜的是，上一战的失利令敌方丢失了重要的战略位置，捷报终于在草长莺飞的二月传回。
安德鲁迫不及待地想要同马修分享这个消息，并且希望能够再蹭上一顿饭。但他兴冲冲地赶到报社，却被告知马修夫妇已经一个多星期没出现了。说话时报社的人还指了指贴在窗外的招聘启事，安德鲁不可置信地回头看了一眼，那正是马修的职务。
我们一直没有查到马修的下落，直到一个多月过去，我再一次通过格林教授找到了新的机密接收员后，才隐约听说了事情的全貌。
大概就是前方战情出现逆转的那个下午，马修和安娜被敌军抓走。敌方迫切要知道马修收到的最新的机密，以维持自己在战场上的优势。只是越严刑逼供，他越死咬牙关。战败后，他被绳索紧绑着同其他俘虏一齐被迫跪在一排排黑洞洞的枪口之下。安娜哭着来看他，眼眶红肿，目光悲恸。
马修艰难地抬起头，吃力地说，想最后听听她讲话。
那天下午阳光很大。安娜哽咽道，原谅我。

　　我的指挥官，直率恣意的安德鲁先生，在这个适宜喝茶聊天的午后踹开了我办公室的大门。只喷了层深色油漆的木门显然经不起他这么折腾，在他带来的冷风中摇晃了几秒后，脆弱地跑到墙角去寻求依靠了。“X！你早就知道安娜不聋不哑！”他怒气冲冲，“我们竟然还因此失去了冬季会战？！”
我给他倒了一杯茶，推到方桌的另一条边上，笑着说：“不亏，马修不是也装聋作哑了这么久。
“可这件事已经全城皆知了，明天报社就……”
“你就当什么也没听见，什么都没法说。”
　　　　　　　　　　　　　　　　　　　　　　　　　　　　　　　>>END

前排
　我想要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沉溺……
　　　　　　　　　　　　 ——邪φ　

中规中矩。内容紧凑不算太空洞也没什么太大的亮点。只是故事的叙述角度，这个主人公，在某些角度来看是非常矛盾的。只能说是没有大的失误，故事性，中心主题，文字，逻辑，亦或是感情，都没有特别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