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传国玉玺“阜新玛瑙素活说”唐伟论述和氏璧为绿玛瑙同时，还提出一则“大清传国玉玺=阜新水草玛瑙+传统素活”的命题，满清夺取天下，到乾隆时宫中玉玺多达39方，钦定二十五方玉玺为皇家日常使用，称“清二十五宝”，传国玉玺不在其中，且被乾隆帝在御制的《国朝传宝记》中明确定为赝品。大清传国玉玺声称是从蒙古察哈尔部苏泰太后处得来的。苏泰太后的历史身份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二世孙察哈尔·林丹汗的大福晋，皇太极继承后金汗位后，开始重点进攻察哈尔部，明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农历4月，察哈尔·林丹势穷力竭，因感染天花病死在青海的打草滩阿拉他拉。按后金领袖们的宣传，所得传国玉玺系蒙古人从中原带到漠北的，在林丹汗手上时，与“嘛哈噶喇”金佛和金《甘珠尔经》并称察哈尔部“三大法宝”， 林丹汗是黄教倡导者和虔诚信徒， “嘛哈噶喇”金佛和金《甘珠尔经》都是佛教的圣物，汉家传国玉玺则与佛教没有干系，把它并立为三大法宝之一，多少显得突兀，“三大法宝之一”极可能是后金领袖杜撰的说法。有一种情况，汉家传国玉玺可以与“嘛哈噶喇”金佛和金《甘珠尔经》并称法宝，那就是它的材质为玛瑙。玛瑙与佛教关系非常最为亲密，是佛教七宝之一，佛经中经常有玛瑙出现，也极受蒙古族人民重视，蒙古妇女头上的装饰一直就是以玛瑙、珍珠、金银为主，都与其佛教信仰有关。但是唐伟判断大清开国前这枚玉玺是皇太极、多尔衮伪造。这是因为得玺过程中疑窦丛生。苏泰太后与爱新觉罗氏关系密切，是皇太极母舅贝勒叶赫·金台石的孙女。《皇清开国方略》载，苏泰太后第一次宴请多尔衮时，是公元1635年农历2月27日，即归附出降的次日，奉献的礼物却只是驼、马、雕鞍、貂裘、琥珀、金银、苏缎等物，直到农历8月3日多尔衮完成征察哈尔部的任务时，苏泰太后母子才献上汉家传国玉玺，中间竟然长达近半年的时间，按道理安泰太后母子仅据林丹汗残余的万人之众，不可能再有什么机会翻盘，传国玉玺无疑是个祸根，应该在2月27日甚至是前一天出降时就献上，无论如何不该隐藏一个春天又一个夏天才交出来，假如这中间走漏一点风声，对这孤儿寡母何其危险？所以就时间上可以推断，苏泰太后母子手上原本没有传国玉玺。推测当时情况，多尔衮征察哈尔部前，已经确定了要通过在察哈尔地区“征得”传国玉玺，如此一来，1635年农历2月27日到农历8月3日这个时间段，正是琢制传国玉玺的时间。玉玺的材质要附合唐末杜光庭 “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 的记载，型制要附合春秋战国的螭虎纽或龙鱼凤鸟纽，只有阜新出产的这一种水草玛瑙和专门从事春秋鼎熏图案的素活技艺可以同时满足条件。 “素活”是由古代玉雕艺人根据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及有关器皿的造型演变而来，主要器型有薰、炉、瓶、鼎、壶、钟、斛等，图纹则有龙、凤、鱼、鸟、水、花卉等图案， “素活”形制繁多，工艺极为复杂，运用圆雕、浮雕、镂空雕、阴刻雕的装饰雕刻技法，纹饰有饕餮纹、夔纹、龙凤纹、鸟兽鱼虫纹、几何纹等。该技艺流传至今，已被国家评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玛瑙素活成品需要一定时间，从苏泰太后归顺到玉玺现身，中间五个多月，正好可以雕琢出玉玺那样大小规格的玛瑙制品。有人也许会说，多尔衮制造玉玺，不一定取材水草玛瑙，也可以遣人潜入南方，购置其它名贵材料。但是当时琢制玉玺是一种急需，耗时越短越好；而素活手艺人惯用玛瑙，换别的材质会有难度；再者可据后推前，满清入关后，紫禁城玛瑙用品都是土默特左旗（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供应，包括乾隆一生配戴、死后陪葬的玛瑙朝珠，也出自阜新玉匠之手，说明清廷对阜新玛瑙的认可程度。农历8月3日出现的玉玺，是多尔衮授意安排好一枚赝品玉玺。9月多尔衮凯旋回到沈阳，就把声称来自察哈尔部的传国玉玺献给了皇太极。蒙古察哈尔部则被留置于义州，就是今天的辽宁省义县，距出产玛瑙的阜蒙地区仅有百多里地。当年多尔衮献给哥哥皇太极的玉玺制作耗时不会超过2月27日到8月3日之间的150多天，只允许就地取材用辽西阜新玛瑙加上素活手艺，打造了一枚“和氏璧传国玉玺”，目的就是为了后金统治变得正统化，为满人入关做准备。据说1924年11月，冯玉祥等人驱逐溥仪出紫禁城时，警察总监张壁和鹿钟磷等人曾在宫中追索传国玉玺，但始终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