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学研究纲领的内核与外延：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有效性的判断依据
　　“十月革命”胜利、社会主义苏联的成立以及二十世纪国际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均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列宁主义及其帝国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在列宁主义的指引下，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不仅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鼓舞和有力支持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对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独立及数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峙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列宁主义及其帝国主义论是正确而且成功的，质言之，这个理论体系“相当有效”。当然要判断一个理论体系是否“有效”不仅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而且往往需要通过一个较长时间进行检验。西方科学哲学中有关“范式”的理论为我们对列宁帝国主义论有效性问题作出判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参照。其核心观点认为，判断一个理论体系是否有效主要依赖于该理论“范式”内核的解释力，而非依赖其外围理论推演或中间保护层的“辅助假说”。托马斯·塞缪尔·库恩认为，科学理论的发展大都经历从“常规科学”——“科学革命”——“常规科学”的循环道路，“常规科学”即所谓的科学“范式”(paradigm)。科学家不会急于放弃自己原有的理论，相反，他们会调整原来的理论，进行扩展性探索。伊姆雷·拉卡托斯则在库恩的基础上更多地强调了科学理论系统的“层次性”、“稳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可调整变动性”和“发展性”。他认为，可以将科学理论系统整体看成是一个巨大的“研究纲领”，一切科学纲领都具有内在的“硬核”理论部分、中间保护层的“辅助假说”部分以及最外围的“实验证据”部分。当某一科学体系核心理论受到新的理论体系或“合理”的猜想挑战时，旧有理论保护带会发挥适应性改变以使得传统理论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对新的问题做出解释并试图兼容新出现的问题及理论，形成所谓“可反驳的变体”(refutable variants)。唯有如此，一个科学研究纲领才能够在有效的时间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并获得理论的稳定性。[2]56总之，科学发展史就是各种“范式”交锋、交替的过程，“科学史一直是，也应当是一部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或者也可以说是‘范式’)的历史，而不是，也不应当变成一连串的常规科学时期。”[2]84
　　科学哲学中的“范式”理论很好地启发我们正确对待列宁主义及其帝国主义理论。列宁主义虽然不是自然科学，但是其作为成熟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必然如拉卡托斯所描述的那样具有理论的核心层，高度弹性的中间辅助假说层以及最外围的实践保护层。任何伤害和动摇不了列宁主义核心理论部分的反驳注定是苍白无力的，其也必将遭受到质疑。我们认为，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核心是他对帝国主义本质和特征的分析，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其本质特征为“资本垄断”、“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博弈、对抗和战争”。资本垄断和殖民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国家间由于“利益矛盾”而出现的博弈、对抗前提下展开的，而帝国主义国家间博弈、对抗甚至战争以及“殖民主义”主要诉求又恰恰是为了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因此，判断列宁帝国主义论在“全球化”时代是否“过时”的基本依据是辨析其理论内核能否解释和分析当代全球化时期。不过，在怎样看待列宁主义及其帝国主义论问题上历来就弥漫着浓厚的经验主义，其仅仅根据一个历史时期所呈现出来的现象就匆匆作出判断，并且急于“一下子”就否定了列宁主义。殊不知，其所反驳和质疑的仅仅是一种表象或者仅仅是理论体系最外围的实践层。例如，人们往往仅根据全球化时期资本主义的强势反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低潮以及苏东剧变的历史事件就断定列宁帝国主义论断是荒谬与不可靠的。因为，帝国主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强大，帝国主义的结局似乎不是社会主义，而恰恰是全球化！哈特与奈格里合著的《帝国》中曾提出，由于“商业的专营权和保护性关税的出现，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区的出现，帝国主义正持续显示和加强它的有限的疆界，阻碍或引导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交流。……帝国主义极大地依赖着这些有限的疆界和内、外部的区分。帝国主义其实为资本创造了一个束缚——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一定程度上，帝国主义实践所造成的疆界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完全实现。”[3]230于是，此书得出结论，“列宁对帝国主义及其危机的分析直接引出了帝国的理论。……这就是暗含在他的作品中的选择：要么是世界共产主义的革命，要么就是帝国”[3]230。这个言论似乎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秉承一个客观立场为列宁“帝国主义即将为社会主义代替”的论断打圆场，然而，其实质则是考茨基“超帝国主义”遥远的历史回声，其试图否定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及关键性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及其政权的建立。

　　三、“全球化”视阈中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对抗、垄断资本以及“殖民主义”——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内核有效性”辨析
　　(一)“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与本质
　　关于列宁“帝国主义战争”观点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首先是战争爆发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内涵的“发展不平衡”。“从各国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来看，在1870-1913年期间，美国从23%上升为38%，德国从13%上升为16%，日本从近乎0上升到1%，而英国和法国却都下降了，前者从32%下降到14%，后者从10%下降到6%。……帝国主义国家经济上的发展不平衡，使它们在瓜分市场和殖民地上的矛盾更加尖锐。”[4]158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进行了一系列的双边战争，然而，这些战争似乎仍然不能解决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所难免。一战结束后，从“经济方面来看，帝国主义国家的发展不平衡，使德、意、日这样一些国家迫切要求按新的实力重新瓜分世界。1929年-1933年大危机的沉重打击，还使相对统一的、建立在金本位制基础上的国际金融体系瓦解了。……要打破这种严重的僵局，帝国主义国家只好兵戎相见，决一雌雄，然后按照战争的胜负来重新恢复国际经济相对稳定和相对统一的秩序。”[4]217今天，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不仅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且连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显得突出和棘手。在“发展不平衡”前提下，国家之间尤其是发达国家之间“利益矛盾”变得十分尖锐，相互间的博弈、摩擦、对抗不仅在全方位突显，而且频频升级，这都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
　　第二个问题是“帝国主义战争”实质反映了因为利益矛盾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永恒对抗。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不在于激烈的战斗和流血，而在于列强之间为了本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自始至终存在着“利益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博弈、对抗甚至最激烈的形式——战争。二战后至今，帝国主义国家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世界战争。究其原因，首先，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耗损了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有的国家甚至从此一度一蹶不振；其次，美国在二战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霸主，除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外别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实力与之相抗衡；再次，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世界格局变得多元。然而，我们却不能淡忘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及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永存的“利益矛盾”，以及或明或暗的博弈、对抗。我们不应该淡忘“冷战期间”美国曾经采取的“双重遏制”战略，即同时牵制共产主义和其盟国，而当苏联解体后，对盟国的牵制又理所当然地成为其中心任务。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帝国主义各国的国家政权和主权在逐渐强化而不是削弱，欧盟与美国各自的利益考量又始终处于紧张态势中。“冷战”结束后，美国更是致力于成为唯一的“全球控制型”超级大国，然而，无疑其诉求受到了强大的阻碍和挑战，除了广大“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外，还有欧洲各国、日本都不可能容忍美国“独大”的企图。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讨论，需要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理论前提与国家之间永存的“利益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博弈与抗衡层面进行观察和理解。暂时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及它们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问题放置一边，单从美国方面观察，其与别的国家爆发战争已经不再是一种推测了。因此，“利益矛盾”在当下“多元格局”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强化的双重作用下变得更为错综复杂与微妙，不应仅凭暂时与表面的“和平”就武断地指认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战争本质的认识已经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