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业新
提　要：本文从农事活动时节、物候和干湿状况三个方面对两汉时期的气候情状进行了历史学的再考察。认为：在冷暖变动方面，两汉时期的气温比其前的春秋时期气温要低；与今天相比较无大差异，仅有的区别在于具体的变动幅度上；前、后汉相比，西汉略冷，东汉稍暖，但其间有多次波动，东汉末年，气候急剧转冷。在干湿状况方面，该期具有若干干湿相间的显著特征。
　　关键词：历史自然学研究　气候　中国古代历史　西汉和东汉

二
在正式探讨两汉气候状况之前，应明确何谓气候及其构成要素有哪些，这是十分必要的前提工作。因为在以往的研究工作中，多偏重于气候的某一方面，特别是气温；且往往将西汉、东汉王朝作为两大时段来考察，而气候并非像人为机械地从政治的角度划分历史阶段那样，呈大段(或世纪、或王朝)整时的变迁。
　　气象专家指出：“所谓气候，应该理解为在一段较长时间阶段中大气的统计状态，它一般用气候要素的统计量表示。”“平均状态或统计状态是用气候要素(温度、降水等)的平均值或统计量来表现的。”“但是，这种统计量往往随着阶段的转移而发生明显的变化，这就是气候变化。”张家诚、林之光：《中国气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第1页。因此，考察历史时期的气候状况，必须将气候的两大基本要素——温度和降水列为考察范围，进行分阶段综合性的动态研究，而这恰恰是过去研究所忽略的。如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就明确地说：“气候因素的变迁极为复杂，必须选定一个因素作为指标。如雨量为气候的重要因素，但不适合于作度量气候变迁的指标。原因是在东亚季风区域内，雨量的变动常趋极端，非旱即涝；再则邻近两地雨量可以大不相同。相反地，温度的变迁微小，虽摄氏一度之差，亦可精密量出，在冬、春季节即能影响农作物的生长。”《竺可桢文集》，第476页。事实上，竺可桢先生考察历史气候时，并非完全如斯言，他在1925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一文中，就专以雨量的多寡来研究中国历史气候之变迁。参见《竺可桢文集》第58—68页。虽然竺先生以温度作为研究因子而力图真实地反映中国历史气候变迁，但事实上正因为研究因素单一，导致其研究结论不周全，他由温度变迁而得出的中国历史气候变迁的结论因此受到了后人的挑战。另外，由于历史年代较为久远，对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研究，仅凭一种研究方法难以窥见其真面貌。气候变迁历史的研究应采用多重的方法和手段，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立体的、综合的研究，才能得出较为科学的、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研究论断。一般地说，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对历史文献气候记载的研究方法、树木年轮方法、物候学方法、生物学方法、自然地理因子方法和同位素方法等等参见龚高法等编著《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方法》(科学出版社，1983年)。。两汉时期处于竺可桢先生所言的“物候时期”，因此，本文主要从气候两大基本因素——温度和干湿状况着手，运用历史文献中有关气候和物候的研究方法，对两汉时期的气候进行再考证。

(二)水稻、小麦、大豆的种植状况与两汉气候的变化
　　有学者为文认为，西汉时水稻为黄河流域的主要农产，而在武帝时，国家以行政力量大规模地推广冬小麦种植，“则暗示汉时关中是因气候变迁，出现了农耕生产由稻而麦的转换。”并据《　胜之书》等关于大豆种植技术、《后汉书》等文献关于军粮及灾荒年赈济粮中有大豆的记载，认为“‘备凶年’的大豆受到特殊重视，似乎可以看作西汉至东汉气候条件发生若干变化的例证之一。”《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对于此论，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首先，关中地区农业生产在汉时经“由稻而麦的转换”不尽符合历史事实。《史记·货殖列传》：“关中……膏壤沃野千里，……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何谓“五谷”?据郑玄注《周礼·天官》、赵岐注《孟子·滕文公上》、王逸注《楚辞·大招》等，主要有麻、黍、稷、麦、豆和稻等。据此，关中所“殖五谷”，稻乃其中之一种，并非以水稻生产为主，此其一。其二，关中地区乃至整个黄河流域水稻种植的前提或基础是该地发达的灌溉网络。据《汉书·沟洫志》等载，自武帝始，关中就陆续修筑了漕渠、龙首渠、六铺渠、白渠、灵轵渠等等，这些灌溉渠道的修建，使得水稻种植所需之水有了保障，如郑国、白二渠令关中农业用水受益无穷，京师所需禾黍仰其所供。但逮东汉末年及其后，“关中地区经军阀混战，水利工程遭到严重破坏，水稻生产受到影响”，然在十六国前秦时期由于郑白的重修，“使水稻生产有所恢复”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水稻生产并未从关中退出。据邹逸麟先生研究，汉唐时期关中乃至整个黄河流域的水稻生产兴衰，都与水利工程的修建与堙废有关，某个较短的历史阶段内水稻生产的变化，与气候冷暖变迁似无多大干系。
　　其次，西汉中后期以来重视和提倡关中种植麦与大豆，并非气候向寒冷变化的结果，而与人口压力，多发的灾害和麦、豆“保岁易为”、“备凶年”的作用等因素有关。西汉草创之初，为解决发展社会经济所需的劳动力问题，采取了诸如强制早婚、奖励生育、惩处不嫁、放黜宫女等刺激人口增长的措施，到文景之世时，举国人口基本上达到了战国时的数量，“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关中地区人口增长亦当较快；另一方面，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等考虑，汉初统治者还不断迁豪于关中，加之关东地区流民的不断涌入，“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史记·货殖列传》。，关中地区“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千人，为全国之冠”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3页。，到武帝时土地贵至“亩一金”《汉书·东方朔传》。。巨大的区域性人口压力，使得关中居民所仰之食捉襟见肘，国无蓄积，贾谊、晁错和董仲舒在上书汉帝时，都曾不同程度地言及西汉公私之积“犹可哀痛”的问题。
　　关中地区在西汉时又是旱、蝗等灾害多发区，据笔者统计，西汉建国至汉武帝时，全国共发生了百余次各类自然灾害，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发生在关中地区。灾害的多发，势必影响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粮食产量，供需矛盾突出。为解决人口增多带来的粮食供应不济以及抗灾、救灾、备灾，西汉政府一方面采取了诸如“弛山泽之禁”、让利与民等措施；另一方面，改变耕作方式和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种植麦、豆乃至稗，以及代田法的出现就是其具体表现。
　　据《汉书·食货志》，武帝时，董仲舒上书曰：“《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据颜师古注“宿麦，谓其苗经冬”，董仲舒所言当为冬小麦。实际上政府劝种冬小麦者，并非发轫于西汉，《礼记·月令》中就有这一方面的记载：“是月(仲秋之月——引者注)也，……乃劝种麦，毋或失时。其有失时，行罪无疑。”董仲舒上书称《春秋》重麦禾亦可明之。中国古代为什么要劝民种冬小麦呢?郑玄注《月令》说：“麦者，接绝续乏之谷，尤重之。”何谓“乏绝”?刘昭注《后汉书·百官志》引《礼记·月令》疏曰：“暂无曰乏，不续曰绝”。“乏绝”之际当在春夏青黄不接之时。孔颖达又曰：“前年秋谷，至夏绝尽，后年秋谷未登，麦此时熟，乃接续其乏绝。黍稷百谷不言‘劝’，麦独言‘劝’，是尤重之。”农学专家因此而指出：“单季分种冬麦，则给予作物生产增加了一层保障，因为冬麦是秋种夏收，既可以少受春旱影响，更可免夏涝之害。”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著《中国农学史(初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77页。又，《后汉书·安帝纪》载永初三年(109年)诏曰：“诏长吏案行在所，皆令种宿麦蔬食，务尽地力”。由此看来，西汉武帝及其后的政府提倡种植冬小麦，并非“与气候寒温的变化有关”，而是从冬小麦的种植、生长期无多大灾害而有较稳的收成，以及“接绝续乏”之作用、“尽地力”等而着眼的。另一方面，在《淮南子》之《时则》、《主术》中，就分别录有“劝种宿麦”和“宿麦”播种时间的专门记载，说明汉代种植冬小麦也决非始于武帝。
　　大豆的种植，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传说中的神农氏在上古教民种植的“百谷”中就有大豆。另据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黄河流域种植大豆亦较普遍。《春秋》定公元年：“冬十月，殒霜杀菽。”孔颖达疏：“菽者，大豆之苗。”《诗·小雅·小宛》：“中原有菽。”陈奂传疏：“菽，大豆之名。”《风·七月》：“七月亨葵及菽。”《战国策·韩策一》：“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民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其后的《吕氏春秋·审时》中又专门讨论了节气与大豆种植的关系，强调种植大豆切不可失时；汉初的《淮南子·地形》曰：“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闭也，寒水之所积也，……其地宜菽”。据《汉书·杨恽传》载，西汉宣帝时的杨恽在《报孙会宗书》中亦言：“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总而言之，黄河流域种植大豆自古至汉亦然，大豆之所以被列为“五谷”之一种，与大豆本身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所决定的较长的种植时间和收获有保障等有关。《胜之书》：“三月……有雨，高田可种大豆。土和无块，亩五升；土不和，则益之。种大豆，夏至后二十日尚可种。戴甲而生，不用深耕。”《四民月令》：二月“可种……大豆”，三月“桑椹赤，可种大豆，谓之上时”，四月“时雨降，可种……大、小豆，……美田欲稀，薄田欲稠。”正因为如此，人们把大豆和小麦一并视为救荒备灾粮食。《　胜之书》曰：“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谨计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田之本也。”所以，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强调“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颜师古注曰：“岁月有宜，及水旱之利也。种即五谷，谓黍、稷、麻、麦、豆也。”
　　两汉尤其是东汉时诸灾频繁，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而麦、豆或由于其耕作时节或由于其自身特质使然，具有较稳的收成，在两汉农作物产量及国家仓储中所占的比例份额似不小，在政府赈灾中起着较突出的作用。《后汉书·献帝纪》载，兴平元年(194年)，“三辅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七月——引者注)。……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经日而死者无降。”
　　综上而知，以黄河流域水稻、小麦和大豆的种植状况来说明两汉气候由西汉时温暖向东汉时寒冷的变迁，恰属梁启超先生所言“史料不具或不确”之列，因此，其论虽不能说是“无复史之可言”，然值得商榷则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