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时代与农业时代本来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社会情况。为什么总有人身处工业时代，然后死抱着农业时代的那些“温情脉脉的面纱”不放手呢？哪怕到了二十一世界，这种傻瓜依然层出不穷。这帮人基本上都自称“公共知识份子”，绝大多数都有一个特点，他们尊崇的不过是中国农业时代那种“读书人”的地位。认为自己认了些破字，读过几句酸文。就可以高高在上了，天生的应该享有权力了。这帮人多数推崇什么“民国范”。

所谓的“民国范”的民国，就是这种读过些书的“公共知识份子”在社会中居于高位的时代。这些21世纪推崇“民国范”的无一例外，都是些自认为读书人高人一等的家伙。

“小农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而进行的生产，而“工业化生产”是以“交易”为目的进行的生产。虽然小农经济也会养鸡、养鸭、养猪，那都是附带的。陈天华亲自搞起的这个饲养场是以生产出更多家禽和牲口为目的。而这些生产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些家禽和牲口卖了赚钱。在有足够销路之前，陈天华发现自己居然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了“产品积压”。好多“鸡鸭”根本吃不了。

消费型贷款一旦发放，放贷风险太大。而生产性贷款，只要能够保证物流，其实可以不用提供现金，而是用生产工具，以及别的方式提供信用贷款支持。更明白地说，“钱”只是用来衡量的一个标准，实际上只是账面上存在钱。实际当中，仅仅是物资的交接而已。

所谓战略，就是绝对不要按着对方的步调走，而是要对方跟着自己的步调走。这是斗争的基本策略之一，如果在自己擅长的步调上都不能击垮敌人，那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按照对方最不擅长的步调来走。

陈克对“后世”玩弄的“德先生，赛先生”之争十分厌恶。他一直认为那不过是那群只懂得空谈的无聊读书人玩的一个游戏。新中国的历史证明了一件事，必须让知识进入广大人民大众里头，然后最大限度的压制，甚至消灭旧有的“文化阶层”，然后用广大来自于人民当中的新的“有知识的劳动者”彻底替代掉旧有文化阶层。
读书人不该是一种身份，在陈克看来，这个世界上只该存在一种人，劳动者。而劳动者是没有贵贱高低之分的，他们只有职业的不同，没有身份的不同。在这点上，陈克并不想对任何人做出妥协。

马克思理论体系几大支点就是现代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知识。这些知识实际上是如何看待世界的角度与立场。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听课，做作业，参加考试，中国应试教育体系在这样漫长的过程当中，早就通过各种手段把这些世界观缓慢但是有效的灌输给了新中国的青年们。即便是那些长大之后还去信“神创论”的二货，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未必真的从理论上反对进化论的。

情报战，或者说说瞎话的高明之处在于，一定要让整体的事情符合逻辑。例如“这个人三天没吃饭”“这个人走不动路了”。其实被一些“怪人”来看，这两件事根本没有联系。但是常人听了这样的两句话之后，自然而然的觉得这两句话前后逻辑通畅。大家根据自己的逻辑习惯认为，“这个人三天没吃饭，饿的走不动路了。”
诚然，这个逻辑毫无问题。唯一的问题就在于，实际上这两句话根本没有关系，说话者仅仅是在暗示这样的逻辑关系。
通过选择性的介绍具体发生过的事情，加上对常理的操作暗示，就能够有效的达成一篇很有说服力的“事实介绍”出来。而这种“事实”和“真实”有可能完全是黑白颠倒的。

如果一个组织没有一个真正的纲领，固然可以取得无数次的胜利，但是一次失败就能覆灭。

陈克最担心的就是在革命理念深入人心前发生那致命的一次失败。革命理念的灌水和培养需要太长的时间与努力。党当年没有两万五千里长征，怎么可能打造出数万完全忠诚坚定的骨干呢？能走两万多里而没有溃散，始终保持了组织和纪律的军队，人人都是无双国士。数万这种国士们集结在一面旗帜下，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但是陈克不可能让自己的队伍去经历这样的淘汰。因为现在遇到这种压力，革命注定要失败的。

让我们学习一下英国著名学者W.C.丹皮尔教授的教导：“罗马人似乎只是为了完成医学、农业、建筑或工程方面的实际工作，才对科学关心。他们只用知识之流，而不培其源----为学术而学术的源泉，结果，不到几代，源与流就一起枯竭了。除了3世纪后半叶亚历山大里亚的第奥放达斯是希腊最伟大的代数学（注：西方历史学家早就发现：代数学是从中国传到波斯的，而亚历山大里亚属于波斯地盘）著作家以外，没有一个第一流的人物。在罗马帝国头300年间，罗马法的伟大成就登峰造极，但是，罗马政权还没有衰微，科学就显然已经和哲学思想的其他部门一起差不多停滞不前了。知识没有进步，人们唯一的工作只是写些注释和撮要，主要是希腊哲学家的注释和撮要。”请记住：丹皮尔教授是一位典型的持欧洲中心论的西方专家，他为什么如此谦虚呢？